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梅毒的起源和致命损伤

15世纪末突然出现并很快被称为梅毒的细菌传染病是如何且又为何会在欧洲出现，这是医学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现在，梅毒主要是一种性病，在性交时由一方传给另一方，但也可能会从别的途径得病，比如通过胎盘传染，或是某人嘴上有破口却与梅毒病人合用一个饮水器具，或是共用皮下注射针头，或是不戴防护手套照顾一个患者，或是某个病理专家在解剖尸体时粗心大意。受到梅毒感染后有个潜伏期，可能是10到90天，但通常是两到四周，然后出现最初的病症。具体病症是出现被称为下疳的溃疡，接触的部位局部产生反应。显然下疳一般会出现在生殖器上或在其附近，但在不是因性交得病时，下疳会出现在接触部位，比如嘴唇或手指。即使不治疗，下疳也会在三到八周内很快消失，留下一个很薄的不明显的疤。有时下疳很大，但经常只是一个很硬的丘疹。这就是为什么梅毒的开始阶段会这样危险。梅毒会传给其他人，但由于开始的小溃疡以及后来的疤痕可能不明显而不被注意。在诊所，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病人说他们没有注意到开始时的损伤。

在下疳出现六到八周，病人通常会进入二期，但症状或许会延至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像对病菌入侵的反应一样，二期是人体的器官组织对感染的一种全面反应，感到不适，头痛，或许还会咽喉疼痛，发低烧，大约有75%的病例出皮疹。这种疹子很重要，因为它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梅毒被称为“模仿秀”（the great mimic），就是因为它会与许多其他病混淆。尤其是这种疹子，有时像麻疹，有时像天花，有时又与别的皮疹类似。总之，二期不会延续很长时间，然后病人就会进入早期潜伏阶段。在此期间，病人看起来症状全无，虽然有时会再出一周左右的疹子，然后疹子消退。在二期和早期潜伏期，病人的传染性很强。最危险的时候是早期潜伏期，因为这时病人会传染给别人，但看起来却一点病也没有。

梅毒大约在发病两年后发展到晚期潜伏期，仍然没有什么症状，且病人基本也不传染。不能说他的病好了，因为化验血表明，在身体组织内存在着梅毒病菌，但病情没有继续发展。可能在病人的余生情况都是如此，他会死于一些不相关的原因。

潜伏期或许会平安无事地延续多年，而梅毒患者则生活在虚幻的乐境中，相信不再会有危险。实际上，它只是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长的慢性阶段。在最初感染后的3到10年甚至20年后，三期梅毒的症状才开始出现。因为梅毒会侵犯身体的几乎各个系统，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症状。三期梅毒的典型损伤是梅毒瘤会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骨骼、心脏、喉咙、皮肤。有人认为，霍尔拜因画的亨利八世肖像，他鼻子旁的肿块就是个梅毒瘤。

由于抗菌素治疗的进展，与初期和二期不同的三期梅毒到20世纪后期在西方世界已经很少出现。在过去，症状表现在血管的变化上，梅毒造成血管壁脆弱、鼓胀，直至主动脉或是某根脑血管破裂而死亡。神经系统也会因此受影响，引起脊髓痨这样的病，患者逐渐瘫痪失禁。有的大脑本身受到损害，出现可怕的个性的变化，最终导致麻痹性痴呆（GPI），患者处于不能自理的躁狂状态。在出现这种结局之前，病人通常还会产生某些表面合乎情理，但实际却怪异、堂皇的念头。柯南道尔曾讲过一个年轻农场主的故事——由于农业不景气，他的农场经营迅速滑坡，这时他却对自己的前景非常乐观，这让他的邻居感到吃惊。他提议放弃常规的耕作，在整个地区种杜鹃以垄断市场。假如市场真的会被垄断，他的计划也许合乎情理。大多数没有得到治疗的病人会在出现麻痹性痴呆最初症状的五年内死去，但也有一些病人从来没有明显的精神失常或是不能自理。脑子里的病症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但他们多少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最终死于其他病症。他们或许会被一些愚蠢的念头毁了自己，也可能会以暴力吓坏家里人。

梅毒更让人害怕的一个特点是，它能通过胎盘供血由大人传给孩子。假如母亲处在发病期或是早期潜伏期，她的孩子可能会在没出生时就死去，但通常最早也会到怀孕四个月时才会死亡。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怀孕四个月前有习惯性流产的历史不能说明有梅毒，而在怀孕四个月后习惯性流产却很可能是因为梅毒。如果母亲拖延到以后的阶段，孩子会有很大可能活着生下来；若是病被很快治好或是已经治好，也许能生下正常的健康孩子。不过梅毒很少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在一个梅毒病人家庭里，可能既生健康孩子，也生有病的孩子。

得病的孩子像母亲一样也会经历同样的阶段，但发病过程显然因人而异，虽然不总是但却经常出现一些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骨骼缺陷、视觉和听觉受损以及牙齿畸形。著名的“哈钦森三联征”最早是在1861年，由伦敦医院的乔纳森·哈钦森描述的。这一病征包括耳聋、视觉受损以及牙齿呈锯齿形。耳聋是由听觉神经受损引起的，会延续终生，或许还会加重。被称为间质角膜炎的视觉缺陷最有可能出现在5岁到15岁之间，这种病的最初症状是在角膜中心附近的模糊区域不断扩展。两三个月后，整个角膜一片模糊，另一只眼睛也受影响。孩子会失明，或者是几乎失明，但在一年或是18个月内会有明显改善。浑浊的翳将终生存在，因此视力不可能完全复原。不知是什么原因，受影响的男孩差不多是女孩的两倍。他们遇到强光会感到眼睛疼，大都养成了像生气时闭目皱眉一样的习惯。

