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黑死病传播及冬季缓解

在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出现在1348—1361年。这是一场腺鼠疫天灾，后来一般称为黑死病。我们要继续沿用这一为人熟悉的叫法来称呼14世纪爆发的鼠疫，而保留“瘟疫”一词称呼后来曾在1665年袭扰伦敦的这类疫症。

腺鼠疫的“腺”指的是典型的腹股沟腺或肿大的淋巴腺。腺鼠疫主要是啮齿类动物的一种病，通过那些通常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中传播。跳蚤叮咬被感染的老鼠，通过血咽进鼠疫病菌。这些病菌能够停留在跳蚤肠道中长达三周，在跳蚤叮咬别的老鼠或人时又重新泛出。在原型腺鼠疫病例中，只有当跳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或从被感染者身上跳到未被感染者身上时才会让人得病。腺鼠疫不会通过人的呼吸或直接接触传播。

通常的传染源是黑鼠，有时又被称为老英国鼠（Old English Rat）。这种动物与人关系密切，是一种有着黑绒毛的很漂亮的小家伙。与棕鼠不同，它喜欢住在房屋、船上，而不是住在农庄、下水道里。与人关系亲近使得跳蚤很容易就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也就会传播鼠疫。这种病不管是对鼠还是人，一旦传染上就有很高的死亡率。据记载，有些地方得病的死亡率为90%，60%的死亡率则被认为是“正常”。致病菌巴斯德鼠疫杆菌（Pasteurella Destis），现在叫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迅速在血管里成倍增殖，致使病人发高烧并死于败血症（血液中毒）。因为传播需要有大批跳蚤，所以原型鼠疫流行时患病的人相对较少。

可见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但并不常见，只是出现一些孤立病例，或是偶尔爆发。但在有些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肺炎类型的鼠疫，不需要跳蚤叮咬就传给人，可能是靠呼吸或接触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情形尚不清楚。在鼠疫大流行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但肺鼠疫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发病率高，就像肺炎通常是致命的一样，肺鼠疫的死亡率也很高。

1348—1666年，在欧洲一直有腺鼠疫流行，但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我们只知道有四次世界范围的腺鼠疫大流行。这四次是540—590年的查士丁尼瘟疫，范围可能远及英国；1346—1361年的黑死病，1348年传到英国；17世纪60年代的“大瘟疫”；1855年最早在亚洲大流行的一场疫病，在广州、香港和俄国死了很多人，1900年传到英国，在格拉斯哥、加的夫和利物浦死的人不多。在最后这次大流行中，奥加塔·马萨诺里记述道，由于老鼠的死亡数目多，他给鼠疫起了“鼠害”（rat-pest）的名字。肺鼠疫在中国蔓延，也许还在俄国蔓延，但鼠—蚤—人类型的鼠疫则主要在欧洲流行。

在查士丁尼瘟疫和“大瘟疫”期间，其流行开始是鼠—蚤—人的传播类型。从沿海向内陆传播，照料病人的人并不比不照料的人冒更大的风险。在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开始得病者不多，但人数迅速增加，直到来不及以常规方式埋葬死者。类似情况还见于1665年的伦敦瘟疫。塞缪尔·佩皮斯写道，6月7日在德鲁雷街有两三幢住宅标上了红十字架。从6月的第一周周末到7月1日，死亡簿上记录死于瘟疫的人数分别为100人、300人、450人，然后不断增加，在7月的最后一周达到2000人，8月底为6500人，9月的第三周高峰时超过7000人。估计1665年伦敦的人口是46万人，这年瘟疫一直在城里流行。一个星期死亡人数上升到两三百人可以归罪为带菌老鼠的增加，但数千人的死亡则表明有人与人的直接传染。因此，在查士丁尼瘟疫和伦敦瘟疫中，有些发病类型肯定已由原型鼠疫变为肺鼠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黑死病中。

基本可以肯定黑死病源于蒙古。一个被传染了的鞑靼人部落把病菌带到克里米亚地峡，在那里的卡法（Caffa，现在称西奥多西亚Theodosia）商站，鞑靼人围攻一小队意大利商人。根据文献记载，这种病无疑是老鼠传播的。1346—1347年冬，瘟疫在卡法爆发。还有一种说法，这是鞑靼人把感染的尸体扔进墙内故意传播的。双方都死了不少人，鞑靼人不得不撤围。这个部落四处星散，把瘟疫传到里海沿岸，再从那里向北传到俄罗斯，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1352年中国开始有人被传染。活下来的意大利商人乘船逃往果阿。编年史家加布里埃尔·德米西宣称，航行中没人染上瘟疫，但在船靠码头后的一两天内，瘟疫以致命的形式爆发。他的叙述表明这是通过鼠—蚤—人的方式传播的。

