疾病：蚊蝇、旅行与探险的历史影响

在开拓地球每个角落的过程中，人类遇到并克服了一些极其可怕的危险。西班牙征服者乘小船经历长途海上跋涉，来到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陌生地域。在北美广袤乏味的平原和高耸的山地，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土著部落，这挡不住那些坐大篷车从大西洋岸向太平洋岸进发的拓荒者。地理上的障碍可以克服，甚至是人类最凶猛的敌人或是最好斗的食肉动物，在射击准确的火枪面前也显得一无所能。

差不多一直到19世纪末，对人类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巨大动物而是微小生物。在湿热沼泽地繁衍的蚊子以及在非洲草原和森林孳生的萃萃蝇，都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这些生物本身并不构成危险，但它们唾液中携带了更小的有机体：引起疟疾的微小寄生物、黄热病病毒和导致昏睡病的锥体虫。热带的炎热、潮湿和尘污给病菌提供了理想的生存条件。

在前面第一章，我们已简要提到疟疾对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在罗马征服并移居非洲地中海沿海地区时，希腊与埃及已有交往，可能正是通过这个途径，疟疾传到了欧洲。毋庸置疑，疟疾起源于非洲。实际上，疟疾是最危险、传播范围最广的非洲疾病。它是由一种叫“疟原虫”的微小原生动物引起的。“疟原虫”有好几种，“三日疟原虫”或“间日疟原虫”在欧洲和美洲更为普遍，而“恶性疟原虫”则是常见于非洲的寄生物。一个欧洲人即使对“间日疟原虫”引起的疟疾有了抵抗力，他仍然会感染“恶性疟原虫”引起的疟疾。

这种寄生物有一个复杂的生活史，它在人的血液中进行无性繁殖，而在蚊子体内进行有性繁殖，完成其生长周期。简而言之，疟原虫是通过雌性按蚊的叮咬进入人体的，先寄居在红血球内，靠吞噬血红蛋白为生，而后胀破细胞壁，再释放出消化血红蛋白产生的毒素。

这些毒素导致疟疾的典型特征出现：寒战期、发热期和出汗期。疟疾最初的症状出现在被蚊子叮咬两周以后，发病时间根据人体受叮咬注入的疟原虫数目的不同而稍有变化。在“孵化期”疟原虫迅速分裂，达到足以影响患者健康的数目——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几百个。它侵入一个红血球需要的时间在48—72小时之间，生长起来后布满其间，再分裂为6个或12个新个体，并胀破细胞壁，释放出毒素。

由一只蚊子叮咬注入的所有疟原虫都处于同样的发育阶段，遵循非常严格的生长时间表，因而疟疾发病都按正常的时间间隔发作。因为这个原因，一种疟疾称为“间日疟”，说明它每48小时发作一次，那就是第一天、第三天、第五天发作，以此类推。“三日疟”每72小时发作一次（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发作），是由一种类似的疟原虫引起的，这种疟原虫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最主要的非洲型疟疾被称为“亚间日疟”或“每日疟”，是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其发病几乎不间断，因而特别凶险。这种病常会使人迅速死亡，但假如在第一次发作时没死，病人又被疟原虫定期重新注入，那么后来的发病就与受凉、轻微发热没有什么不同。

间日疟、三日疟不治疗很少会自愈，而是成为慢性病，逐渐使患者身体虚弱，让他们对其他病的抵抗力下降。造成病人体质长期虚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疟原虫破坏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引起贫血，而含铁的血红素主要功能就是把氧气运到身体各部位。所以，假如疟疾大规模地袭扰一个社区，那里居民的活力就会衰退。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旅行家在去像庞廷沼泽这样疟疾横行的地区后，都会谈到当地居民的虚弱和他们过着的污秽生活。

克伦威尔

17世纪疟疾传播的范围最广，很少有国家能不受传染。奥利弗·克伦威尔生于英格兰的芬兰（Fenland）沼泽区，一生受疟疾困扰，1658年9月3日死于“间日疟”。验尸报告表明，他的脾脏已“完全病变，里面全是像油渣一样的东西”，这是疟疾晚期极为常见的情况。脾脏肿大，可能会因一次很小的事故破裂或者本身就自发地出血。血块被感染形成脓肿，导致病人死于毒血症。直到1840年，疟疾在英格兰还很常见，此后发病率急剧下降，到1860年除肯特海岸的谢佩岛外就难觅其踪影。一位现在的作家在翻阅他所在医院的旧病历时发现了一个病人的情况，这人从没出过国，却在1874年得了疟疾。他住在普拉姆斯泰德沼泽，这是邻近泰晤士河的一块水洼地，隔河与伦敦码头相望。这提醒我们，即使在没有疟疾的国家也能发现按蚊，如果碰巧带进了疟原虫，就有可能传染给他人。

直到17世纪，医生还是用对热病同样的方式治疗疟疾。许多医生只知道两种热病，“间歇热病”和“持续热病”，这种分类有时会造成灾难。用泻药清肠、节食和放血是普遍采用的疗法，这些方法肯定是加速断送了许多因疟疾而贫血的不幸者的性命。1632年，西班牙人从秘鲁带回一种有奇特疗效的树皮。这种被大家称为“树皮”的东西还有一段奇妙的故事。