上面所说的大多数是现今如果不治疗梅毒时会出现的情况。在15世纪末欧洲刚出现这种病时，医生在诊治中并不总是正好遇到同样的情况。

据当时人记载，从1495年开始似乎有一种新的疾病传遍欧洲，再从欧洲传到印度、中国、日本直至世界其他地区。早先医学史家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病源自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1494年秋，查理八世发动了对意大利的入侵，1495年2月进攻那不勒斯。也有可能这种病源自那不勒斯，被传给法国军队。这支约有三万人的军队实际上并不仅仅由法国人组成，里面还有从德国、瑞士、英国、匈牙利、波兰和西班牙来的雇佣军。大批士兵患病迫使查理撤军，放弃了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企图。这应该是真的，并且提供了一个疾病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例子。还有这样的口头故事流传，说是他残余的军队解散回到家乡，因而把病传到他们家乡的欧洲许多地方。此后不久，这种病就有了不同的名字，按照推测病的源头命名。我们听说的有“法国病”、“那不勒斯病”和“波兰病”。几年后在中国又被称为“广州病”，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病”。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痘”或“大痘”，在法国通常也称为“大痘”。法国人还称之为“西班牙病”。这给我们留下了最早有关梅毒来源的说法。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最初看到的新世界，可能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在10月到第二年1月间，他访问了古巴和海地，1月扬帆返回欧洲。1493年3月15日，在他出航的港口帕洛斯上岸。与他随行的有10个西印度群岛土著和44名船员，其中有个土著在上岸后不久就死去。船员被遣散，据说有些人参加了冈萨罗·科尔多巴的军队，与查理八世一起进军那不勒斯。哥伦布带着9个土著去塞维利亚，在那儿留下了3人，带着剩下的6人去了巴塞罗那。4月底，6个全是男性的土著被赤裸着在西班牙宫廷展示。他们被描述为皮肤棕色，相貌清秀，像亚洲人而不像非洲人，没有提到有什么明显的疾病。

25年以后的1518年，有一本在威尼斯印的书最早提到，“一种西班牙病”是在1492—1493年哥伦布领导的远征中，由海员从美洲（或是西印度群岛）带进来的。这种说法得到冈萨罗·弗兰德斯·奥维多·瓦尔德斯的支持，他还把这一说法传播开来。此人是西班牙宫廷中的一个侍从，自称看到过哥伦布展示的“印第安人”。奥维多几次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宣称他在土著中发现了新病的证据。1539年，有个叫罗德里格·鲁伊斯·迪亚斯·伊斯拉的医生发表了描述“西印度病”的出版物，还宣称自己在巴塞罗那至少给一个哥伦布的船员看过病。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当哥伦布在城里把印第安人向宫廷展示时，他的船员陪伴着他。

所以第一种说法假设，梅毒是在1493年由西印度人乘船带入欧洲的。许多医学史家支持这种看法。对此有利的证据是，无疑大约就在哥伦布回来时，一种危害极大的新病出现在欧洲。另一常被引证的事实是，最早也是较盛行的一种疗法是用圣木做药，从两种常绿乔木“药圣木”（Guaiacum officinale）和“圣木”（Guaiacum sanctum）中提炼出树脂，这两种树就出产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圣木在1508年被当做治病的药，在最早提到梅毒起源于西印度之前十年。这当然对这一说法有利。但反对这一说法的人认为，提到无疗效的圣木被引进并不是因为它是当地人的一种传统疗法，而是有意为了支持西印度起源说。对这一说法不利的看法还有，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梅毒是被美洲印第安人或是与哥伦布一起回来的24名海员带来的。有意思的是，哥伦布或是美洲人带来的说法，是在他返回欧洲、梅毒被认为第一次出现后四分之一世纪时才有人相信。当然也有可能会在后来对西印度群岛的远航中发现新的事实。

哥伦布带着印第安人回国受到欢迎

第二种说法认为，梅毒起源于非洲，是随着奴隶进口被带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1442年，航海家亨利亲王领导了一次葡萄牙人的远航，到达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在贝宁湾停泊。有一位船长奥塔姆·冈卡维斯俘获了几个摩尔人，把他们当俘虏押到船上。亨利亲王命令冈卡维斯放了他们。他这样做了，得到金砂和十个非洲土著的奖励。这些奖品在葡萄牙卖出了大价钱，由此引发了规模很大的黑奴贸易，从非洲运黑奴去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奴隶的许多后代成了基督徒。1502年，斐迪南国王下令把这些基督徒奴隶用船运到西印度群岛。被运走的人相当多，使得海地总督对岛上非洲人数目的增加感到吃惊，在第二年就要求停止这一贸易。

第二种说法的根据是存在一种叫雅司病的非洲病，这种病的致病菌与梅毒实际上不同。与梅毒不一样的是，这种病主要不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而在光着身子一起玩的孩子中特别常见。由于这个原因，真正的雅司病只在热带才有，患者身上会长出让人很不舒服的皮疹。对雅司病和梅毒是否是同一种病的不同表现，有多种说法。有些人认为，假如热带的雅司病传到气候寒冷的地区，那里的居民通常都衣着整齐，传染就会像普通的梅毒一样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这一说法很有说服力，因为它能用来解释梅毒在欧洲刚出现的那些年的情形。但明显的皮肤病无疑有时会与真正的麻风病混淆，麻风病让所有人都感到特别恐惧，部分原因是病人可怕的组织坏死，另外部分原因是大家都相信，麻风病人是上天为其不可宽恕的罪孽而施的惩罚。有人敏锐地指出，哥伦布带回来向宫廷裸着身子展示的6个美洲印第安人不可能有病，因为肯定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身上明显的皮肤损伤。同样的反对意见也被用来针对非洲奴隶起源说。考虑到对皮肤病的极度恐惧，商人们不会用船运患雅司病的奴隶。

