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从征服者到被征服的疾病

现在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一些传染病，这些病产生于早期的文明中心，再从一个中心传播到另一个中心，有时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些病在其原有的区域已被制服，因为人对传染病的有机体已产生抵抗力，但在通过像探险家、传教士或商人这样的移民碰巧传到那些不适应它们的区域时，它们古老的毒性就会复苏。

本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叙述天花及其预防的历史。天花由病毒引起，是被称为“儿童病”的一组病中的一种，麻疹是另一种“儿童病”。这些都是大众病，不会在小而分散的居住区存在。它们起初在人体作为致病病原体肯定存在于人口最早密集的地区，因为致病有机体只能通过患者直接向另一个未被传染的人传播才能致病。在这方面，它们与斑疹伤寒和腺鼠疫这类病不同，这些病是靠虱子、老鼠、跳蚤传染，可以传给人，但其存在不靠人作为寄主。

像天花和麻疹这样的病，被传染一次就会在一段时间也可能是终生产生抵抗力或是免疫力。一个人有了免疫力就不会得病，也不会传给没有免疫力的人，因为这种病只有在发病时才会传染让人得病。这样的传染病在一个社区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零星病例在小范围内发作。在此情况下，这种特定的病就被称为社区的“地方病”。这种病的延续总是依赖有众多未被感染、没有免疫力的人，他们一直处在危险中。单个“地方”病例会感染许多没有免疫力的人，直到它发展成会使许多人得病的严重“传染病”。在传染期结束时，完全或部分有免疫力的人达到最大数量，这种病就又退回地方状态。然后易感人群数量又会增加，全部过程再重复一次。这就决定了有一个年龄组最容易感染，比如，如果在20年内没有大规模流行，那么儿童和青少年的危险就最大。

麻疹通常会给人带来终生的免疫力，但在20世纪早期，它的传播却很容易，医生估计每五年就要大流行一次，患者大多是幼儿。因此，大部分欧洲的成年人在儿时都得过麻疹，有了免疫力。许多成年人还部分受到来自有免疫力父母抵抗力的保护，因而不可能病得很重。这种“母体遗传抗体”对易感儿童也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麻疹在欧洲被当做典型“儿童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麻疹偶然传到一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南太平洋群岛社区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1872年，流行性麻疹在南非一个基本没有抵抗力的社区出现，1873—1874年传到毛里求斯，1874年传到澳大利亚。1874年10月10日，英国政府正式吞并斐济群岛。在那年岁末，斐济国王卡科鲍带着家人和王室随从访问了澳大利亚，感受到文明的快乐。麻疹也是他们感受到的一种文明。访问团乘皇家海军巡洋舰“狄多”号离开悉尼去斐济，1875年1月15日回家。其中有一两个人上岸时就病得很重，像是得了严重的麻疹。在三个多月内，至少有五分之一也可能超过四分之一的斐济人死亡。单是斐济群岛死的人数估计就超过四万。病魔传遍整个南太平洋，又造成差不多这么多人死亡。疾病无论在哪儿出现都会引起恐慌。当时的一位作家威廉·斯奎尔写道，许多人只是死于恐惧，其他人死于为减轻滚烫皮疹的痛苦把身体浸在海中。他相信，“只有在每个人都得了病后这种疫病才会停止”。这就是说，不仅是儿童，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危险。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麻疹，因为欧洲人还带来了其他当地人不适应的致命传染病，包括肺结核和梅毒。大家都认为，当地人的好身体被毁了，人口减少到150年前在南太平洋群岛生活的人数的约十分之一。

在北美，有关麻疹的故事也同样有启发意义。在这个地域开阔、社区分散的大陆，不断有移民从英国和法国迁来，从欧洲中心地区传来的疾病造成的结果与南太平洋迅速的、爆炸性的流行完全不同。最早是1635年和1687年在加拿大记录了麻疹的流行。波士顿1657年和1687年麻疹两次流行，后一次很可能是从加拿大而不是从欧洲传来。1713年、1729年和1739年麻疹又多次在波士顿出现，1740年的一次更为严重。18世纪的帆船在海上的长途航行不利于来自欧洲的麻疹传播。假如直到1747年才有人报告在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纽约和康涅狄格发现有麻疹流行是正确的，看来这时是“美洲”麻疹在蔓延。1772年波士顿是发病严重的主要中心，据报告有几百个孩子死在马萨诸塞的查尔斯顿地区。六年后，一种类似的致命传染病在纽约和费城猖獗，当时这种病被归为“儿童病”一类，但其危害却要比同一时期的欧洲严重得多。麻疹借助有篷马车从东海岸传到密西西比河谷、肯塔基和俄亥俄。