多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被称为金鸡纳的树皮得名于秘鲁总督的妻子钦琼伯爵夫人，她服用这种当地药物的浸液治好了一种顽固的热病。作为感恩，她向利马市民免费分发这种药，也正是她把原物随身带回了西班牙。不过真相不会有这么浪漫。秘鲁的印第安人给一种树取名为“奎纳—奎纳”，意思是“树皮的皮”，这种树生出一种被称为“秘鲁香脂”的树胶。这种树胶成为欧洲风行一时的药，以致药房都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就将包括金鸡纳树在内的其他树皮树胶提取物掺杂在一起。结果金鸡纳合剂特别有效，成为处方中最常用的药。医生逐渐意识到，不是夸大疗效的“秘鲁香脂”而是掺和的金鸡纳有助于治疗热病。1820年，两位法国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卡文图，从金鸡纳树皮里提取了活性生物碱，但他们误将其取名为奎宁，因为这个名字来自美洲印第安人制作“秘鲁香脂”的树皮“奎纳—奎纳”。

奎宁对疟原虫有致命的杀伤力，可以用来治疗这种流行病。如果定期服用以保持其在血液中的含量，就足以杀死疟原虫，因而奎宁对预防疟疾很有效。这种药或许是根据经验有效治病的经典范例。没有人知道病因以及治疗为何有效，但它确实有效。奎宁是味苦药，要想服下足以杀死疟原虫的剂量就会有副作用，像呕吐、头痛、出疹子，影响视力和听觉。许多定期服奎宁的人都饱受严重的耳鸣之苦，他们感觉“耳朵里有歌声”，甚至会接近完全耳聋。一种较好且更现代化的药是金鸡纳生物碱的衍生物氯奎。就在“二战”前不久，一种全新的药物盐酸化合物阿的平问世，它被发现在做预防剂和遏抑剂时特别有效（这就是说，它虽不能治愈病情恶化的病人，但却能遏止最严重的病症）。在缅甸和新几内亚战役中，阿的平的效果非常显著，并且还铲除了最致命的一种疟疾黑尿热。阿的平也有让人讨厌的副作用，它不仅会把人全身的皮肤变黄，而且还会引起呕吐，有时造成大脑皮层兴奋。更新的两种药，乙胺嘧啶和磺胺类药，单剂服用，可用来预防疟原虫。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疟疾病例，这要归因于那些忽视防疫的归国士兵。在没有疟原虫的国家也会出现一些零星病例，原因在于那些去疟疾流行地区的旅行者认为，在当地逗留几天没有必要那么小心谨慎。我们在结论部分还要谈到，因为出现了不断增加的抗药性这些因素，近来对疟疾的治疗受到阻碍。

许多年来，人们都将疟疾尤其是毒性强的非洲型疟疾与黄热病混淆。黄热病经常被称为“黄旗”（Yellow Jack），因为对船进行检疫通常是为了预防这种病，这时船上必须升起一面黄旗。引起黄热病的病毒以另一种蚊子埃及按蚊为宿主，在蚊子吮血时进入人体。这种病令人痛苦，症状危险，发高热，出黄疸，呕吐，还有难以止住的腹泻、尿潴留和极度疲劳。病人得病一次就有终生免疫力。因此，在黄热病局部流行地区，相当多的人都有免疫力，就像麻疹一样，母体的抵抗力会传给没得过病的孩子。所以，在传到从没有经历过这种病的社区，黄热病最为危险。18、19世纪往返于非洲和美洲之间的水手特别害怕黄热病，在没有传染过这种病的船上，只要有一个病例就会毁了船上所有的人。

黄热病的原发地还没有确定。有一种传言，埃及按蚊喜欢在船上的水桶里孳生，这有可能是真的。这一说法解释了这种病广泛分布的原因：蚊子可以乘船从非洲来到西印度群岛。有些流行病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这种病起源于西印度群岛，被带到了非洲西海岸。他们看法的依据是，最早详细记载这一疫病暴发是在1647年的巴巴多斯、瓜德罗普和尤卡坦。在长时期内，人们相信这种病是在1778年的埃及爆发的，对此塞内加尔圣路易的J.P.肖特留下了记录。晚些时候人们又发现，牙买加金斯敦的一位医生约翰·威廉姆斯也描述了在西印度群岛黄热病的流行。他写道：“人们认为这次热病是一次地方疾病，我不这么看，因为我已经在非洲沿海见过这种病，并听说远行迦太基时，贝宁河流域有一种胆热病或叫黄热病比这里的病厉害得多。人一旦得了这种热病不到24小时就死了。”约翰·威廉姆斯在航行于几内亚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奴隶船“几内亚人”号上当医生。他自己在非洲的年份已弄不清楚，但远行迦太基是在1740—1741年，比设想中在非洲的第一次流行早了差不多40年。