非洲起源说的扩展将梅毒传入欧洲的年代大大提前。赤道附近的非洲人已发现通往埃及、阿拉伯、希腊和罗马的道路，他们或许会带去雅司病。这就意味着梅毒是一种很古老的欧洲病，而一些不明的原因使其在15世纪末危害性和传染性大增。有些历史学家主张，常被认为是十字军从黎凡特带回的麻风病实际就是梅毒。毫无疑问，在梅毒猖獗前，麻风病从欧洲（或是从欧洲医学文献中）消失了。另外，无疑这两种传染病都会出可怕的皮疹，当时的医生难以区分它们。

反对任何一种古代起源说的人抱着这样的证据，梅毒常会在骨骼上造成可以看出的永久变化，现在的病理学家辨认得出。而经碳元素测定年代，在欧洲16世纪初以前的骨骼遗存上没有找到梅毒侵害的可靠证据，欧洲16世纪以后墓葬中发掘的骨骼尤其是颅骨上也没有证据。对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墓葬中发现的证据还有争议，虽然在哥伦布远航前的骨骼上发现有明显的梅毒侵害，但因数量太少不能断定这种病起源于美洲。

因此，我们最好对梅毒起源于何处姑且存疑。可以肯定，当时的医生以为，在15世纪90年代有一种危害很大的新的疾病迅速传遍欧洲。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用于诊断的辅助手段，对病的描述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清楚，但他们能够做出如实的观察。假如不验血或是没有细菌学家的帮助，仅靠初步检查，一位现代医生也可能无法诊断像梅毒这样神秘的疾病。

1519年，乌尔利希·冯·胡腾在德国发表了描述这种病的著作。按照他的说法，梅毒最早是1497年在那里出现，传播范围很广，引起“让人难忍的疼痛”。大约在七年以后，这种病有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任何治疗方法引起的。他说，严重、明显的皮肤伤害并不多见，因为病人不再显得那么难看，感染的危险就更大。胡腾做了重要的观察，在1519年他写作时，梅毒传播看来只是通过性接触。迪亚斯·伊斯拉在1539年的描述中叙述了今人所知的各期症状，他还补充了晚期病人会发热、消瘦、持续腹泻、出现黄疸、肚子肿胀、神志失常、昏迷直至死亡等发病症状。

早期有关梅毒最重要的著作是吉洛拉莫·弗拉卡斯特罗在1546年写的。1530年，他在维罗那发表了一首题为《梅毒或法国病》的长诗，在诗中给了这种病以现代的名称（Syphilis），来源于一个想象中的牧人西菲卢斯（Syphilus），不过这个名称直到18世纪末才被广泛使用。他1546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传染病论》中这样描述梅毒：开始时生殖器上有小溃疡，接着出带脓的皮疹，通常皮疹先出现在头皮上。这些脓包溃烂得很深，连骨头都会露出来。病人还会患上一种“恶性黏膜炎”，损害腭腔、小舌和咽部。有时嘴唇和眼睛都会毁掉。然后出现梅毒瘤，同时有肌肉剧痛、困乏和消瘦的症状。弗拉卡斯特罗认为，这种传染病在近20年（即自1526年起）症状有了变化，因为在他看来，许多患者的脓包比以前少了，而梅毒瘤却比以前多了。

这种新病没有以腺鼠疫那样的速度传播。即使我们把1493年当做疑似梅毒的疾病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年份，到1496年传入英国也有三年的空当。1499年传入波兰，1500年传入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1505年传入广州。有些国家传入得相当晚：1569年传入日本，1753年传入冰岛，直到1845年才传入法罗群岛。让人感到有趣的不解之谜是，此病在1498年传到了印度。乍看起来不可能这么早，但实际上这却表明不管欧洲人的梅毒起源于何处，欧洲本身在把病传到世界各地中起了作用。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一支由4艘船和160人组成的远航队离开里斯本，绕过好望角，向北向东航行，1498年5月20日在马拉巴河边的卡利卡特上岸，船员们随身带去了梅毒。

这种病在欧洲历史上初次出现时，传染性要比今天大得多。数字并不可靠，据说在16世纪初约有三分之一的巴黎市民被传染上了。学者伊拉斯谟在1519年写道，任何没有感染上梅毒的贵族都被看成“土包子”。对梅毒早期猖獗后来回落的情况很有趣的证实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提供的，他是位可靠的见证人。1529年，他针对有人要求镇压修道院医院，写了小册子《炼狱中的灵魂祈求》。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30年前那里有五人染上法国痘症，现在是人人染疾。”意思是说，1499年有五个病人因梅毒上医院，到1529年每个人都进医院。

但为什么在16世纪梅毒的传染性强？假如这种病确是从新世界传来的，那么它就会对一个完全没有适应力的社会造成传染。人们可能毫无免疫力，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免疫力，是从母体遗传的还是前一次得病产生的免疫力。因而，在疾病刚出现时，病情会比较严重，传染的机会也较大。但我们必须承认，有可能欧洲的梅毒起源于雅司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面积皮肤损害，传染危险较大，或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或是通过性交以外的方式传染。有一种很简单的接触方式，研究梅毒的历史学家竟没有注意到：在都铎时代，通常的问候方式不是握手，而是接吻。接吻在两性之间和所有各阶层间通行，通常是嘴对嘴接吻。