因为麻疹和其他出疹子病之间的区分不明确，所以上面的一些说法可能会有疑问，但在传染病史上放宽类别非常重要。这样做，一者可很好地说明某类传染病是如何形成的，再者又可说明某类传染病在与另一类传染病并发时会发生什么事。麻疹的美洲类型可能与那些在早期文明中心发展起来的类型没有什么区别。麻疹在北美发展的途径不是因传染病毒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人口的增长和聚集引起的。刚开始，分散的社区被传染上，小社区会产生出一种抵抗力，足以防止致病病毒的生存，如果不从外面传入感染，疾病就不会再流行。如果新的感染是在几年内来的，那么病就会只在孩子中间出现。假如感染拖延到20年或更长时间后来临，成年人也会有危险。当社区间的距离缩短、相互交往更便捷时，传染机会就会增加，易感人群的年龄也在下降，麻疹就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疾病而不是地方性的疾病。可以这么说，像这样出现的任何外来疾病开头毒性都特别强，接着又回复到它以前的状态。

在探讨有很大争议的天花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记住，不仅是在一个新社区引进一种不熟悉的病会造成致命的结果，而且一种旧的传染病在引进新种类的致病机体后也会被激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天花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是地中海区域的一种疾病。这种病通常会留下称为痘记（pock-mark）的疤，但在希腊—罗马任何描写人相貌的作品中都没有提到痘记。不提及可能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不能证明它不存在。另一派观点设想印度是传染源，他们提出自远古以来印度女神西塔拉（Shitala）就被用来预防天花。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印度病及其预防方法还流传到了中国。最早对此进行专门、明确描述的人是中国的医生葛洪，他生活在公元265年至313年。不管是起源于印度还是中国，天花都有可能是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东方传来，在公元581年前就已传到欧洲。在那一年，图尔的格里高利已明确谈到，在法国有这样一种传染病。这时大约是从朝鲜由佛教僧人把天花传到了日本。天花和麻疹流行是日本从750年至1000年“瘟疫时代”的主要特征。大约在980年，日本人提到隔离天花病人的专用房屋，还提到一种悬挂红布的有趣疗法。有一个英国人，加德斯登的约翰，在1314年建议用红帘子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红色疗法”在民间医学中流传了许多世纪，到1893年才获得半科学的地位。在这一年，丹麦灯光疗法的先驱尼尔斯·赖伯格·芬森采用由屏幕滤去紫外线打出红光。“红色疗法”没有什么价值，但有趣的是这是“像什么治什么”的一个例证，因为天花会出玫瑰色的连片皮疹。

天花儿童

早期对天花最权威的记述是公元900年前后一个叫拉齐斯的波斯医生留下的。他的一项成就是更明确地区分了天花和麻疹。自10世纪以来，天花肯定已出现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但在欧洲，这种病的轻重程度不同。在17、18世纪，这种疾病的传播范围看来不那么广，对人也不那么致命。当时一些学者把麻疹当做最危险的传染病，“天花”一词很可能已被用来指好几种病，麻疹也包括在内，特征都是出皮疹。天花本身有三种类型：重症天花（Variola major）、轻症类天花（Variola minor）、牛痘（Variola vaccinae）。由于这三种都是由同一种病毒的变种引起的，所以得了其中一种也就能免受其他两种传染，尽管这种免疫力可能不是终生的。各种证据表明，直到17世纪，轻症类天花在欧洲更为常见。

重症天花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肯定，欧洲轻症类天花的存在对一支小规模的西班牙军队不声不响就打败整个国家也起了作用。1518年11月18日，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从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乘船而来，带着一支由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组成的800人军队。他在尤卡坦海岸登陆，接见了友好的使节，并接受了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皇帝蒙特祖马的礼物。在继续航行后，科尔特斯建造了维拉克鲁斯城。为得到他手下态度勉强的军队支持，他烧了船，断了回古巴的路，然后向内陆挺进到特拉斯卡拉。在那里他遇到一支敌军，在打了一场硬仗后与特拉斯卡拉人签订了条约，又在约1000人的特拉斯卡拉“友军”援助下，向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墨西哥城）进军。