通过在果阿的欧洲人，瘟疫经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呈半圆形向西向北流行开来，1532年到达莫斯科，破坏性极大。历史学家估计，大约有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里应该提及的是，这场恐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世界历史造成的影响最终要超过其他事件。船只把疫病带到格陵兰居住地，这些居住地最早是红胡子埃里克在936年建立的。这些殖民区受到瘟疫打击，又不能从遭到削弱的挪威运来补给，以致在遭受因纽特人进攻时被消灭。最后一个维京定居者在14世纪后期消失，直到1585年约翰·戴维斯重新发现格陵兰，这里都是不为人知的荒原。据说维京人定居点与“文兰”（Vinland）不时保持着联系，而“文兰”是加拿大沿海的一部分，或许就是纽芬兰，因而黑死病可能完全改变了北美的历史。

黑死病约在1348年6月24日传到英国，可能是通过停靠在梅尔科姆（现在是多塞特郡韦茅斯的一部分）小港的一条船从加斯科尼传播开来的。直到8月初，传染看来还局限在当地，属于原型鼠疫。从梅尔科姆开始，瘟疫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海船把病菌带到位于西南海岸和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港口。在陆上，瘟疫经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迅速传播，到8月15日经海路或陆路传到了重要港口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的居民得知布里斯托尔的疫情后，企图断绝一切联系来防止传染，但已无济于事。瘟疫从格洛斯特又传到牛津，11月1日传到伦敦。向西经人烟稀少的德文和康沃尔郡，瘟疫传播得要慢些，直到圣诞节还没传到康沃尔中部的博德明。此时包括多塞特和萨默塞特在内的巴思及韦尔斯整个主教区都被传遍了。1349年1月4日教区主教写道，死了很多人，许多教堂辖区连一个主持葬礼的教士都没留下。

黑死病在冬天得到短时间的缓解，这时老鼠、跳蚤以及14世纪人的活动都不太多。牛津在1348年11月遭到传染，直到1349年3月死亡率都未达到高峰。伦敦在冬季只死了几个人，但到3月迅速增长，4月、5月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从伦敦开始，传播的主要路线是人口密集的东部各郡。1349年3月传到诺里奇，5月底传到约克。这时英格兰的整个南部、东部和中部都遭受侵袭。在人口较少的北部和最西部，疾病传播的速度慢了下来。1349年，经海路爱尔兰受到传染，但威尔士和苏格兰直到1350年才受到侵袭。在1349年秋英格兰北方各郡死亡率到达高峰时，苏格兰人决定利用英格兰遇到的困难发动进攻。如果不是这样，苏格兰可能会躲过这场瘟疫。瘟疫在驻扎在塞尔扣克附近的苏格兰军队中爆发，当士兵们回家时传遍了苏格兰。

死神肆虐的黑死病

没人知道在恐怖的1348—1349年间到底死了多少人。这里没有像1665年瘟疫时的登记簿，也没有末日审判书（英格兰在11世纪末进行人口、财产调查后编制的登记册——译者按）和人口调查。在14世纪没人通过随机取样调查，算出个大概数字。使情况更复杂的是，黑死病并不是只出现一次的天灾。到14世纪末，这一一再出现的疫症已流行了四五次。其中最糟糕的一次在1361年传到英格兰、法国和波兰，也传到其他国家。从这次发病的名称“儿童瘟疫”（Pestis puerorum）或许能发现一点线索，表明在1361年儿童出现了不正常的高死亡率，而在13年前所有年龄组都有相当高的死亡率。

另一线索是1377年对全英格兰征收的人头税提供的。与此相关的材料表明其人口在250万到300万之间。而在1347年对人口最可靠的估算在450万到600万之间，看来在30年间人口数减少了200万左右。从诺曼征服（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征服了英格兰，并在英国称王，即威廉一世——译者按）至1300年，人口在缓慢增长。从14世纪末开始，人口又开始持续增长，到16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达到300万左右。在这两个例子中，人口能够得到增长说明，出生率一定超过死亡率。包括传染病在内的普通疾病在1066年至1550年间整个时期都会造成人员死亡，但随着正常的死亡进程，正常的生育过程也同样在进行。因此在黑死病爆发至征收人头税的大约30年间，人口至少减少了200万，这只能归咎不正常的高死亡率。由于育龄成年人大大减少降低了出生率，可以认为死亡的高峰出现在这一时期开始时。

因为近来有人倾向于认为黑死病“只是又一次流行病”，死亡人数至多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有必要强调一些很枯燥的数据。很有可能，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本身肯定就足以造成一场社会变革，正是这种特定的死亡类型以及死亡总数导致了14世纪后期的社会大动荡。虽然缺乏统计数字，但有几家教堂有数字记录。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80人中只有4人死亡，肯定都死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疫病。克罗兰修道院是另一个完全逃脱的例证，尽管它的庄园损失严重。卢菲尔德修道院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所有修士和见习修士都死了。桑顿的圣玛利亚修道院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沃尔索普的一家女修道院只有1名修女幸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11家修道院损失了75%的人，是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最多的一组，9家死亡率在50%至75%之间，只有3家记录死于瘟疫的人数低于50%。虽然这一证据不很充分，但仍可公正地推测，在教堂与城市及村庄社区，死亡率的变化有某些相像之处。