威廉姆斯试图将黄热病与疟疾区分开。他大概是行医者中第一个懂得两者区别的人，这得益于他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两地的经历。在西非当地流行的重症疟疾常被与致命的黑尿热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可能使存在于非洲沿海地区真正的黄热病不为人注意。威廉姆斯的看法在牙买加遭到许多人反对。反对的意见是这样强烈，以致一位主要的批评者帕克·班内特医生向他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结果两人在决斗中都死了。

不管黄热病是起源于非洲还是美洲，在17、18和19世纪，它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一种常见病，在美洲东海岸流行得特别猛烈，向北远至哈里法克斯、新斯科舍。1861年新斯科舍经历了一次大流行。17世纪末纽约就有黄热病，一百年后的1793年，费城也遭受一场病灾，恐怖程度肯定可与黑死病那场天灾相比。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在4月至9月死亡。人们精神极为沮丧。霍华德·W.哈格德在他的《病魔、药物和医生》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段出自一位疾病目击者的评论：

事情发展到这样不幸的阶段，人们都陷入极度绝望。对眼前出现的骇人听闻的场景，我们不会感到吃惊，这似乎表明社会纽带中最亲近、最可贵的联系已经完全解体。谁能无动于衷地想到：一个丈夫会抛弃相伴他已有20年、痛苦垂危的妻子；一个妻子会不动感情地离开她在临终病床上的丈夫；父母毫无怜惜地丢掉他们唯一的孩子；孩子忘恩负义地不过问父母，不问候父母的健康或安全，让他们听从命运安排。

在这个暗淡的故事中也有一个亮点，这就是曾被人称为“美国外科之父”的菲利普·萨因·菲齐克的举动。菲齐克曾离开美国去伦敦，师从名医约翰·亨特学习，亨特要他做自己的助手，但他却选择了回国。当瘟疫流行时他只有25岁，正在费城行医。菲齐克尽心竭力照顾病人，直到自己也得了病。虽然他后来康复了，但精力大不如从前。后来，他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宾州大学的教授。

像战胜其他主要传染病所做的努力一样，人类对疟疾和黄热病所做的斗争在旅行史上有重大意义，因而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地述说一下这段故事。1857年，法国里尔大学的化学教授路易·巴斯德研究了发酵问题，他得出结论，发酵的原因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是瘴气造成的，而是飘浮在空气中的一种极小的微粒造成的。他认为这些微粒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生命并能繁殖。1864年4月7日，巴斯德在索邦演讲，他向听众展示一烧瓶经过消毒并密封了几个月的牛奶，他还给这些微粒起了名字：

我等待，我观察，我质疑，请求它为我重新开始那造物的美妙场景。但自从这些实验在几年前开始以来，它一直毫无动静，毫无动静。它毫无动静是因为我将它与人类唯一不能生产的东西隔开来了，与飘浮在空气中的细菌隔开，与生命隔开，因为生命是一个细菌，细菌也就是生命。

发现微生物病原体的法国人巴斯德

就这样产生了细菌学说，不是用来解释生病的原因，而是被错用来解释生命的起源。约瑟夫·李斯特在他当酒商父亲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显微镜，弄清了是微生物的存在促成了发酵。他将巴斯德的理论用来预防手术脓毒症，1865年8月12日，他在给病人包扎伤口时首次试用了天然的石碳酸来除臭。当时，有很多人认为细菌不是疾病的原因而是其产物。早在1849年，弗朗兹·波兰德就在显微镜下看到导致炭疽热的杆菌，但波兰德不了解他发现了什么。1876年，罗伯特·科赫成功地分离出了这种杆菌，并将其放在培养基中生长。路易·巴斯德1877年初在不了解科赫所做工作的情况下开始研究炭疽热，那时这种病在法国的牛群中特别流行。他通过实验发现杆菌在尿液中会快速繁殖。他从一头受感染的牛体内抽出一滴血，混入50毫升经过消毒的试管尿液中。他先让这一培养物生长，再从中取出一滴与另外50毫升消过毒的尿液混在一起。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下去，他就得到大约十亿分之一原有血样的稀释物。这时血样已觉察不到，但尿液中充满了炭疽热杆菌。巴斯德发现，只要对一头温血动物注射一滴这种稀释后的尿液，它就会得炭疽热死去，就像向它注射了一滴被炭疽热感染的牛血的效果一样。

罗伯特·科赫扩展了他的研究范围。1878年，他确定了六种引起外科手术感染的细菌，并证明这六种细菌经过几代生长后仍能致病。他的培养基或多或少会受外来微生物感染，但在1881年，他通过移植经几代筛选的菌落成功地制作出了纯净的培养物，他让菌落在覆盖着骨胶、肉汁这些培养基并隔绝空气的玻璃片上生长。1882年，他得出了可能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发现了导致结核病的杆菌。在同一份报告中，他记下了制约细菌和疾病之间关系的几条原则：