这座城市是一个有着约30万居民的大居住区，被一个大湖隔绝，靠三条石砌道路沟通，其中一条有六英里长。科尔特斯一度与蒙特祖马关系不错，但在这位皇帝鼓动对维拉克鲁斯发动了一次进攻后，他们的关系恶化了。科尔特斯监禁了蒙特祖马，罚他交纳大量黄金，还迫使他承认西班牙的最高君主权。6个月以后的1520年5月，科尔特斯听说，另一支西班牙—美洲印第安人军队在潘菲罗·纳瓦埃斯率领下正从海边向内陆开来，想要恢复蒙特祖马的权力。科尔特斯留下一个军官彼得罗·阿尔瓦拉多控制首都，自己去截击纳瓦埃斯，并在一次夜袭战中打败了他。接着又有消息传来，阿尔瓦拉多在城里阿兹特克人发动的一次起义中受挫。科尔特斯匆忙赶回，1520年6月24日回到城里时发现蒙特祖马已经死了，阿尔瓦拉多带着一小股残存军队被围困，阿兹特克人发动了大起义。科尔特斯经过一番苦战好不容易冲出城，几乎损失了一半人，逃到多少还与他保持友好的特拉斯卡拉。1520年底，科尔特斯得到少数西班牙援军，又征召了一万特拉斯卡拉人从军，建造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船队。他还下令挖一条运河，让他的船驶进围绕城市的湖中。1521年4月开始围城。科尔特斯亲自指挥载有300人的特遣船队，打败了乘独木舟的人数更多的敌军，踏上进城的道路，但他在第一次攻城时受挫，伤亡很大。然而，到1521年8月13日，这座城市在经过顽强防守后落入他手中。当西班牙人进城时，房子里满是尸体。居民们不是死于受伤或是饥饿，而是死于疾病。

当潘菲罗·纳瓦埃斯在1520年5月离开古巴驶向墨西哥时，他还带来了一些非洲人，可能是按照斐迪南国王的命令用船运到西印度群岛的同一批基督徒奴隶（或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中有些人得了病，至少有一人在美洲大陆上岸时还在生病。这些人把病传给了别人，这种病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传播很快，被称为“大麻风”（the great leprosy）。对这种病的描述与麻风一点都不像，传播得很快，立刻就出皮疹，症状也不像雅司病和梅毒。从下面的故事来看，无疑这种传染病是一种致命类型的天花。

这种病肯定比16世纪欧洲的那种天花更加致命。据推测，在特拉斯卡拉当地人中有一种传染病，1521年初夏第一次攻城失败时，他们把病带到了这座都城。当科尔特斯8月进城时，发现几乎有一半居民都死了。在6个月内，新西班牙的各个地区没有一个村子能幸免不被传染。有人估计，差不多有一半阿兹特克人在天花第一次流行时死去。

第二次流行是1531年由西班牙的船重新带进来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545年、1564年和1576年又有三次天灾，将新西班牙的土著人口大大减少，从征服前1000万到2500万这样尚不确定的人口数，减少到17世纪初的不到200万。与这样可怕的死亡率相比，另一个西班牙征服地区情况似乎更糟。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秘鲁的印加人从约700万减少到约50万。毫无疑问，天花是肇事者，但被征服者带来的腮腺炎和麻疹也使许多人死亡。没有证据表明，在西班牙征服者来之前，这些传染病已在这个地区存在。这样惊人的死亡还有另外的作用，美洲印第安人一般都把抵抗看作是无用之举。能够造成如此规模死亡的入侵者不会是凡人，而是复仇的天神。不光是南美土著这样认为，澳大利亚东南的土著部落在18世纪后期，当他们突然遭遇英国殖民统治最初阶段带来的天花时，损失很大，也同样有这种感觉。

印第安人中流行天花

认为征服者有神力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身着铠甲，挡得住阿兹特克人的武器，也不是他们使用火药，能胜过当地的弓箭。把他们视为超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自己似乎能躲开他们加在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可怕惩罚。1521年夏，天花在阿兹特克人中开始流行，或许碰巧是某个非洲奴隶带来的致命的重症天花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在传给一个完全不适应、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民族时，轻症类天花变成了重症天花。不管是哪种情况，西班牙人来自一个轻症天花流行的遥远大陆，因此他们对这种病多少有些抵抗力。无论做出什么解释，天花以及西班牙人对天花相对具有的免疫力，在毁灭阿兹特克种族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与西班牙人武器上的优势一样大，或许更大。此后，墨西哥一直是毒性天花的储藏地。迟至1947年，还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旅行者小范围地把天花传播到纽约。

整个16世纪欧洲的天花患者病情相对较轻。17世纪天花变成为一种危害较大的类型。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明，有可能是从西班牙统治的美洲重新传来的病毒被激活了。1629年，伦敦的第一份死亡清单中列进了天花，在三四十万人口中，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不到1000人。17世纪后期这个数字开始陡然上升。天花从一种相对没有多大危害的儿童常见病逐渐成为对孩子最致命的病。18世纪初，可能除了婴儿腹泻，天花比任何别的病毁掉的欧洲儿童都要多。在英国一个人口不到5000的地方市镇，1769年到1774年有589个儿童死于天花，其中466人在3岁以下，只有一人过了10岁。在柏林，差不多同一时期，98%死于天花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在伦敦，85%死于天花的人不到5岁。幼儿这样规模的死亡肯定约束了人口增长。由于缺乏人口统计数字，有关人数的材料不是很可靠。