这一模式与已知肺鼠疫的情况相合。在英国和整个欧洲，染病和死亡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城墙的拥挤城镇显然危险较大。人口密集以及交通方便使得患病容易，传播迅速。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东部各郡，那里村庄靠得很近，路上马车络绎不绝，死亡人数肯定就高。内陆水道和沿海航运都有助于鼠疫迅速传播。在人口稀少的北部和西部，甚至是南部一些郡，肯定有广大地区彻底逃脱了劫难，原因只是交通不便。在1348年的英格兰，富庶而人口多的地区都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各郡。那里的高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以致人们可能都不相信，部分是森林和荒地的大片土地会很少受疫病波及。

在我们考虑这一惊人的死亡率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时，必须记住死亡类型的这一变化，其对英国的影响要超过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原因在于，英国的社会制度已经显示出紧张状态，黑死病大大加快了它的崩溃。而在欧洲，这一制度在被严格地加强而维系了许多年。14世纪初，英国仍受封建制度统治，这一制度规定任何东西最终都属于别人。大领主占有的土地来自国王，骑士占有的采邑来自领主，乡间地主的土地来自骑士，农民或农奴的土地来自乡间地主。租金以劳役支付。因此，男爵向国王提供了许多骑士，骑士向他的领主提供了许多武装兵丁。在耕自己的田之前，农民被迫在领主田里干很多天。这当然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说法，实际上这一制度比这远为复杂，也没有这么完善。其中复杂的一点是，有货币存在。在货币供应极为短缺并只局限于统治阶级使用时，这些基本原则还能广为施行。但当钱币普遍流通时，就会出现以货币折抵劳役的趋势。领主会待在家里而不是去统率骑士，骑士也会发现，让他的农民留在田里耕作，再拿钱去雇一小队职业士兵更加有利可图，甚至农民有时也会把他服的劳役折抵成货币租金，或是出工钱去雇其他的劳力。越来越多的人组成了庞大的无地劳工阶层，雇主要用货币去支付他们的工钱。

不断增加的货币流通削弱了封建制度。13世纪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谷物的产量超过了全国人口生存的需要，有了积余。社会上层尤其是教会这时成为国内最大的地主，他们把精力和才智都用于农业经营。自诺曼入侵时起，商业和工业就在发展，但农业仍是英国最有收益的主导产业。

从13世纪末开始，或许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与以前相比，英国从没有这么多的土地被开垦。英国开始成为一个粮食出口国，其商船队的小船不断向大陆提供粮食，从南部运出做面包的小麦，从北部运出大麦和燕麦。这些谷物在用马车送到港口之前必须被收集到中心地区、城镇和采邑的谷仓。负重的马车运输需要有维护良好的道路，因为这一原因，修建于罗马后期的英国道路网的状况在1300年要比18世纪末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农业繁荣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又影响到出生率和人的寿命。从诺曼征服到13世纪后期，自罗马占领晚期开始下降的人口在稳步上升。

谷物的出口使得英国不仅能进口奢侈品，而且货币流通也在增加。因为农业繁荣，货币的流通范围更广，早在13世纪就有大量土地被自由农民买卖，供不自由的农民交换或租用。但一个农民拥有钱财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自由人，他获得自由的机会要依当地的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在北方要容易一些，那里离大陆市场更远，也较少有需要大量劳力的耕地。

到13世纪后期，相当简单的封建国家结构已经被多种变化弄得复杂起来。有碍稳定的最大弱点和危险在于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耕地开垦较少的地区，比较穷的农民更有机会获得自由，而在以农业为主的郡，相对富裕的农民却发现对他们的束缚在不断加强。更大的危险潜伏在经济繁荣的事实背后。在人口不断增加、居民密集的耕作地区，出现了劳力过剩、耕地短缺的现象，结果使耕地扩大到不适宜谷物生长的边缘地段。接着，大约在1290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实质存有分歧。这时，长期以来炎夏寒冬的大陆气候开始让位于较为潮湿、不那么酷烈的大西洋型气候。不断在边缘地段耕作，缺少足够的肥料或适当的轮作，可能耗竭了地力，使得种植谷物无经济利益可图。15和16世纪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首位的养羊业，在13世纪末已发展成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这时缺乏劳力并未使耕作方式朝减少劳力的方向改变。无论背后有什么原因，14世纪前期经济开始衰退，继之出现了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的趋缓。