因此，比较常见的传播方式是非性接触传染，通过嘴对嘴接触，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或是通过共用的器具喝水、饮酒传染。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初的下疳会出现在嘴唇或是舌头上。在那些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年代，这些症状肯定常会被忽视，或是被错当成脓包病的“唇疮”。比如，红衣主教沃尔西就被指控“以在耳边喘气、吵嚷的方式”把病传给了亨利八世。他可能是这样做了，但红衣主教本人也同样受嘴上的唇疮之苦。当然肯定也有许多通过性接触传染的例子，但我们在探讨16世纪早期的梅毒时，不必去寻检那些不道德的关系或是说得有声有色的丑闻。同样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更大的是，梅毒是通过性接触以外的方式传播的。

梅毒广泛传播的另一原因在于，有神经或动脉损害的三期梅毒看起来好像与早期无关。并不是所有梅毒都会出现明显的皮肤病变，早期病变——一期的下疳和二期的皮疹——会被误认为是小毛病，不治疗也会很快消失。一些名词第一次被使用的年份也可以给这一假设提供证据。《牛津英语辞典》中给出了下列年份：痘1476年，大痘1503年，小痘1518年。“痘”一词出现在梅毒传入前，是任何皮疹的别名。“大痘”一词出现在梅毒传入英国后七年，显然是用于梅毒皮肤病症的通常叫法。1518年出现的“小痘”（Small Pox）一词不可能是指疫病“天花”（smallpox）的专门名词，因为在1518年以前天花早已为人所知，老护士在诊断“穷孩子出痘发热”时，无疑经常把它与其他皮疹混淆。实际上，“小痘”几乎肯定就像它字面意思所指，比“大痘”轻一些，用来指二期梅毒的皮疹，常与麻疹一类的各种“小痘疹”相像。因而，可以这样认为，许多患者终生也不治疗，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得了梅毒。

说到这种病在历史上的影响，其破坏性极大。梅毒造成的灾难和悲惨的故事表现在方方面面。像南太平洋岛屿居民这样重要的人类遗存整个被毁灭；身居要位的优秀政治家成为流口水的白痴；艺术家、画家和诗人也被毁了。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教皇亚历山大·博尔吉亚、贝文努托·切利尼和图卢兹－洛特雷克，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这些仅是从成百上千受害者中随意挑出的几个。数百万普通男人和女人同样成为受害者。正如我们在“恐怖的伊凡”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还有数百万人间接受害。毫无疑问，伊凡是个梅毒患者，在苏联统治时期，他的遗骸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息地挖出，人们发现他的骨头上有明显的损害。

莫斯科大公、全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伊凡出生于1530年8月25日。1533年12月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去世时，三岁的伊凡继位为大公。表面上，伊凡是那个时代一位典型的俄罗斯亲王，年轻时忙于打猎、调情、饮酒、抢劫商旅以及恐吓不幸的农民。但有点与众不同的是，他在内心里是个严肃的学者，喜欢与出身较低但有教养的教士交往，而不喜欢与没文化的贵族来往。他选择了一个教士阿历克谢·阿达舍夫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1547年1月，伊凡加冕为沙皇，他是第一个有此正式称号的莫斯科统治者，理由是他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洛马克孙子弗拉基米尔的后代。两周后，他与一个虔诚、慈爱的女子安娜塔西亚·扎卡琳娜·科西娜结婚。

同年，一场大火毁坏了莫斯科城的大部分。大主教马克里趁这场灾难出现的机会让伊凡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行为放荡有罪，促使他改革。以后的统治时期被看作是俄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时期之一。伊凡制定了一些法典，放逐了最霸道的贵族，还部分改革了拥有全权的教会，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创办了学校。虽然伊凡既非勇士也非良将，但他以征战的精神激励军队，从异教徒鞑靼人的部落夺得了喀山，把他的帝国沿着伏尔加河扩张到了阿斯特拉罕。1558年，他转而向西去对付条顿骑士。1560年夏，他把领土扩展到了与普鲁士交界的里加。

按照我们的标准，即使是在早年的岁月，伊凡无疑也是个残酷的暴君。不过按当时俄国的标准，即使是欧洲的标准，他在1551年至1560年间的统治还算是明智仁慈的。他在与国务会议商讨事务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他允许畅所欲言。他接受来自各个阶层臣民的意见书。据说在俄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内最穷的人也能面见的君主。

1552年10月，安娜塔西亚生了儿子德米特里，他只活了6个月。9个月后她生了另一个儿子伊凡，1558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费多。沙皇伊凡可能是在婚前与妇女调情时得了梅毒。我们推测——也仅仅是推测——婴儿德米特里死于先天性梅毒。贾尔斯·弗莱彻在《罗斯国家》一书中写到了费多，费多在“恐怖的伊凡”死后还活着，他“中等身材，偏矮偏胖，脸色灰黄，有点浮肿，鹰钩鼻，腿有毛病，走路不稳，体态臃肿，显得懒散，脸上通常都带着笑容。智力呆板迟钝”。虽然没有诊断材料能提供任何证据，但上面的描述表明，费多可能也得了先天性梅毒。

伊凡四世

安娜塔西亚死于1560年7月，伊凡伤心欲绝，在葬礼后不久，他就长时间酗酒放荡，以此来消除痛苦。他的头脑里产生了怪念头，认为自己的朋友阿历克谢·阿达舍夫和高参教士西尔维斯特用巫术弄死了安娜塔西亚。他饶了他们一死，但将两人免职关了起来。然后他处死了阿达舍夫的兄弟，一个有战功的军人，还处死了阿达舍夫12岁的儿子。接着，他又下令处死作为他朋友的玛丽亚·玛格达琳娜和她的五个孩子。1561年8月21日，伊凡娶了一个富有的切尔卡西亚人的公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563年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求婚。在同一年，他率领一支大军入侵立陶宛，夺取了重要的商业城市波洛茨克，整个立陶宛似乎就要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然而他的尚武精神消失了，在莫斯科，他又恢复了放荡的故态。他的新皇后生了儿子瓦西里，却只活了五个星期。(www.xing528.com)