对这样的杀手先予以控制，再予以击败，为此做出的努力在世界历史上就如同这一疾病本身的影响一样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做出了哪些努力。即使是最愚昧的巫医也肯定会注意到，有些病是慢性的，有些是急性的，一个人会多次得一种病，而另一种病却一生只会得一次并且没有生命危险。因此，获得免疫力这种现象已在许多世纪中成为人们的常识。理性提醒人们，假如一种危险的病只会让人得一次，那么人们就更愿意得一次轻症的这种病。由于人们知道这样的病是以某种方式从一人传给另一人，也就有理由（并不总是对的）希望，如果去与现在最轻的病人接触，没受感染的人会受益。在约翰·伊夫林的日记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1685年9月13日，伊夫林和他的朋友塞缪尔·佩皮斯一起去朴次茅斯旅行，途中在巴格肖特停留。伊夫林写道：

我去拜访詹姆斯·格雷厄姆先生的妻子格雷厄姆夫人。她的长子生了病，在出天花，但正以适当的方式在恢复。她的其他孩子四处跑动，与生病的孩子在一起。夫人说，她让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年幼时就过了这种致命疾病的关。她认为他们总会得一次，这样最好。在我的贫穷家庭中，这种恶疾来得晚却发得重，这证实了她的说法。

这种实践加上“像什么治什么”原则产生了一种称为种痘的预防方法：将一个病人身上的组织或分泌物注入要预防的对象身上。据说中国人最早从印度学到这种方法，在10世纪以后就采用种痘术。他们从患轻症天花病人快干的痘疮上取下痂，把痂碾成粉，吹一些粉末进未染病者的鼻腔。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欧洲也这样做过。

虽然还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取材于天花脓疱的种痘术在小亚细亚早已存在。第一个确定的例证出现在约1710年，在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希腊或是意大利医生，士麦拉的贾科莫·皮拉里尼，从一个脓疱中取出一点浓浆，将之揉进他的某个想防疫的人手臂上划出的切口里。这是我们知道使用“接种”方法的第一例。1713年，另一位医生，君士坦丁堡的伊曼纽尔·蒂莫尼，成功地给一小批人“接种”，并写信把经过告诉伦敦的约翰·伍德沃德医生。伍德沃德在皇家学会的杂志《哲学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他的论文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但很少有人实际去试验。1717年，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给自己年幼的儿子接种。在1721年天花夺去许多人生命之前，她回到英国，当着几个伦敦医生的面给她5岁的女儿接种。这个孩子后来发病很轻，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成功和玛丽女士的地位使人们对接种兴趣大增。国王乔治一世决定让他的孙子接种，但又犹豫不决。在得到缓刑的许诺后，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的6个死刑犯自愿做试验品。接着又在11所慈善学校不同年龄的孩子身上试用。这些人后来发病都很轻，于是国王的两个孙子接受了接种。

王室的批准使接种在欧洲成为时尚，许多名医都赞成这样做，但在这种方式显然并不总是成功时也有不少人反对。接种后再得天花并不总是症状轻微，每100个接种者中还是有两三人死亡。再者，许多机敏的人有理由怀疑，即使接种可以保护个人，但也会因增加传染病灶而使传播的范围更广。因为这些原因，接种在1728年以后名声不佳，在欧洲很少采用。

这个故事在北美殖民地的结果却有所不同，天花最早在17世纪中期由英国殖民者传入马里兰。这种病缓慢地传播到弗吉尼亚、卡罗莱纳和新英格兰。天花在这里从来不像在欧洲那样流行，因为这里人口密度低，但天花仍是一种主要杀手，随之也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可能与英国的流行有关，天花第六次在美洲流行是1721年4月在马萨诸塞波士顿的传播。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牧师科顿·马瑟读到对蒂莫尼所做试验的介绍，建议医学界做一次接种尝试。起初只有一个医生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有兴趣。他在1721年6月26日给自己6岁的儿子和两个奴隶接种，试验很成功。在整个夏天他总共接种了244人，不幸的是有6个接种对象死了。纷纷传言他在使用天花人痘，这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敌意。9月，博伊尔斯顿被指控传播疾病，他勉强逃过了私刑。虽然因受到舆论压力只能洗手不干，但博伊尔斯顿还是在1766年去世前看到，接种人痘在美洲被广泛接受。

种痘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靠的是它能使死亡率大降。1738年，天花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城肆虐。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医生采用一种“改进方法”，推行了一个大众种痘计划，他宣称因此而制止了高死亡率的出现。173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唯一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死于天花后，他就成为基尔帕特里克最热心的支持者。可能是富兰克林影响了乔治·华盛顿，华盛顿要求在军队中接种，为此还建立了专门的医院。