·在每个病例中都能发现微生物。

·在宿主体外肯定能通过几代纯净培养物得到微生物。

·经过隔离和数代培养的微生物肯定能使易感动物再得原有的病。

这些就是人们所说的“科赫假设”。这些假设最终证明，某种特定的疾病是由特定的微生物引起的。

巴斯德、科赫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使得能够发现得病的细微原因，但传播途径还有待考察。1877年，当时在香港的帕特里克·曼森爵士展示了“丝虫”的幼虫卵，“丝虫”是导致象皮肿的病因，夜间由库蚊在吸人血时吸入丝虫卵，然后在蚊子体内发育，再在蚊子叮咬另一个人时传播出去。曼森的理论一直无人相信，但在1881年古巴的卡洛斯·芬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黄热病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不过他提不出任何支持他观点的证据。1880年，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军医阿方索·拉韦朗用显微镜看到了被感染病人红血球中的疟原虫。意大利人卡米洛·戈尔基也看到了疟原虫，他还注意到间日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的区别。

1894年，在伦敦工作的曼森遇到了在英印军队休假回国的年轻军医罗纳德·罗斯，并向他展示了拉韦朗在一张血液涂片上发现的疟原虫。曼森告诉罗斯，他相信疟原虫在“一些吮吸昆虫”体内生长，就像丝虫卵在库蚊体内孵化一样。回到印度后，罗斯开始着手一项长时间的调查，最后在1897年8月20日（此后他把这一天称为“蚊子日”）发现了按蚊胃里的疟原虫。他的发现在第二年被罗马的吉奥瓦尼·格莱西证实，后者还证明雌性按蚊是唯一能传播疟疾的蚊子。由此逐渐弄清了疟原虫的生命周期。1900年，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被从意大利带到伦敦，它们先咬了罗斯的儿子，他得了疟疾。有一项对比实验也同样很成功，罗斯的三名助手在一个专门防蚊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虽然外面是疟疾流行的罗马平原，但他们没有染上疟疾。

这些发现使人们对卡洛斯·芬莱认为黄热病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这一未经证实的理论产生了兴趣。沃尔特·里德也是一名军医，他曾在巴尔的摩著名的病理学家威廉·韦尔奇指导下学习。1900年，里德与两位来自巴尔的摩的助手詹姆斯·卡洛尔和杰西·拉齐尔一起，在哈瓦那加入了卡洛斯·芬莱的工作，组织了一个黄热病委员会。拉齐尔和卡洛尔让伊蚊叮咬自己，结果都得了黄热病。拉齐尔几天后就死了，卡洛尔在得了一场重病后复原。沃尔特·里德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他在证明蚊子与黄热病之间的关系后，还提出了控制措施，要在三个月内使哈瓦那摆脱这种病。不过，直到1928年人们才分离出致病病毒。里德1902年去世，他在哈瓦那的工作由威廉·克劳福德·戈尔加斯接替，此人以前在得克萨斯当军医时曾得过黄热病。在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戈尔加斯上校曾领导过一场引人注目的针对疟疾和黄热病的战役。

假如疾病阻碍了人类的旅行，而战胜疾病显然就消除了这一障碍，这体现在在疾病肆虐地带开挖巴拿马运河先失败后又成功的历程之中。以前，要想从欧洲到达太平洋，只能绕过南美洲顶端的合恩角经过漫长而极为危险的航程。1879年，设计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斐迪南·雷塞普开始考察穿越狭窄的巴拿马地峡开凿一条运河的可行性，路线依照一条已建成的铁路线规划。据说铁轨上每根枕木都有一个劳工死去。雷塞普预计运河完工大约需要八年。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一些财政麻烦，但工人中可怕的得病率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蚊子聚集在运河必经的贮水湖泊和沼泽里。工人因各种原因死亡率达到176‰。雷塞普在1889年5月放弃了他的计划。以后工程中断了18年，在巴拿马修运河的设想一度被放弃，人们打算通过尼加拉瓜修一条更长的运河。

1904年，美国开始对重开巴拿马运河航线感兴趣，并任命威廉·戈尔加斯负责有关健康的事务。哈瓦那的沃尔特·里德采用的预防措施之一就是把所有黄热病人隔离在蚊子飞不进的房间里。这种做法加上积极的灭蚊，是有理由获得成功的。戈尔加斯这时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但遭到当局的顽固反对，当局认识不到是蚊子而不是肮脏导致了疟疾和黄热病。(www.xing528.com)

巴拿马运河挖掘工地

经过持续了差不多长达一年的艰苦努力，他最终说服了美国政府管理的运河委员会同意按照哈瓦那提出的办法行事。他大规模地组织卫生队对蚊子发动强攻。为工人和官员建造专门的住房，所有这些房子都用优质铜纱网围起来。只要有可能，死水水塘被抽干填满。用除草剂喷洒淤塞渠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使流水更畅，而且还摧毁了成蚊的栖息地。在排水不畅的情况下，定期向水面喷洒煤油以杀死孑孓。1907年运河挖掘重新开始，这时黄热病已被战胜，最后一个病例出现在1906年，疟疾的发病率也大幅度下降。1913年11月17日，第一艘船通过巴拿马运河，1914年8月运河完全通航。“官方的”开通仪式安排在1915年1月1日，但因为在前一年10月地层塌陷而不得不推迟，由于“一战”的缘故一直到1920年才举行。到1913年，从事这项工程的工人因各种原因的死亡率降至仅有6‰，而同时期美国正常的死亡率为14‰，伦敦为15‰。通过努力取得这一巨大成功的戈尔加斯上校在“一战”中组织了美军的医疗服务。