一场歉收导致四处饥馑，只有身体好的人才有希望挨过长时期的极度匮乏，活到新收成带来新的供给时。年幼者和老人会死于极度营养不良或不时发生的疾病，他们羸弱的身体对疾病已没有多少抵抗力。这时，湿病和寒病尤其是肺部传染病肯定夺走了许多老人和孩子的生命；整体抵抗力下降，使得整个社会更容易遭受传染病侵袭。在农业繁荣的13世纪，只有一次大规模的因饥荒引起的患病（可能是伤寒）记录，发生在1257—1259年，但在1295年以后却多次出现歉收，1315—1316年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由于难以让牲畜过冬，所以转产乳品和肉食也不可能。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出生率也随之下降。农民的经济地位又遭到1296年对苏格兰战争和1337年开始的对法国的百年战争的进一步削弱。尤其是爱德华三世在大陆进行的战争不能靠征召封建兵员来维持，而征召付薪“契约”军队的费用最终都落在了种田人的头上。

因此，在1347年，表面稳定的封建制度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漏洞，王国的经济不稳定，农民生存有赖于收成。良好的道路网将内地社区与海峡和北海的港口连接起来，络绎不绝的战斗人员来来往往，通过路程不远的海路去法国战场。假如欧洲大陆收成不好，百姓挨饿，暴发瘟疫，疾病随之传入英国就不可避免。

人们回顾震惊世界的事件时，一般都会记起此前已有重要的天象显现。据说在黑死病流行前夕，有地震、火山爆发甚至还有海啸，不过即使真有也都是巧合。在此之前，有记录可证，确实影响了瘟疫进程的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气候类型，似乎整个欧洲在1346—1348年都笼罩在这种气候下。连续三个夏天都不正常，潮湿凉爽，其中1348年夏最为明显。据记载，从仲夏季节到圣诞节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意味着食物的长期匮乏，其结果是人们营养不良，疾病缠身，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减弱。

在英国，黑死病的直接后果无疑造成了社会的普遍瘫痪。贸易几乎停顿，1349年5月2日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对法战争，协定一直维持到1355年9月。1350年，许多身强力壮者的死亡使王国处于危险之中，沿海城镇被要求从它们已耗竭的资源中提供兵员、船只和水手。当瘟疫势头正猛时，麦田已经播种或正在播种，1349年收庄稼的人要少得多。那些活下来的人则获得了原先想象不到的财富，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钱、牲畜和粮食。因为这是个买方市场，价格急剧下跌。一匹原来值40先令的好马现在只能卖16先令，一头肥膘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先令，一只羊4便士。小麦过去在好年景时价格低廉，每夸脱16便士，而在1315—1316年的荒年，价格昂贵，每夸脱26先令，现在卖每夸脱1先令。

1349年秋，收割庄稼的急切需要迫使地主支付高工钱。在英格兰东部、中部和南部，各郡收割者据说得到了至少是通常两倍的工钱。由于物产丰富，活下来的干活者伙食都相当好。当时威廉·朗兰德写道，饥馑不再盛行，乞丐都不要豆制面包，而是要牛奶面包或是小麦做的优质白面包，还要最好的棕色麦芽酒。干活的日工过去满足于吃些不新鲜的蔬菜、一块冷火腿，喝上一点啤酒，而现在他们除了鲜肉、煎鱼、烤鱼，其他的都不屑一顾，还要供应热食，以免他们的胃着凉。

地主开始蒙受苦难。他们依靠农产品获得收入，但价格却急剧下跌。他们比农民使用更多的进口货，现在却要付更多钱。但劳工拿高工钱的时代也没多长，因为只有数目有限的牲畜和数量有限的田亩需要人数减少的劳力放牧、耕种。在1348年前的几年，人口的不断增长超过了可耕地数量。黑死病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1347年劳力过剩，土地不足，到1350年则变为劳力不足，土地过剩。

如果这场瘟疫引起的死亡在全国都属同一类型的话，那么困难也就能靠自身在短时间内解决。较少的人口可以在较少的地区内耕作觅食。但死亡情况不是同一种类型，麻烦也就随之而来。1350年，在一些逃脱了黑死病流行的采邑，劳力过剩，土地不足，而就在几英里开外，在遭受瘟疫严重打击的地产上，却是土地荒芜，劳力短缺。我们知道在克罗兰修道院拥有的三块采邑上发生的事。1349年秋，有88块农民租种的土地无人耕种。修道院的地产如此之多，于是立刻从未遭打击的采邑转来无地农民去耕种其中的79块土地。但这一劳动力转移用光了可用劳力，还剩下9块土地直到1352年都无人耕种。修道院不得不在几块地产上扩大租地面积，以使空着的农庄有佃户耕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英国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流动性。1349年秋，参加收获的需要使得现有劳动力有目的地动员起来。这一流动起初局限于当地，但未遭受打击的采邑上的富余劳力发现，他们可以在遭受打击的地产上得到工钱和土地，这就使流动变得更加广泛。大多数地主发现，出一份有吸引力的工钱来雇劳工更为方便，而劳工很快也发现他可以要更高的报酬。因此，有更高工钱的传闻诱使农民走得更远，去寻找新的主人。虽然这些主人更希望实行封建的担保，但他们发现，因为缺少劳力，不得不雇用流浪者而不问其来历。