基尔帕特里克医生1743年从查尔斯顿来到伦敦。在伦敦，他记述了1738年疾病的流行，强调他的新方法的成功。以前接种的人认为，只有在脓疱渗出液“痘苗”被深深植入皮下脂肪层时接种才能成功。基尔帕特里克只在皮肤上刮破表皮，把从轻症病人身上得来的痘苗揉进刮破处。这种方法造成局部感染而不是全身感染，可能要安全一些。在18世纪50年代，基尔帕特里克的热情加上天花病情比较严重，得病者较多，在欧洲人们又开始关注种痘。

就技艺而言，种痘者都是专门人员，却常常没有医学资质，其中几个比较有名的是罗伯特·萨顿与其儿子丹尼尔，还有简·英根豪兹和托马斯·迪姆斯戴尔。萨顿父子对“取苗”有重大贡献。他们从能找到的病情最轻的病人身上取痘苗，接种到许多接受者的体内，再选择那些局部感染（反应）最轻的人，从他们身上取出痘苗接种到另一群人体内，再选择反应最轻的人，如此反复。英根豪兹在1768年受召为维也纳皇室接种。在皇家接种前，他已在两百人身上试验，可能取苗十多次。同一年，在从几百个农奴身上取苗后，托马斯·迪姆斯戴尔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接种。他肯定得到了皇室的酬劳，他的后代中一直有一个人享有迪姆斯戴尔男爵的头衔以纪念他的成功。可能也是萨顿父子最早使用了“通风屋”，被接种者在屋内留置观察直到传染的危险过去。用这些屋子显然是为了避免受人指责，不要让人说种痘给社区增加了传播天花的危险。

这样谨慎的做法增加了种痘的花费，许多医学史家认为，只有比较富裕的阶层才付得起用于预防的开销。英国的证据表明，这种观点并不全对。文献记录表明，虽然在城镇尤其是在伦敦很少有比较贫穷的阶层为防疫种痘，但在乡村地区却经常有人种痘，由教区支付费用。这里有一个教区执事留下的记录片段，记述的是萨姆塞特郡一个叫菲茨海德的小村子：

1769年5月21日，今天菲茨海德教区的执事、济贫助理和居民同意，经本日专门召开的教区会议决定，所有由教区承担费用的贫穷儿童都将接种，由教区支付费用，见证人约翰·科默、约翰·霍尔库姆、威廉·图古德。

1769年，付教区接种费，01.15.00

1789年，付科默医生为27个穷人接种的账单，05.08.00(www.xing528.com)

1796年，付萨利先生为54个儿童接种费用，08.10.00

1798年，为斯图克和斯东的孩子接种，00.15.00

1798年，付为威廉·克鲁斯三个孩子接种费，00.07.06

另一个村子伯克郡的斯沃洛菲尔德村要大一些。许多村妇为伦敦的育婴堂当奶妈。1767—1768年，这个地区许多人得了天花，未来的雇主要求当时7岁或更大点的孩子应该在当学徒前接种。朱莉安娜·多德夫人是育婴堂奶妈的监管人，她给人写信：“我现在只监管18个孩子，却要送20个孩子到医生那里去接种，其中有2人已当学徒还要我花钱为他们接种，因为在送他们当学徒时已向他们的师傅答应过。”多德夫人还在信封里塞进两封种痘医生谈条件的信。第一封信写道：“仆人作为住院病人最低的价钱是每人三几尼。然而考虑到预计的人数，以及他们是穷孩子，医生准备在自己雷丁附近的屋子照料他们，那里一切供应齐备，只是洗浴除外，每人两几尼。”第二位种痘医生的价格便宜一些：“若是带有慈善馈赠性质，给20个穷孩子接种并供应齐备，最低价格是20几尼。所有事必须立即做好，孩子送来时要体面洁净，如果有什么不适须在接种前治好。”多德夫人还写道，还有些额外费用用于孩子的“通风”，意思是指这些孩子必须被隔离。假如在全国对穷人接种都能到这种程度并获得成功，天花在18世纪最后25年肯定已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疾病。

牛痘疫苗的起源

作为预防方法，爱德华·詹纳在1798年采用种牛痘，使得种人痘大为逊色。几百年来民间就有一种说法，放牛郎和挤奶姑娘从来不得天花。牛痘并不常见，但一旦传入牛群就会传染给许多头牛。牛痘的症状通常是牛的乳房出现局部溃疡，如果不治疗，会影响母牛的健康和产乳。破口处传染性很强。一个人给牛挤过奶就容易在手上起一个牛痘脓疱或溃疡，但人对人传染的危险很小。只有极少数情况皮肤局部破损时会出现全身症状，有时发低烧，浑身不舒服。它通过直接接触传染，但在人可能得病前必须有溃疡触及皮肤破口。