各种通过蚊蝇和水传播的疾病阻碍了对非洲的探险，疾病使探险者虚弱疲惫，一直无法进入遥远的腹地。白人不固定地在沿海地区活动。詹姆斯·林德，人们之所以记住这位海军军医是因为他用柠檬汁预防船上的坏血病，他相信内陆高原肯定为欧洲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人们对到达中央高原的实际困难并不知情，也没有疑虑。河里满是蚊子；沿途都会得痢疾和其他肠道病；被荆棘和其他东西刺破的伤口溃烂难以愈合。可怕的锥体虫让人得昏睡病，让马染上致命的锥虫病。锥体虫寄宿在萃萃蝇体内，这或许是最关键的因素。由于这一原因，在赤道非洲马不能用作运输，而在同一纬度的热带，马在不同环境的中美洲长得很强壮。在赤道非洲，所有穿越国界的旅行不得不靠步行，货物要靠当地人用头顶着运送。

在400年中，不畏艰苦的人们一直在尝试这毫无希望的旅程。1569年，一队葡萄牙殖民者从沿海平原骑马登程，在赞比西河中下游探险，然后又向内地进发去寻找黄金。很久以后有消息传来，所有马匹都死了，人生了病，还遭到敌对部落攻击。18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名叫芒戈·帕克的苏格兰外科医生决心去寻找尼日尔河源头。在失败了一次后，他又再次尝试。1805年4月28日，他与一支45个欧洲人组成的队伍一起出发，这些人中有科学家、士兵、4个木匠和2名水手。在穿越疫区跋涉了500多英里后，他终于在8月19日到达尼日尔河。这时全队人都得了痢疾发热，到11月11日除4人外所有人都死了。帕克和可能是另一唯一幸存的白人马丁上尉造了一条独木舟，他们试图乘船在河上以保障安全。他在与剩下的人奋力渡过激流时可能淹死了，也可能被敌对的土著杀死。有个土著仆人逃生，五年后讲了这个故事。一些遗物被发现，但帕克的日记一直没有找到。

1816年，皇家海军的詹姆斯·塔基船长试图探航刚果河。他把船开到急流处上岸，随他上岸的一队人中有一两个科学助手。他们发现那里气候“宜人，气温很少超过华氏76度或低于60度，雨量稀少，空气干燥”。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整个探险队还是遭到一种重症“间歇热病”的袭击，病人呕吐咖啡状物，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得了非洲型的恶性疟疾。14人死于途中，另外4人死于上船以后。欧洲人总的死亡率在37%，死者中包括塔基船长和科学家。

1832年，麦格雷戈·莱尔德少校带两艘船“阔拉”号和“阿尔巴肯”号去探险，他打算探测尼日尔河三角洲，然后溯河而上。10月18日，他们进入一条支流贝努埃河。到11月12日，几乎所有船员都生病发烧，两天后只有一个欧洲人还能值勤。1833年8月，当“阔拉”号回到海上时，只有5个欧洲人活了下来。11月“阿尔巴肯”号返航，船上19个欧洲人中死了15人。

乘坐汽船旅行也同样失败。1841年，H.D.特洛特船长领导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远征，远征队中有145个欧洲白人、25个在英国招募的非欧洲人和133个在塞拉利昂招募的非洲人。他们乘三艘铁制蒸汽船“阿尔伯特”号、“威尔伯福斯”号和“伦敦”号航行。8月26日，汽船到达尼日尔河距海100英里的地方。9月初热病爆发，“整个远征队瘫痪”。他们又前进了一些，但疾病传播使得“威尔伯福斯”号和“伦敦”号在9月19日开回海岸，船上搭载着他们两艘船和“阿尔伯特”号上的病人。“阿尔伯特”号又向前行驶了一段，10月4日被迫返航，10天后到达海岸，总共在河上停留了9个星期。在145个欧洲人中有130人得病，50人死亡。11个从英国来的非欧洲人得了病，但全部康复。从塞拉利昂招募的133个非洲人没人得病。与以往的多次探险一样，这些探险也是灾难性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非洲内陆不为人所知。

我们现在知道，疟疾流行区的许多非洲人都有一种叫做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基因缺陷。疟原虫不能在这样单薄的镰状红血球内生长，因此这些人虽然贫血却对疟疾有免疫力。与非洲人能免疫相比，欧洲人却易于感染“热病”，这让医生感到困惑。他们提出许多理论来解释当地人为什么有免疫力：也许上帝有意这样安排以便让非洲人能生活太平，也可能他们不得热病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欧洲人奢华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种容易被人接受的理论认为，非洲人有更强的排汗功能，因而能更好地排除“污秽恶臭气体”，正是这些气体使欧洲人在炎热气候中中毒。