到1564年底，发生了第一件荒唐事，显然表明伊凡这时已因梅毒影响到大脑，出现了麻痹性痴呆（GPI）。12月3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停了几辆雪橇，仆人们从宫中拿出金银珠宝放在雪橇上。沙皇、皇后和两个皇子坐上一辆雪橇，然后雪橇队列出发，不知驶往何处。在这天晚些时候，伊凡让人回来送信：“因为不能容忍我周围的背叛行为，我不再管理这个国家，而是按上帝指引的路去走。”不知所措的贵族和主教四处搜寻，他们在莫斯科西北100英里远的小村子亚历山大罗夫发现了他，恳求他回去。伊凡同意了，提出条件，他有权处决任何他想处决的“叛徒”，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的房子住，并要有一支由1000人组成的个人卫队（oprichniki，特辖军团）。1565年2月2日，他回到莫斯科，两天后屠杀开始。“特辖军团”扩大成有6000多暴徒的组织，克里姆林宫外面的房子成了一座奇怪的修道院，伊凡是院长，300名“特辖军团”成员当修士，他们在貂皮大衣和金边衣服外面披上黑袍。每天从早晨四点的晨祷开始，到晚上八点的晚祷结束，伊凡祈祷的热情之高使得他总是因虚脱而碰伤额头。一次次的祈祷常被他去行刑室打断，为了方便，行刑室就设在地下室。

伊凡统治后期的日子是一个有关折磨和鞭刑、火焚和水煮以及各种可怕的死亡方式的故事。因为一次证据不足的谋反，他对诺夫哥罗德全城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在五周内有几千人被鞭打至死、放在小火上烤或是丢在冰块下。1570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处决人时，伊凡本人和儿子伊凡都参与了这件可怕的事。维斯卡瓦提亲王被吊在架子上，被人用刀割下一片片肉死去，这时伊凡强奸了亲王夫人，他的儿子强奸了亲王的大女儿。这只是从1565年至1584年整个恐怖时期的两个片段。伊凡疯狂的顶点是杀了自己的儿子——皇位继承人伊凡。1581年11月19日，在一阵致命的狂怒之中，他用有铁尖的权杖把儿子刺死了。

伊凡对与英国的伊丽莎白结婚不成颇为失望，转而向女王的表妹女勋爵玛丽·哈斯丁斯求婚。在遭到拒绝后，他竟宣称愿意娶女王的任何女性亲属。伊凡不顾自己已结婚这一现实，看来是对与英国建立王室联姻的古怪想法着了迷。伊丽莎白可能是对俄罗斯公司的财富印象深刻，派出使节向伊凡保证，她十多个女亲属中任何一个都会乐于与他结婚。而俄罗斯公司是在1553年根据伊凡的特许状建立的。对某个不知名的姑娘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伊凡在这个计划尚未有进展时于1584年3月15日去世了。他最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处在失眠、恐惧和狂乱之中，身边都是占卜者，他抚弄着珠宝，述说珠宝的治疗功效。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在某次准备好棋盘下棋时中风发作。

有成千上万臣民因伊凡患梅毒而送了命，但从长远来看，他的病对历史的影响要大得多。假如这第一位沙皇是开明统治而不是冷酷专制的典范的话，整个俄国沙皇制度的类型是否会按照不同的样式发展，对此还有争议。伊凡杀了自己的儿子，或许是把国家从血腥统治中拯救了出来，因为“恐怖的伊凡”训练了儿子的冷酷和贪欲。伊凡把皇位留给一个先天性的白痴费多去继承。由于费多无法统治，他先是由鲍里斯·戈都诺夫监国，然后又被取而代之。1605年4月戈都诺夫死后，俄国一直处在混乱中，直到1613年第一位罗曼诺夫被选出来后才有了统一的迹象。

可以肯定伊凡得了梅毒，但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的亨利八世是否得了梅毒还有争议。许多作者断然否定亨利得过梅毒。他肯定得过什么病，但不同的专家对病的性质有不同看法。痛风、静脉曲张、股骨骨髓炎、比武时一次或多次受伤、坏血病——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可能是他个性改变的原因，这一改变在亨利40多岁时已很明显。考虑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看来有理由重新来验证一下相关的证据，因为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无疑它对国王起的作用曾深深地影响到英国以后的历史。

首先，可以这么说，上面提到的病亨利都有可能得。在16世纪，一个人活到56岁，如果只得一种慢性病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那时多数病都无法治愈。亨利参加当时的粗野运动，据说出过两次事故，受过伤。他大吃大喝，晚年长得过于肥胖，假定他有静脉曲张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痛风和坏血病这两种病与饮食失调有关，当时是常见病，亨利的生活习惯肯定容易患痛风，但这不能用来证明他没有得梅毒。

亨利生于1491年，也就是梅毒在欧洲突然出现的前两年。因而，了解他祖先的情况没有什么意义，而了解他后代的情况却很有关系。他6位妻子中的第一位阿拉贡的凯瑟琳是玛丽女王的生母，为他生了一个男婴，却在几天内就死了。她至少有3个孩子是在腹中怀孕七八个月时死的。安妮·博林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她曾在胎儿6个月、3个月和不知月份的情况下各流产一次。简·西摩有一个儿子是国王爱德华六世，这个孩子生于1537年，在她17个月的婚姻生活中，看来不会再怀孕了。与克利夫斯的安妮的第四次婚姻从来没有圆房。在1540年至1542年间，凯瑟琳·霍华德是亨利的妻子，她没有怀过孕，而凯瑟琳·帕尔1547年在与亨利结婚四年后成了寡妇。