可能有许多不具名的例证说农场工人有意让自己感染牛痘，但只有两例被记入文献。1774年，在多塞特郡叶特明斯特有个叫本杰明·杰斯泰的农场工人，他从牛痘破损处取痘苗，用钩针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手臂上弄出破口，再将痘苗揉进破口。尽管这一地区天花相当流行，但他们谁也没得病。据说15年后，他的儿子又接种了天花人痘，局部或全身都没有反应。1791年，一个叫普莱特的德国人做了一次类似的试验。

至于詹纳本人，他在1749年5月17日出生于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曾是伦敦圣乔治医院名医约翰·亨特的学生。无疑，亨特激励他的学生要有“从事试验”的热情。18世纪70年代，当詹纳在索德伯里给医生当学徒时，有关牛痘的事开始引起他的注意。詹纳回到伯克利行医，与流传的故事正好相反，他在人身上做第一次试验前已调查牛痘的效果近20年。1796年5月14日，他从一个叫萨拉·内尔姆斯的挤奶姑娘手腕上的牛痘脓疱中取出痘苗，注入一个叫詹姆斯·菲普斯的男孩手臂两个浅浅的切口中，每个切口0.75英寸长。詹纳叙述了事情的发展：

到第七天这个男孩抱怨腋窝处不舒服，第九天他有些畏寒，没有食欲，头有点疼。在整个一天中，他都感觉不适，整夜没睡，但到第二天就感觉不错。切口出脓浆的情况和发展与出天花的结果差不多一样。

7月1日，这个男孩又被接种，从一个天花病人的脓疱中取出痘苗立即给他接种。在他的双臂上刺几个孔，划了小口，将痘苗注入其中，他后来没有得病。

詹纳不满足于一次的成功，决定在获得多次成功后再报告他的成果。不幸的是，牛痘在伯克利邻近地区消失了，两年时间没有出现。后来他又给23个试验对象“种牛痘”，在间隔几个星期后再给他们用天花人痘接种。每次种痘都只有轻微的局部反应。直到1798年詹纳才发表了他的伟大经典著作，一本75页的小册子，题为《对发现于英格兰西部一些郡尤其是格洛斯特郡的一种病——牛痘的病因和影响的探讨》。詹纳仔细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在好几年中找机会做试验。直到他确信结果已完全无害时才将其理论用于人体试验。他没有匆忙将研究成果付印。尽管已有成卷的证据，也有肯定的结果，且又在两年内没有出现让他困扰的牛痘病例，但他一直不急于公布其发现，直到结果已被证明毫无问题时才予以公布。爱德华·詹纳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在五年内，詹纳的小册子出现了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的译本。尽管他已做了充分准备，但对其《探讨》一书仍有褒有贬，长期遭到反对。“种人痘者”显然反对詹纳的“牛痘接种”，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牛痘接种”就会断送对他们有利可图的生意。詹纳的种痘法成了漫画家喜爱的一个主题。教士们在讲坛上声讨将动物的病传给人是罪恶。有些人反对将其他更糟的病由牲畜传给人，他们的抗议好像有些道理。这样的批评还夹有人们天然就有的对接种病牛痘苗的反感，让人们相信早期种牛痘者只要有可能就采用臂对臂的技术。通常是从动物身上取出牛痘接种，然后再建立一个从一人向另一人种牛痘的链环，就像种人痘者“取苗”的做法一样。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并平息了抵制使用“动物痘苗”的反对意见，但却大大增加了传播像梅毒这样疾病的危险。臂对臂接种让人对种牛痘有很大争议。

到1801年底，在英国有约10万人种了牛痘，这一方法遂向世界范围推广。这时已难以提供足够的牛痘疫苗，且因距离遥远，也不能保证其活力。于是人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1803年，西班牙国王决定将牛痘引入其美洲殖民地。22个没有得过天花的孩子被召来，他们中两人种了痘苗。在航行中每十天有两个没种过痘的孩子由种过痘的两个孩子接种，这样就保证在到达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港时牛痘仍有活力。在加拉加斯，远航队一分为二，一艘船去了南美，在南美仅秘鲁一地就有5万多人种了牛痘。另一艘船装载了26个没种痘的孩子，带着这一接种链环绕过合恩角，到达菲律宾、澳门和广州。从那里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再把接种牛痘的方法传入中国内地。

在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1802年发病率很高的印度次大陆也接受了种牛痘。接种的痘苗最初来自在伯克利的詹纳，但路上转道经过伦敦、维也纳、土耳其、巴格达和波斯湾的布索拉港，痘苗已失去活力，只有一次种痘在到达孟买时还有活力。就是这唯一一次的成功提供了足够的痘苗继续传到马德拉斯和锡兰。