许多医学权威认为，非洲人的身体构造一定有所不同。他们为种族主义创造了一种伪科学至少是伪医学的理论基础。在热带气候条件下，非洲人可以干体力活而不生病，而白人则不可避免要生病。所以，白人要做的是指挥和管理，让当地居民去干重活。这些荒谬的观念导致了白人对黑人的极端不公和不执行好的政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初期阶段热带医学主要着眼于要避开“白人的坟墓”，而不是去关注当地人所受的痛苦。

在四个世纪中，欧洲人对热带非洲的海岸已开发殆尽。由于无法向内陆渗透，他们就与当地酋长和阿拉伯商人签订条约，由这些人搜寻未知的内陆社区，征服这些社区，把当地的幸存者带到沿海地区来。白人急于用少量劣质商品来买这些俘虏，把他们头挨着脚装进肮脏的帆船舱里，将那些经过海上航行到达布里斯托尔或是穿越大西洋活下来的人卖掉，价格是他们在非洲付款的一百倍。有些奴隶尤其是18世纪的男孩被富户人家买下当奴仆，他们或许能过上一种比本土好得多的生活。更多的奴隶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和北美南方州的棉花地里干活，他们的命运要依主人是仁慈还是残忍而定，主人只向他们提供很少的食物和简陋的住处。他们经常被当做动物一样看待，这些奴隶的怨愤一直延续到奴隶被解放之后，甚至直到今天还留存在他们后代的记忆之中。

在非洲的游历，对疾病更多的了解以及大剂量服用奎宁，使白人探险家在19世纪后期能更进一步深入非洲。但昏睡病这种致命传染病仍在困扰非洲当地人，也对欧洲移民有所困扰。昏睡病是一种属于锥虫类的微寄生虫引起的，这种微寄生虫由舌蝇属的萃萃蝇传播，锥体虫在非洲不同地区有许多变种。另外还有一种名为“恰加斯病”（Chagas’s Disease，以发现该病病因的巴西医生的姓命名——译者按）的锥虫病，由虱子传播，只出现在巴西和委内瑞拉。

非洲锥虫病的分布范围广泛，大致分布于西北沿海的冈比亚河至东南沿海的林波波河之间，因而囊括了整个非洲的中央高原和全部赤道非洲。影响人类的有两类昏睡病，分布在西非、中非的冈比亚型和出现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罗得西亚型。这两种类型由两种不同的萃萃蝇传播，它们在不同的地方栖息。传播冈比亚型的萃萃蝇在阴暗、潮湿处繁衍，而传播罗得西亚型的萃萃蝇则生活在空旷、灌木生长的乡野。这两类栖息地意味着，在中非没有地方能逃脱这两类病中的某一种，因为第一种病流行于潮湿的森林地区，第二种病流行于干旱的草原。

萃萃蝇的叮咬就像被烧红的针刺一般，通常部位都是耳朵或脖子后面的娇嫩皮肤。被叮咬的部位先肿起来，然后消退，如同被一只普通马蜂叮咬。假如这只萃萃蝇带有锥体虫，被叮咬处会在约十天后再次肿胀、疼痛。这种肿胀有时也称为下疳，与梅毒引起的下疳类似。锥体虫在两三个星期内侵入病人血液，通常这时病程就开始了。临床病症依类别有所不同。

冈比亚型病程较长，更为常见。病人无规律地发低烧，淋巴结尤其是颈后淋巴结肿大，摸上去有独特的橡皮质感。此后发热时间更长，通常长达一个星期，肝脾肿大。几个月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影响，病人抱怨头疼得厉害，行为也不太理智，感觉极为困倦，不时会发无名火，有时有暴力行为。最典型的症状是正常睡眠规律颠倒，夜里失眠，白天嗜睡，发展下去就会四肢颤抖、麻痹，没有胃口，逐渐消瘦到只剩下皮包骨头。病人渐渐陷入昏迷状态，直至死亡。

罗得西亚型病情要严重得多。病人热度更高，而且发热是持续性的而非间断性的，在被叮咬后几周就病得很重，还因高热对心脏的直接影响，病人常会很快死亡。如果不是这样，病程的最后阶段就会像冈比亚型，四肢颤抖，嗜睡逐渐加深直至昏迷。

昏睡病无疑起源于古代非洲，但对它最早、最典型的描述却来自古巴。1803年，在西印度群岛工作的英国医生T.M.温特博特姆在从西非沿海运来的奴隶身上观察到了这种奇怪的病。这些奴隶在横渡大西洋的长途旅程中一定已表现出初期的病症。现在，人们还因他提出的“温特博特姆症”记起这位医生，这种病的具体症状是颈后淋巴结长时间肿胀并有奇特的橡皮质感。伟大的传教士探险家大卫·利文斯敦1857年对萃萃蝇有一番描述，他说牛马死于萃萃蝇的叮咬。利文斯敦用砷制剂治疗患有“锥虫病”或种马病的马匹。因为病因不清楚，他的治疗方法肯定是从经验中得出的，但即使是在锥体虫已被确认后，含砷制剂仍是不错的首选药物。