西欧中世纪农业耕作

中央政府很快就采取行动，1349年的法规和1351年颁布的劳工法令，目的就是禁止一切形式的劳工将其要服的劳役由一个雇主转到另一雇主名下，针对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农民。法令还试图将物价固定在1347年的水平上。这一法令对雇主和雇工有同样的影响。法令不但禁止雇工要更高的工钱，也禁止雇主出更高的工钱。这些法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不让工钱和价格完全不受控制，成功地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它们对雇人不多的小雇主压力最大，雇主并不总是大地主。许多农奴成了条件不错的小自耕农，耕种四五十英亩地。他们不是自由人，占有土地要向领主服劳役或是把劳役折成现金支付，但对他们雇用的劳工而言他们又是主人。那些被雇的人都来自无地或少地的“茅舍农和边地农”阶层，这些人在13世纪数量大大增加。

随着情况变化，政府有必要制定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带来了苦难，并引起诸多怨愤，但全国的经济状况却开始恢复，甚至在1355年时有可能重开对法国的战争。工资和物价再也没有回落到1347年的水平，但至少已停止增长。劳力短缺的情况继续存在，因为所有年龄组的人在1348—1350年都遭受打击，通常的死亡率超过了到达劳动年龄的孩子数目。由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在缓慢增长。到1360年，了解国内情况的政治家可能会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www.xing528.com)

在1350至1361年间，没有任何关于严重瘟疫流行的记录。1361年的瘟疫名为“儿童瘟疫”，是因为儿童的死亡率特别高，这表明一场瘟疫过后人们会形成一些抵抗力，但儿童缺乏得自母亲即遗传所得的抵抗力。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次的病不是鼠疫，而是像白喉和脑膜炎这样儿童易得的病。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有一大批13岁年龄组以下的孩子死了。由于一个14岁的男孩已被看作是到了干活年龄，在以后一些年劳动力的供应又下降了。这时地主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实际无法解决的困境：为他服劳役的佃农死了，他们的租地又回到他手中。假如他要自己种地就需要劳力；假如自己不种，唯一有利可图的选择是把地租出去。唯一愿意租地的是活下来的农奴，他们的职责就是种地主的地。土地所有者的政府企图以毫不留情推行封建义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不仅用现金折算劳役的办法被完全禁止，而且那些已经折算过的人仍要服劳役。

在现有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显然这样的解决办法增加了新的苦难，同样显而易见，这又引起出卖劳力阶层的明显敌视，这些人已经尝到获得相对自由的甜头。敌视情绪在饱经苦难的20年中不断增长，具体表现为1381年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爆发受到1380年征收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是四年中的第三次）的推动，这基本上是一次农业方面的起事，主要目的是要把所有该服的劳役折算为每英亩交4便士的“公平地租”。起义没能实现其直接的目的，随后遭到严厉镇压，但最终地主还是明白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与农奴达成尽可能有利的协议。他保留土地的所有权，但不再通过监工去耕种土地。以前监督雇工在领主地里干活的监工成了农庄向领主的佃户收租的管家。需要服劳役的雇工或农奴发展成为租地的农户。

因此，黑死病给已遭到削弱的封建占有制度以打击，使之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失去其主要内涵，并在150年中完全消失。但租地农户本身也需要雇人，从能力欠缺的农奴以及茅舍农和边地农这些无地阶层中雇人。这一新类型在15世纪前期已很明显，到16世纪则完全形成。英国成为一个租地农场主的国家，他们的土地由无地的农业无产者耕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的地主和农民制度延续了四五个世纪。而在英国，农奴不再存在，自耕农与地主取而代之。

旧的贵族地主知道，他们只有一种财富来源——土地。在发现自己处于贫困时，贵族地主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获得更多的土地。而新的租地农户其生活贴近土地，他们知道大块土地只有使用较少的劳力才能在经济上有收益。因而，他们很快就开始减少耕地，增加牧场。即使是在主要种谷物的东盎格利亚，羊也成为农场的大宗产品，而在北部和西部，养羊实际上排挤了其他农业生产。都铎王朝的繁荣依靠的是羊毛。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劳动力的短缺又转为15世纪时的过剩。到亨利八世时代，有人抱怨羊吃人，没活干、饿肚子的庄稼汉在哼着如同蚊子般声音的催眠曲：