詹纳种牛痘

最早的“詹纳世系”传到了亚洲，但另一世系传播范围更广。1799年1月22日，在格雷旅馆街的一家养牛场，伦敦的天花和种痘医院医生威廉·伍德维尔发现两头得了牛痘的母牛。他立即在天花医院给7个人种了牛痘，然后从一个天花病人的痘浆中取苗，再给这7个人接种，其中3人是在仅间隔5天后接种的。他从这最早的7人中取苗给第一批200人“种牛痘”，然后是第二批300人。伍德维尔报告说：“有几例表明牛痘是一种很重的病。在400例中有四五例病人很危险，有个孩子死了。”

詹纳很愤怒。他有意在一个多月内暂停给种过牛痘的人做接种天花的试验。他认为，伍德维尔的牛痘世系感染了天花病毒，所以使得病情危险。但詹纳是在农村地区行医，而伍德维尔不仅在英国天花流行的重要中心都市工作，而且还是在专门为接种和隔离建的医院行医。接种牛痘的要求是这样强烈，因而很少有人再提出疑问。伍德维尔的世系在世界范围传播，据估算1836年前至少已传出去两千份痘苗。北美的世系可能来自伍德维尔，因为他向巴思的种痘医院提供了痘苗，1800年海加思大夫又从巴思将痘苗送给波士顿的本杰明·沃特豪斯教授。

直到1881年所有种痘都采用臂对臂方式。从人身上不停取苗导致病毒的作用过弱，又增加了传播像丹毒、肺结核和梅毒这些人类疾病的危险。英国政府制订了一部“动物痘苗法”，规定要养专门感染牛痘的小牛，对外分发痘苗。这种痘苗质量很不稳定，但在发现甘油能延长痘苗的保存时间后质量得到了改善。1895年第一批“甘油牛痘苗”分发出去，对那些反对接种动物痘苗的人则向他们提供“人痘苗”。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直有人反对种牛痘。在英国，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矛头主要指向强制种痘。但让人惊奇的是，社会下层却赞成接种人痘。1837—1840年，一场天花流行死了3.5万人，几乎全是城市工人阶级家的婴幼儿。下院议员托马斯·沃克利是《柳叶刀》杂志的编辑，他直截了当地指责种人痘，认为假如禁止种人痘，天花就不会流行。英国议会接受了他的看法，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接种天花人痘是犯罪。

这样，在1853年，种牛痘就成了预防的唯一措施，并以纳税人的钱强制婴儿接种。不幸的是，没有强制执行这项法律的机制，许多人都在规避。大约只有一半生在英国城镇的孩子种了牛痘，人数比大多数农村地区少得多。1870—1873年是关键时期，是接种牛痘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欧洲比较专制的国家已经实行强制种牛痘。第一个是巴伐利亚，1807年实行。在德国也全面推行强制种痘，军队征兵都要重新种痘。法国对平民和军人都没有强制种痘。1869年，在全欧洲一场天花大流行。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军队有4835人染上天花，278人死亡。而在德国关押的法国战俘中，有14178人染上天花，1963人死亡。法国战俘的总人数不清楚，但数目肯定比整个德军的人数少得多。

尽管任何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之间的人员交往都会把天花传到英国，但人们还是责备这是法国流亡者的错。天花流行的结果死了44079人，伦敦贫民区就几乎占了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平均死亡人数是每10万人中死148人，而在种牛痘前估计是每10万人中死400～500人。这次流行使得要求给婴儿种痘的呼声更加强烈。在1871年的高峰期，出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孩子有821856人，其中93%都接种了牛痘。这时任命了专门的官员，以保证所有孩子都接受种痘。强制种痘遭到反对，结果在1871年至1888年约有20%的孩子逃避，到189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差不多30%。那年政府制订了一项“道德条款”（conscience clause），允许在经两位兼职治安官（Justices of the Peace）或一位专职治安官（Stipendiary Magistrate）同意后可以免种。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豁免相当麻烦，在以后的十年中，婴儿种痘的人数增加。强制种痘在1948年7月5日停止。

直到1899年，在英国才有了非致命天花发病的准确数字。这一年规定必须公布发病情况。此时发病人数已大大减少，并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11年到1921年，年度公布的患者数字每10万人中从315人下降到只有7人，死亡人数从30人下降到2人。然后病人突然多了起来，1922—1932年公布的数字大大上升，1927年上升到高峰时有14767人。死亡人数达不到这样的规模，在这一高峰年份只死了47人。1928年4月，当轻症天花流行时，一艘来自印度的船给利物浦带来了重症天花，有35人发病，11人死亡。重症天花很容易控制，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被接种并实行严格隔离，到5月底就不再出现新的病例。轻症天花则难以控制，因为许多人病情不重就不去找医生。实际发病人数肯定高于公布的数字，直到1943年底天花才不再流行。这显然是16世纪流行的类天花，但它是在经过种牛痘部分进行防疫后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来自美洲仍不清楚。