亨利至少有4个孩子，有一个是非婚生的男孩里士满伯爵亨利·菲茨罗伊，17岁时死于肺部感染，可能是肺结核。我们不知道他别的健康状况。伊丽莎白一世死于69岁的高龄。据说她眼睛近视，也许有理由相信她不能生育。在听到边境以北有一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出生时，她这样说：“苏格兰的玛丽是一艘装着漂亮儿子的驳船，而我只是一段不结果实的树桩。”玛丽·都铎死时42岁。她眼睛深度近视，说话声音很大，就像耳聋的人一样。据说她“鼻子扁平”，流着味道恶臭的脓，她的丈夫菲利普二世对此颇有怨言。婚生儿子爱德华六世死于1553年，时年15岁。他从来就不是个健康的孩子，死亡原因仍很神秘。就在去世前一年多的1552年4月，他生了病，“身上出麻疹和小脓包，这些东西从他身上脱落，被看成是从他身上清除有害体液的一种方法，而这些体液积聚久了就会使人生病、送命”。毫无疑问，从1553年初开始，他的肺结核病（痨病）日益严重，但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他的身上出了皮疹，指甲脱落，手指和脚趾的第一关节坏死。大家都认为他中了毒。

上面所谈历史的每一单个事件都可以看成是得了别的病而不是梅毒，但证据是相互有联系的。阿拉贡的凯瑟琳3个胎儿都死在怀孕4个月以后，安妮·博林是在怀孕6个月时流产的，1552年爱德华出皮疹，一年多后他就死于某种病症，像是肺结核和先天性梅毒的综合症，梅毒造成了手指病变。这些都是证据。我们还有其他证据：伊丽莎白和玛丽近视，据说玛丽还耳聋，她的鼻梁扁平，流恶臭的脓——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先天性梅毒引起的。最后，我们还有亨利后两次婚姻的例证。正如史家认为的，假如他结婚的原则是想要都铎王朝的世系人丁兴旺，那么就可推断他在近50岁时已经不能生育，或是已经性无能。这是推断他患了梅毒的有力证据。

至于亨利本人，在他年轻时威尼斯人帕斯奎尼戈这样形容他：“是我看到的最英俊的君主，超出通常身高，腿肚子上的肌肉很结实，皮肤白皙、明亮，赤褐色头发按法国式样梳得又直又短，圆圆的脸，很漂亮，像个美女，他的脖子颀长、粗壮。”这个19岁少年拥有一切：体格健美，仪表端庄，富有魅力，头脑聪慧。他可能是戴王冠的人中最有男子汉气质的典范。他沉迷于各种体育锻炼、舞蹈和音乐，但主理国务的大臣沃尔西明确表示，亨利是自己掌管统治事宜，有主见，不会轻易被人说服。

1514年2月，亨利23岁时得了天花，但没有出脓包，看来是顺利地完全康复了。也许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诊断提出疑问，就像我们对他儿子1552年出皮疹的情况提出疑问一样。1521年，亨利第一次染上了疟疾，这是16世纪英国的一种常见病。在后来的余生中，他还不时为这种病所苦。三年以后的1524年3月，他在与萨福克公爵比武时出了一次事故，但受的伤似乎不重。1527年亨利开始头疼，1527年到1528年间他的大腿上开始出现人所周知的溃疡，在后来的日子一直折磨着他。

亨利八世

1527年是关键的一年，亨利时年36岁。直到这时为止，他的统治还算明智、温和。其间虽然发生过多次危险的暴动，像1517年“罪恶的五朔节”（Evil May Day），都被坚决地镇压了下去，按当时的标准还不算残酷。在那些年中，亨利为英国的海军机构打下了基础，修造船只，建立领港协会，改善港口，建造船坞和货栈。1521年，他在“全英国有学问人”的协助下，写文章从学术上反驳马丁·路德，为此教皇利奥十世给了他“信仰维护者”的称号。直到今天他的继承者在登基时还用这个称号。亨利鼓励托马斯·莫尔为提供洁净水、处理污水所做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大多徒劳无功。由于治疗黑死病已不再是教会的特权，结果江湖郎中和没有文化的游医应运而生。1512年亨利颁布法令试图规范行医，要求由教区主教和他任命的专家来检查医生的资质。根据这一法令，英国在1518年建立了医师学院。亨利本人是个有经验的业余医生，他在这些改革中起了作用。

从1527年开始，他的个性开始改变，由优秀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孤僻、尖刻的暴君。改变无疑部分是由于他对与凯瑟琳离婚的担忧引起的，因离婚引起的争议持续了不下六年时间。1531年他最早出现了心理失衡的明确迹象。这时亨利颁布法令采用一种新的恐怖惩罚方式，把人用水煮死，至少有三个人是被这种方式处决的。在亨利去世几个月后，爱德华六世的顾问废除了这一法令。1533年，亨利颁布了第一个“叛逆法”。法令规定，任何人诽谤亨利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或是对此怀有偏见，都犯有叛逆罪，要面临野蛮的死刑，将会被吊起活着肢解。