叭，叭，黑羊，你有毛吗？

有，先生；噢，不，先生；满满三口袋，

两袋给我的主人，一袋给他的夫人，

但什么也不留给街头啼哭的小男孩。

因此，在一个多世纪中，由农奴转变而来的自耕农发展成为羊毛贵族。英国150年几乎连绵不绝的战事造成日益严峻的社会紧张局势给了他们很大帮助，而这种局势对地主阶级造成很大压力。其顶点就是被称为玫瑰战争的1455—1485年王朝战争。封建贵族把战争转变为争夺土地的争斗，为此大开杀戒。租地农户利用这种混乱局面，购买他们已完蛋主人的地产，成为地主。绝大多数旧式的英国“乡村家族”都是在这时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他们最早出身于某个萨克森农奴世系，而不是出身于诺曼人血统。这些“新人”在都铎王朝时执掌权力。与诺曼贵族不同，他们与其下人有着同样的出身。虽然他们有时也有严厉和自大的表现，且经常怨恨不已，但他们从未发展成为一个像大陆上的贵族那样封闭、游离的阶层。英国社会结构的力量在于其不断的变动防止了在阶级之间形成一个僵硬的分野。

回眸英国海岸一侧，我们发现社会变动遍布四处，尽管其延续时间较短。对普通人来说，黑死病有其超自然的来源，是由更高的力量对未知罪人所犯未知罪行所施加的一种惩罚。于是开始寻找罪犯，贵族、残疾人和犹太人相继遭到怀疑，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被怀疑有意用一种所谓毒药污染井水或是“涂抹”房屋和人来传播瘟疫。1348年，迫害最早在日内瓦湖畔的奇隆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巴塞尔、弗赖堡和斯特拉斯堡。在弗赖堡，所有被认出的犹太人被赶进一个大木屋烧死。在斯特拉斯堡，据说有两千多人被吊死在竖立在犹太人墓地的绞刑架上。迫害如此残酷，以致开明的教皇克莱蒙特六世颁布了两道诏书，宣布犹太人是无辜的。许多犹太人逃离西欧去德意志东部和波兰。在那里，他们受到宽容并建立了数量迅速增加的社区，这一现象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在俄国西部、德国东部、波兰和奥地利东北会有大量犹太人。黑死病加强了中世纪时把犹太人当替罪羊的基督教传统，因为黑死病导致如此多的犹太人迁往东欧和北欧，这就为沙俄的集体迫害和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提供了条件。

与试图寻找罪犯相伴而生的是道德价值观的普遍松弛以及世故的、不正当的寻欢作乐，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怖之后的1920年代也能看到。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愿意接受上天惩罚，且从中获得排遣的受虐狂欲望。这种欲望最戏剧化的表现是组织集体鞭笞的狂热。鞭笞派信徒的出现并不单单是由黑死病引起的，因为在1258—1259年间严重的饥荒—瘟疫流行时，他们在意大利和德国就有了一些恶名。1348年鞭笞运动遍及整个欧洲，有上万名信徒。鞭笞派将信徒编成组，每组有一个首领，穿一种特殊服装，按规训生活，并按照固定仪式进行公开的和私下的自我鞭笞。按我们现在的想法，鞭笞的做法很可能是性变态，但他们如此怪异行为的理由却完全合乎逻辑。黑死病是神施加的一种惩罚，因此就试图要用鞭笞惩罚自己来转移神的惩罚。正是这一谣传而不是出现瘟疫，引出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做法。鞭笞派要以在自己身上施加惩罚的办法，来防止对其同人的惩罚。

这一运动开始时受到教会欢迎，将其当做一种集体的悔罪苦行。教皇克莱蒙特本人就下令在阿维农公开鞭笞以制止瘟疫。但鞭笞派很快就不受教皇控制，将运动当做是针对犹太人、富裕阶层和教会本身的一场革命运动。1349年10月，教皇颁布诏令，谴责鞭笞派。许多人被砍头、吊死、烧死，所有列队行进的活动都被禁止。教士们出于一种奇特古怪的心理，判决将许多鞭笞派信徒由牧师在罗马的圣彼得高坛前鞭打。

基督教会上升到统治地位部分是由于以前爆发的瘟疫。假如像黑死病这样大的灾难不会对一千多年前建立的宗教权威产生一些影响，人们会觉得奇怪。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使得基督教经受了暴风雨，但教会权威经过黑死病不会不受到伤害。

鞭笞派教徒

在某种程度上，教会的影响对公众是有益的。在纷争的时代，它确保有一定限度的和平，并试图实施有关人行为得体的规范，其作用像一个学校校长。教会利用并培育有才智的人，提供并指点行政官员、律师和医生，鼓励并维护文学、建筑和艺术。但是，虽然教会有时鼓励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更经常的是严厉压制有创见的思想。迫害之道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写出或说出其思想的人，不遵守教会允准的僵死教条，就有被当做异端迫害的危险。