萃萃蝇喜欢在乡村地带聚居而不是随处传播。这是非洲土著而不是欧洲人发现的。19世纪末，昏睡病在土著居民中流行得更频繁，这是因为白人开辟了新的商路，原来几乎是静态的赤道地区人员来往增加，生态遭到破坏。同时牛马得锥虫病的也相应增加。锥虫病的流行限制了牲畜的活动。1894年，英国陆军医务官大卫·布鲁斯爵士抵达纳塔尔调查这一问题，他的妻子随行，后来还积极协助他工作。他们检查了所有送来的受感染牛马的血样，发现了被称为“布鲁斯锥体虫”的寄生物。布鲁斯还表明，这种寄生物是通过萃萃蝇的叮咬传给动物的，这就证实并扩展了利文斯敦在1857年观察的结果。

1901年，在冈比亚工作的医生约瑟夫·埃弗里特·达顿在昏睡病病人的血液中发现了锥体虫，给它起名为“冈比亚锥体虫”。第二年，他的去世过早地结束了调查工作，去世前他正在研究另一种由昆虫传播的疾病——刚果河流域的回归热。1903年，一场昏睡病大流行使乌干达死了很多人。大卫·布鲁斯和妻子与一队人前去调查，队伍中包括意大利著名的热带病专家阿尔多·卡斯太拉尼。卡斯太拉尼对神经系统症状特别感兴趣，例如颤抖、麻痹交替出现的狂暴和困倦。他检查了病人的脑脊液，脑脊液存在于包裹大脑和脊髓的两层膜之间，他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微小寄生物。布鲁斯在得知这一发现后，把注意力转向昏睡病患者的血液，在病人血液里发现了类似的寄生物，与他从得锥虫病的牛血液中发现的锥体虫一样。所有的谜都解开了，布鲁斯明白无误地表明，动物的锥虫病和人的昏睡病都是由萃萃蝇所带的锥体虫引起的。他建议通过限制受感染人和牛的活动以及灭蝇来控制疾病蔓延。

不幸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控制冈比亚型锥体虫相对较为简单，因为这种传病蝇不常见，它们只在潮湿阴暗的地方生长。清除湿热河岸的草木就毁掉了它们的孳生地，很快就能减少其数量。但传播罗得西亚型锥体虫的萃萃蝇来自长满灌木的干旱草原。受锥体虫感染的家畜死亡率很高，限制了肉、奶的产量。这是流行一种加纳语称为Kwashiorkor病的主要原因。由于缺乏高蛋白质食物，这种病对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有不良影响。控制萃萃蝇靠的是大面积清除灌木并限制牛群活动。后者来自非洲古代牧人观察的结果，因为萃萃蝇只在白天活动，牧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在夜间赶着牛群从一处牧场穿越灌木丛（萃萃蝇地带）安全地到达另一处牧场。有人建议大量养殖野生动物作为补充蛋白质的替代方式。野生动物有了足够的抵抗力就不会被感染，但如果不对其进行严格控制，它们也会成为寄生物的宿主，把病传给家畜和人。

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对这两种昏睡病的治疗才有实际的疗效。医生处方上经常开的药是氨基苯胂酸钠，还有就是大剂量静脉注射吐酒石剂。要去萃萃蝇肆虐地区的欧洲旅行者都被建议在脸和颈部蒙上纱面罩，戴手套，穿上可以塞进靴子的长裤。虽然在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这种装束很不舒服，但正因为这样，欧洲人才比全裸或半裸的非洲人得病要少得多。1922年，德国企业拜尔公司推出一种疗效不错的药——锥虫砷胺。此后，在治疗和预防两方面又有疗效更好的合成药出现。再加上猛烈消灭萃萃蝇以及使用长效杀虫剂，这些措施使得昏睡病和锥虫病到20世纪60年代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不过从那时起，许多地区政治上的动荡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随之而来的是公共卫生服务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结果使得这些病又卷土重来。比如，前十几年70%报告的病例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部族间的内战使之又流行起来。

近四个世纪对各种疾病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给当地民族带来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北部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或多或少与它们的欧洲邻国保持同步发展。埃及的古代文明屈服于蛮族的进攻，但这个国家也按照与欧洲类似的方式发展。南非的舒适气候和肥沃耕地曾被早期的葡萄牙殖民者忽视，但自17世纪初以来却相继吸引了荷兰和英国的移民。随着在19世纪70、80年代发现了钻石和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潮把欧洲类型文明的福祉和弊病都带进了南非。

这种活动渗透不进非洲内陆。当白人的良知意识到买卖人口令人讨厌而使奴隶贸易于19世纪30年代终止时，沿海与中央高原之间的交通实际上中断。这时，人们又焕发出对神秘内陆的兴趣。传教士和医生历经艰难向内陆前进。随着对疾病了解的增多以及更容易得到奎宁，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成功。这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大卫·利文斯敦，从1841年直到他去世的1873年5月1日，他一直在忙于建教堂，为当地人布道，给当地人看病和探索大片的赤道非洲地区。另一位著名人物延续了他的探险工作，这就是威尔士的孤儿约翰·罗兰。他15岁时逃离济贫院，靠在船上当役童乘船去了美国。他被一个新奥尔良商人收养，这人叫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也为他所用。他受《纽约先驱报》派遣，去寻找1869年就传闻已死的利文斯敦。1871年10月28日，斯坦利发现利文斯敦还活着，但已是皮包骨头。疾病还远未被攻克。斯坦利和利文斯敦多次差点被疟疾和痢疾打垮，而利文斯敦建的教堂没有一个能维持几个月以上。