1534年亨利的恐怖统治开始，他不加区别地屠杀罗拉德派教徒、路德宗教徒、再洗礼派教徒和天主教徒，接着在1535年残酷处决了加尔都西修道院院长和所有修士，还砍掉了圣徒托马斯·莫尔和主教约翰·费希尔的头。1536年1月17日，亨利在比武时受了重伤，昏过去两个多小时，直到2月4日才完全复原。这一事故为认为亨利基本上是“迷糊”（punch drunk）了的看法提供了依据，但这是在他性格明显改变九年后才发生的。脑震荡肯定加剧了他的病情，从这时开始，我们必须把亨利的行为视为绝对不正常。他对待安妮·博林很野蛮。作为英国教会的首领，他可以很容易就与博林离婚，但他却将她处死，并把她的女儿称为杂种。1538—1540年，他还镇压修道院，将敢于拒绝或拖延服从他命令的任何修道院院长或修士都吊死。英国许多中世纪的艺术品被任意毁坏，这样毫无理由地毁灭文化，肯定不会得到在1509年登基时的这位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学者赞同。

在实施镇压的年代，亨利不断受到头痛和失眠的折磨，喉咙疼痛，腿上的溃疡已成瘘管。1538年5月他已47岁，据说他“有时说不出话，脸色发黑，极为危险”。法国大使卡斯蒂永记载了这一事件，他认为亨利的变化与腿上的瘘管有关。对此，还有人认为，亨利受到肺部栓塞的折磨，由于静脉曲张血块堵塞了他的肺动脉，失语显然是中风发作的结果。

1539年，他制订了“六信条法”。这是一项重要立法，矛头针对任何对亨利的“英国教会首领”地位提出挑战的人。他把新教徒当做异端分子烧死，把天主教徒当做叛徒吊死。亨利对宗教改革摇摆不定的政策可能受到他的妻子及其“党派”观点变化的影响。无疑，亨利对克利夫斯的安妮的丑陋容貌感到苦恼，而这个女人是主张改革的党派介绍给他的，这直接导致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倒台，也给亨利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克兰默主教带来了危险，还使得他再次迫害新教徒。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亨利开始时想改革教会，然后又对他的灵魂在末日审判时可能得到的结果感到担心。这表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分裂，一方面试图要让教会成为圣母教会的忠实儿子，而另一方面又想让教会听从他的意愿。

亨利从来没有失去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实际上，在1529年沃尔西倒台去世后，他就趋向于实行绝对君主制而不是立宪君主制。就在去世的前三年，他还在与法国的作战中亲自率领军队，并采取积极措施去对付英国可能遭到的入侵。虽然他过早进入衰年，头发花白，过于肥胖，但他从未衰退到智力和体力严重受损的程度。与伊凡不同，亨利死时没有惊恐不安，满口胡言。对他死时的情况说法不一，实际原因不清楚，但他死时很平静，握着克兰默主教的手，这是他的朋友中唯一到最后还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诊断亨利的病史中是否患有梅毒争议很大，许多地方都有疑点。对一个现代医科学生，老师会教导他在写病历前先要寻找一些简单的东西。假如检查一个15岁的孩子，他发热、腹痛、右侧柔软但肌肉有点僵硬，这个学生就应该在考虑较少见的病之前先排除急性阑尾炎。再者，医学生一般在确定病人有多种不同病症前，应该把各种迹象和症状归为一种临床表现。亨利八世的历史应该按照类似方式去考虑。无疑，这位国王患有好几种较轻的病，但他的病史、他的王后的生育史、他的儿子爱德华可疑的死、他的女儿玛丽的残疾，甚至伊丽莎白的近视，所有这一切肯定在诊断时都要综合考虑进去。假如分开来可以解释他得了不同的病，但合在一起证据就较为明确。梅毒是16世纪早期一种很常见的传染病，没有理由认定亨利会得以幸免。

不管亨利得的是什么病，对英国的未来都有重要的影响。他没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后嗣是强盛的都铎王朝终结的开端。他没有孙子，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都铎王朝强有力、有效率的统治让位于软弱的斯图亚特王朝试图建立的专制统治，这使国家陷入了一场内战。

亨利死后，9岁的爱德华在他母亲西摩家里人的监护下继位。在西摩的支持下，爱德华成了新教徒的保护人，更无情地继续执行亨利剥夺修道院财产的做法。大量修道院的土地、财产和收入被贪婪的贵族攫取。仍然有许多人对旧时的天主教信仰有感情。爱德华统治时狂热的捣毁圣像运动使普通英国人对新教没有好感。假如爱德华的继承人、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做事适度的话，她也许能成功地恢复罗马天主教会，虽然也许不能恢复其过去的权力，但能长久地使之成为英国官方宗教。无疑，玛丽不顾她的天主教徒丈夫、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的警告，坚持迫害新教徒。如果她只是每年不大肆声张地烧死几个狂热的新教徒，她或许能把自己誉为反异端的纯洁信仰的维护者。但几乎可以肯定，玛丽精神上不正常，一点也不理智。她在三年多时间里将三百多普通男女烧死在火刑柱上，此举使得她的大多数臣民都把罗马天主教看得比异教更加罪恶。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的和解政策来得太晚了，以致在后来许多年中英国难以实现宗教宽容。

玛丽女王与丈夫菲利普二世

玛丽迫害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显而易见。16和17世纪许多事件的真相仍无法弄清，因为新教作家的叙述与天主教作家的叙述常常大不相同。这些陈年之火慢慢燃烧的时间没有什么地方比北爱尔兰更长了。玛丽的迫害还改变了英国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像他们的北美表兄弟一样，他们总是崇尚勇敢，但又与其他一些民族不同，他们从不认为自愿忍受痛苦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这或许就是麻醉这一仁慈的科学会最先在美国和英国推行的原因吧。16世纪受难者的痛苦不仅激起了愤怒和怜悯，而且还令人厌恶。这些人自愿忍受所受的折磨，因为受难者只要认错就会得到宽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放弃以前接受的信条就行了。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中世纪光荣殉难的观念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伦敦一个著名的广场，既是市场，也被用来处决犯人——译者按）的火焰中消失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为防治梅毒所做的努力。已知最早的疗法是用对付中毒的泻药和半巫术式的解毒药。虽然遭到更有创新精神的医生帕拉切尔苏斯的攻击，愈创木作为特效药直到16世纪末还被广为使用。这些治疗肯定毫无疗效，一种更有疗效但也更危险的药是在水银中找到的。