在物质方面，教会深受黑死病之苦，损失大量人力，因无法耕种遍布各地的田产造成的贫困，使得教会在1350年要比1346年统治地位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更大的伤害还源自于在这一灾难岁月中教会所处的无能为力的状态，源自于损失了大批的教士和修士，源自于教会不能控制其继任者。教会牧工中最可爱、最有用的教区教士成百上千地死去，据威廉·朗兰德介绍，他们留下的圣职经常是匆忙地被“许多年轻人顶替，这些人任神职的准备只是剃个头”。假如朗兰德说的可信，那些以前以神圣和仁爱闻名的修士这时都沉湎于“欢乐和口欲”，而乡村牧师和教区教士则在伦敦度日，忙于谋求高位而不是照顾其教民。朗兰德还特地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些不法行为“自瘟疫流行时起”成倍地增加。

再者，教会所具有的似乎带有国际或超国家的优势也对其权势构成威胁。在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和英国，民众与教会在许多年中都不能情意相投。教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大声疾呼，要求改革，但其自身没有改革的权力，因为它们缺乏自主权。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着巨大力量与权势的外国组织的边远部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黑死病流行后的这些年，出现了对教会的公开对抗。民众的反应可从对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害事件的不同态度中体现出来。1170年，由于国王亨利二世出言不慎，托马斯·贝克特被处死。虽然贝克特的政策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民众对这一渎圣行为公开表现出的震惊情绪还是迫使国王接受羞辱的自我惩罚。而在1381年，一队反叛者抓住了性格温和的西蒙·萨德伯里，在大群人热烈的掌声中把他的头挂在伦敦的塔山上。G.M.屈勒维廉对此写道：“自同样这些人的祖先跪在他们的犁前为神圣烈士托马斯·贝克特祈祷以来，民众与教会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还有比萨德伯里遇害、朗兰德的不满以及鞭笞派的异端行为更为深刻的变化。约翰·威克里夫（约1330—1384年）是著名神学家，牛津巴利奥学院院长。他对神圣教会从未被挑战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一权力来自于帝王，而不是来自于神。他要求做礼拜时使用民族语言，并把部分圣经译成了英语；他还攻击崇拜偶像和圣物，以及出售赎罪券和为死人做弥撒。威克里夫获得了大批被称为罗拉德派的信徒支持。他们不仅来自普通人，还来自贵族、托钵僧和一些下级教士，这些人有理由讨厌富裕的修士和主教。

威克里夫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当教会重建其被动摇的权威时，罗拉德派遭到迫害，被迫转入地下，到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才再次出现。随后他们再次受到迫害，等到再出现时，与马丁·路德的新教徒联合在一起。马丁·路德有些地方得益于波希米亚早期改革家约翰·胡斯的教义，胡斯承认自己是威克里夫的学生。因此，可以这么说，新教改革运动、1620年9月6日（原文如此，实际应为16日——译者按）在“五月花”号船中勃朗派（Brownist，又称公理会，因英国人勃朗首创得名，主张教会应由公众治理——译者按）圣徒从普利茅斯启航，以及贵格派信徒威廉·宾1681年建立宾夕法尼亚，都可能与黑死病灾难发生后对既定宗教的背离有联系。

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这样大的一场瘟疫中，医生和教士都同样显得无能为力，这肯定会深深影响到神性医术的发展。事实并不是这样。黑死病引起的医学上的唯一进步是在公共卫生领域。1347年威尼斯共和国任命了三名官员，职责是监督并驱逐所有受到感染的船离开港口。1377年拉古萨城扣留从疫区来的旅行者30天（trentini giorni）。在这样做不见效果时，扣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quaranti giorni），由此产生了我们现在用的“防疫”（quarantine）一词。

黑死病还为宗教纪念活动增加了一个圣徒。圣罗克是有关鼠疫的专门的守护圣徒。他是蒙彼利埃人，黑死病流行期间在意大利北部照顾病人，自己也成了牺牲品。罗克被丢在一旁等死时，被一条狗所救，得以康复。在伦巴第，他又被怀疑是外国间谍，被投入狱中死去。这又一次重复了受到致命伤、奇迹般康复、最终死去的顺序。

我们应该赞赏教会长期不懈地关心病人，但也应注意到其对医学和科学发展的影响几乎全是负面的。在欧洲，从罗马陷落至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对有创见思想上千年的压制给后人留下一幅因袭守旧的悲惨图景。这个时期虽建立了有影响的医学院——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和波伦亚，在法国的巴黎和蒙彼利埃，但在这些学院所教的内容是不加评判地复述古代的理论，其研究采用的形式是对某个文本的含义进行争辩。在这一漫长时期，大量医学文献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观察记录，却很少有创见的思想。其形式往往是一系列的材料汇编，内容来自公元1世纪的作者留下的拉丁文本以及伊斯兰学者所做的注释。当然偶尔也会有神圣的火花，因为压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窒息创造力。因此，波伦亚的芒丁努斯不顾教会对人体解剖的禁令，努力将解剖科学恢复到希腊学者公元前300年所达到的水平。另一簇黑暗中的火光来自牛津和巴黎的罗杰·培根（约1214—1294年），他不是医生，而是哲学家，并且肯定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的创见使他在监狱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3年。