各地种牛痘取得了成功，开始有人想在全球范围内消灭这种疾病。1851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着手在各国之间统一检疫标准。1907年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有关世界卫生的组织——国际公共卫生署。1923年，国联接手并扩大了其工作范围。1946年，在纽约召开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合并了巴黎的卫生署和国联有关机构，并于1948年4月7日组成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许多疾病开战，包括肺结核、疟疾和性病，还推行大规模的种痘计划。这一计划执行得相当成功，被宣布最后根除天花的国家是孟加拉、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到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宣布，除了实验室的一些标本，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天花病毒。只要保持严格的监控，这个可怕的杀手应该不会再来侵害人类。

到底是谁击败了天花，是爱德华·詹纳还是威廉·伍德维尔？20世纪的种痘人在这场全世界范围的战役中到底使用了什么，是牛痘还是一种毒性减退的天花病毒？对这些问题已做了详细探讨。只要被重症天花感染一次似乎就能终生有免疫力。考虑到西班牙人在致命的阿兹特克天花流行时相对比较安全，看来16世纪的轻症类天花即使不能让人有免疫力，肯定也能给人带来相当的抵抗力。詹纳宣称，他的种痘方法能让人终生免疫，但事实证明他讲得不对，因为德国人每七年强制种痘一次，并且不管是否种过牛痘所有入伍的士兵都要再种。大多数医生建议每五到七年种痘一次，并坚持有人只要与天花患者接触就要重新种痘。直到不久前，一个旅行者要去某个天花流行地区仍被劝说要重新种痘。一言以蔽之，没有人能保证牛痘会给人带来终生的免疫力。

那么种痘为什么能成功地消灭天花？一位很有地位的流行病学家，阿瑟·盖尔医生，在1956年他悲剧性的早逝前不久出版了一本小书，给了我们正确的答案。在给詹纳以充分肯定后，他讨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伍德维尔的著作，继而写道：

要想弄清牛痘疫苗早期历史的所有影响是不可能的，甚至都难以解释伍德维尔的试验为什么会这样好。人们只能猜测1799年以后在伦敦发生的事。对我来说最说得过去的猜测是，将牛痘和天花病毒混在一起以某种方式产生了一种毒性低的天花病毒，再由种痘者通过经验性的选择过程，天花病毒逐渐变得越来越安全。直到1881年病毒还以臂对臂接种来保存，此后甘油牛痘疫苗开始取而代之。1898年才最终禁止臂对臂接种。现代在实验室所做的病毒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理论，这项研究表明，虽然牛痘病毒与接种的病毒有类似的抗原结构，但接种的病毒更像天花病毒而不是牛痘病毒。

英国1962年种牛痘

盖尔没有谈到给小牛接种用的牛痘疫苗以及1881年后提供的新疫苗的来源。由于牛痘不常见，提供人痘也并非随意取用，很有可能到这个故事结束时接种的链环还在延续，使用的仍是牛痘—天花病毒混合的毒性减退的世系，不过这只是推测。

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忽略爱德华·詹纳对世界所做的杰出贡献。他不知道这种疾病的病因，但他所做的工作肯定是以免疫制服疾病所有努力的起点。1880年，在发现了存在着被他称为细菌的致病微生物后，路易·巴斯德开始从事詹纳因缺乏相关知识而不得不放弃的领域。巴斯德成功地研制出狂犬病疫苗，使人们开始关注人体自身防疫的方法。由巴斯德的工作不仅生产出了防疫疫苗，还生产出了成功用于治疗疾病的抗毒素。1891年首次使用的白喉抗毒血清降低了伦敦传染病院患者的死亡率。死亡率从1894年确诊病人的63%减到1910年的12%。

詹纳所做的工作以及他造成的影响改变了传染病的类型。虽然他本人浑然不知，但他实际激发了一场社会革命。在许多国家接种牛痘，使得官方介入其中，在历史上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不断努力，积极地去消除疾病。个人选择的自由让位于群体的利益，国家所做的努力最终汇为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战役。虽然有许多人反对，有时理由是要求得到尊重，但毫无疑问，大规模强制种痘将天花由一种本地的常见病变为罕见的外来疾病，最后将其消灭。对接种的得失有再大的争议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强制接种是人们第一次为消除疾病而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因而，预防并最终征服天花是社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