存于朱砂中的水银已被阿拉伯学派的医生用于治皮肤病，13世纪时卢卡的西奥多利克开的药方中就有含矿物水银的油膏。这一早期使用水银的情况被当做梅毒是欧洲的一种古代疾病的证据。另外，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关亨利八世的治疗一点也没提到水银疗法（这难以隐瞒），表明他不可能得梅毒。这一看法不能让人信服。水银有可能只用于治疗严重的、难治的皮肤病。在亨利的病例中，除非有明显的皮肤疾患是不会用水银的，没有证据表明亨利得了皮肤病。

很有可能是因为有明显的皮肤损害，维罗纳的乔吉奥·索马里瓦才在1496年试图用水银治疗梅毒，但他不是医生。三年后，医生雅各波·贝文加里奥·卡皮在意大利因使用水银成功出了名，贝文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6世纪意大利的著名雕塑家——译者按）就是他的一个病人。这种疗法被称为“流涎”，因为服用金属汞及其嗅盐临近中毒时，人就会流出大量涎水。这种疗法采用口服、油膏和蒸汽浴的方式，在三个多世纪中很有效但却极不舒服，也很危险。人们为找到其他特效药还做了许多努力，但唯一一种能被长久使用的药物是碘化钾，是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的，对晚期梅毒有疗效。自称掌握秘方的江湖骗子有很大危害性，英国在1917年把不够格的人治疗梅毒当做犯罪。

除非找到病因，否则就不可能对一种病进行合理的治疗。直到20世纪，人们才完全弄清梅毒的病因。1905年，F.R.绍丁和P.E.霍夫曼发现了致病菌，给病菌起名为“苍白螺旋体”（Spirochaeta pallida）。此后这一名称又被改为“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现在已知这种病菌的不同亚种不仅是性病型和非性病型梅毒的致病菌，而且也是雅司病、品他病（pinta，热带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种螺旋体性病——译者按）和非性病性螺旋体病（bejel）的致病菌。野口英世将病菌从已显麻痹性痴呆的病人的脑中分离出来，因而证实了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人怀疑的致病原因。1906—1907年，瓦色尔曼（Wassermann，德国医生，发明梅毒血清试验——译者按）试验的问世使得即使在潜伏期也能查出梅毒。1909年，在经过多次试验后，法兰克福的保罗·艾利希制出了第一种“内吸抗菌药”，可以注射进血液，杀死病菌而不伤害身体组织。这就是著名的“606”，是一种有机砷化合物，艾利希称之为“魔弹”，相信它能杀死许多病菌。实际上，他的看法不对，因为它只对主要的螺旋体或密螺旋体病菌有效。这种药的处方名是洒尔佛散（salvarsan），被广泛用于治疗梅毒，但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新胂凡纳明（neosalvarsan）替代。在交战的特殊情况下，性病猖獗，这些砷剂药物就很有用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青霉素，这是抗菌素类药物中的第一种，1943年，约翰·马奥尼不仅成功地用它治疗梅毒，还用来治疗第二种古老的性病——淋病。

就这种病的性质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的大敌是其隐秘性。到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经积极并切实地对这一问题探讨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卖淫和性病是禁忌的话题，官方不承认其存在。1913年11月1日，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并建议对梅毒应采取的治疗措施。1916年2月，在性病患者大量增加时，这个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简单来说，他们建议授权给地方当局提供免费的诊断和治疗。他们还有一个建议，允许管辖区域以外的居民也可以得到咨询和治疗，采用匿名这种合乎情理的做法。他们可以不必兼顾实名与匿名，决定以匿名为主。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求进行适当的教育，而不是对此避而不谈。

这一报告发表后，社会很快就采取行动。附属于志愿医院和市立医院的诊所1917年开始工作。许多地方当局采用一种最实际的广告方式，在公共厕所标上离那里最近的诊所的地址。1925年又实行了最值得注意的改革，地方当局被授权从事一项教育计划。由于这类教育必须要经过公众讨论并公开讨论的内容才能进行，因而掩盖这整个话题的社会禁忌最终被消除了。坦率承认公众的危险加上个人可以匿名，消除了人们的不少恐惧和耻辱，这有助于将病人由一个罪人转变为一个不幸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范围病例增加，英国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社会工作者不仅提醒人们注意治疗措施，还与其保持接触，劝他们去做瓦色尔曼试验。同时还采取措施，对发现已传染了三人以上的梅毒患者实行通报，并强制治疗。采取这些措施加之有疗效显著的青霉素治疗，病人人数大大减少。1947年政府不再执行这些规定，但继续从事有效的社会工作，以致到1956年梅毒显然被遏制住了，许多诊所因没有病人而关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青霉素治疗，几乎在全球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在后来的十年内，这一重要工作的大多数成果又变得成效甚微。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相仿，在其他国家，一期和二期梅毒病人的数目再次增加。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部分是病菌对青霉素产生了抗药性，部分是出现了毒性更大类型的病菌，而主要原因是在“纵容的”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放松了道德规范，行为放纵。近几十年，梅毒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蔓延滋长，而且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艾滋病的危害，对其传播，我们将在结论部分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