直到15世纪末，由神权的不宽容铸就的思想习惯窒息了医学的发展。盖伦仍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这种一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本身已经够糟了，而盖伦著作的文本内容又减损到几乎没有价值的地步。盖伦真正的学理是到15世纪末才被恢复的，那时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拓展了学识和审美的范围。文艺复兴这一让人称奇的现象不仅仅是恢复古典文化，而且还是思想者整个观念的一种改变。这些思想者要求不受教条的专横约束，不受教会对思想所做限制的约束。虽然直到17世纪威廉·哈维否定盖伦血液往返流动的理论时，盖伦的鬼魂才最后消散，但正是文艺复兴最终打破了教会对医学的抑制。

在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三个世纪，鼠疫仍是欧洲比较致命的疾病之一。18世纪前期，鼠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失了，但在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地区、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仍在流行，并且成为全国性的传染病。现在对鼠疫的防治已经相当成功。1884年，致病病原体几乎同时被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Sharamiro Kitasato）和瑞士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Yersin）发现。后者的名字现在还被用于鼠疫杆菌的命名。可用的预防办法是接种疫苗，注射无毒性的活性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制剂。链霉素、四环素这类抗菌素被证明对控制病情很有效，还可以用杀虫剂对付老鼠和跳蚤。但鼠疫尤其是肺鼠疫仍然相当危险，照顾病人必须戴面罩、手套，穿保护外衣，就像在黑死病以及1665年大瘟疫流行期间他们所做的那样。

瘟疫流行时医生戴特殊的口罩

没人能解释17世纪末瘟疫为什么会突然在欧洲消失。对此有不少说法，其中“老鼠理论”流传最广。这种理论认为，在住宅和船上与人关系密切的黑鼠被比较凶的棕鼠或是挪威鼠杀掉了。棕鼠据说在欧洲最早出现在18世纪20年代，住在下水道里，它们身上寄生更多的是一种很少会跳到人身上去的跳蚤。这一理论让人很感兴趣，但实际却站不住脚。首先，棕鼠杀黑鼠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上，这两种老鼠不会争夺生存空间或是食物。在许多它们比邻而居的地方，每种老鼠都待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不去干预别的老鼠。甚至在那些大家都有足够空间、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条件的地方，它们还异常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其次，就算是黑鼠曾经消失过，但它们后来又出现了，1910年以后黑鼠的数量在欧洲不断增加。对这一情况，F.E.卢歇斯说得很清楚：“假如瘟疫的消失同黑鼠确实有关，就有必要对这种老鼠现在的增加做出仔细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设法制止。”

这是一种称为“田野型”或“森林型”动物所生的疫病，这种病传染给野生的啮齿类动物，如老鼠、兔子和松鼠。啮齿动物—跳蚤—啮齿动物的传播链会把病带给住在城里、与人关系密切的鼠类，如黑鼠、仓鼠和豚鼠。也有可能，这种病曾是人的病，由人传给了啮齿类动物。我们的先人与我们一样也很注意观察，他们显然没有发现老鼠死得特别多，而这种情况是后来鼠疫在印度、中国和蒙古爆发时的一个明显特点。或许流行病学说得不错，但却是反向的，大瘟疫可能来源于人，但又被跳蚤传给了老鼠。

不管答案到底是什么，上面所说仅是猜测，瘟疫在欧洲三百年的流行是自然结束的，并非是由人的积极措施结束的。没有什么医学的或科学的发现，社会卫生条件的发展以及生活标准的改善可以用来解释瘟疫消失的原因。瘟疫结束了，隐而不显。我们必须记住，从1665年开始有三个世纪我们未受瘟疫影响，而在查士丁尼瘟疫至黑死病期间有八个世纪未受瘟疫影响。

假如有人读了这些内容，认为对黑死病的描写夸大其词，与现代医学知识不合的话，就让他们看看彼脱拉克留下的证言。这位伟大诗人了解实情，因为他在意大利经历了黑死病的流行。他的柏拉图式的神秘恋人劳拉1348年4月6日在阿维农死于瘟疫。他描写了房屋空置，城镇被弃，乡村潦倒，尸横遍野，整个世界沉浸在万籁无声的可怕寂静之中。他提到，史家在被要求描述类似的灾难时默不作声，医生智穷力竭，哲学家耸肩皱眉，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彼脱拉克用这样的语句结束他的描述：“后人会相信这些事吗？连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也不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