利文斯敦和斯坦利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直接做了什么事，而在于人们以他们为榜样激发出的热情。他们是19世纪后期激励国际上对未被开发有潜力的非洲产生兴趣的一长串先驱者中的第一批。他们发现了按欧洲的标准来看并不开化的社区，那里的居民有时完全一丝不挂，处在本书导论描述的那种生存类型。他们的报告中提到，这里的整个民族不仅将被基督教拯救，被教育成现代世界的公民，而且还有商业开发价值。

到1877年，斯坦利完成了沿刚果河而下的旅程。这一年，在非洲站住脚的几个外来国家是英国、葡萄牙和法国。葡萄牙人宣称对7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有效控制的不到4万平方英里。法国人拥有17万平方英里的势力范围，但几乎都限于地中海沿海地区。英国人与荷兰的布尔人一起控制25万平方英里，主要在非洲南部。欧洲人“统治的”整个地区达到127.1万平方英里，大约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十分之一。除了撒哈拉和利比亚大沙漠外，整个非洲约有一半是由当地部落居住、统治，而这些地方大多在未经探明的热带地区。

利文斯顿与斯坦利会面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极大地影响了非洲的未来。德国在获胜统一后渴望得到海外领地。战败的法国也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扩大的殖民帝国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一次原本是善意的举措引发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1876年9月，利奥波德召集所有列强的代表来布鲁塞尔开会，目的是禁止奴隶贸易并讨论未来对中非的探险和开化。与会代表并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政府也不给予任何官方的支持。这次会议同意建立一个“国际非洲协会”，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由于国际间相互猜忌，缺乏合作，这个协会失败了，对中非的冒险成为比利时人自己的事。刚果自由邦在利奥波德二世个人的主权控制下，并很快成为他个人的私产。

利奥波德的统治很快招来了敌意，其他国家敏锐地看到反对他的愚昧管理有物质利益可得。斯坦利已经说明，刚果河有个颇有吸引力的特点，从其入海的深水河口向内陆几乎有一千英里的通航水道。1879年1月，斯坦利接受了任命，成为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的正式代理人。他建立商站，与刚果河南岸沿线的当地酋长签订条约。葡萄牙人重申他们的所有权，基于的是传统而不是法律。法国人则怀疑比利时的渗透。1884年，萨沃南·布拉柴代表法国签约，在刚果河北岸建立商站，并试图通过沿海地区与廷巴克图连接起来，廷巴克图在理论上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最南端。1884年，德国宣布吞并西非海岸一条狭长地带及多哥和喀麦隆的腹地。除了在南非外，英国人动作较慢，这时它也正式宣告对尼日尔河三角洲、拉各斯和塞拉利昂拥有主权。

这些争夺土地的行动显然已经失控，除非有关国家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否则就难以避免会导致大规模战争。列强于1884年11月15日参加了柏林会议，确定一个欧洲国家要拥有非洲任何部分必须是实际有效的占有，要想兼并非洲大陆任何部分必须将其意图通知所有缔约国。一个预示不祥的词“势力范围”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条约中。这场“非洲争夺战”延续的时间不到四分之一世纪。到1914年，将近1100万平方英里的非洲土地落入欧洲人手中，只留下61.3万平方英里还保持独立。欧洲人能巩固对这些被分割地区的有效统治，既要归功于来复枪，也要归功于奎宁。

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非洲只剩下三个独立国家：南非联邦、埃及和利比里亚共和国，后者原是美国废奴主义者将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家园而建的。就在20多年后的1962年，已有28个独立的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有表决权的成员国。就在这23年中，整个中非的人民获得了自治和自决权。无疑，这一变化太快了。到1962年，许多赤道非洲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经历了从石器时代文明到原子时代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估算1934年非洲的铁路长度来对这一变化的迅捷速度有点概念。1934年，在欧洲和美国蒸汽交通正在让位于内燃机，而在整个赤道非洲只有318英里铁轨，包括“白人”南非在内的整个非洲大陆的铁路总里程是42750英里，正好是同时期面积不大的英国铁路里程的两倍。欧洲与俄国的相应里程是235719英里。几乎都没有用过马或蒸汽的非洲直接从步行交通进入了内燃机时代。

实际上，非洲大陆是进行巨大技术和社会实验的场所。到20世纪末，实验远没有结束，因为贫穷、饥馑、疾病、陋屋、部落仇视和种族仇恨仍然存在。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会怎样或实验的结果会是怎样。困难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这种变化的速度。我们要意识到，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非洲还存在着疾病流行的危险，在后来的一百年，攻克这些疾病带来了迅速但还不完全的社会和医学方面的进展。这很可能就是未来将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世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