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改变历史：古代世界的疾病概述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就已经存在。考古学家研究骨骸遗存给我们提供了数量可观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疾病的记录，而最早的文字文本只能追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时代。有关这一时期最有名的材料是纸草文书，它是格奥尔格·埃伯斯教授1862年在底比斯的一座墓中发现的。这一纸草列举的埃及治疗方法特别丰富，我们可据此推测，或许它包含着一些更零碎的古老医学文献，也就是说其中肯定有些是现已散失文本的片段，所探讨的疾病和疗法即使在记述时也常是已存在了数百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头生孩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同意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的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战争—瘟疫的先后关系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述。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又被打败。腓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而遭到惩罚，大瘟疫爆发。疫病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及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治下，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无法攻克，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供应，这样它就可以不必因陆上的交战或是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它就能不费多大力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头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它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或许是三分之二。更可怕的是灾难使得人们精神崩溃，在瘟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的时候。”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

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打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来势迅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429年死于疫病。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情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无论贫富。医生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死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的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久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病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300年已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19世纪中期才重新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费。与之相比，伦敦直到1851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一年，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条热毛巾4便士。建造费用花了680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在5个月内厕所收的钱有2470镑。

清洁要依靠有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6条水道，100年后有10条水道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200万居民每人50加仑。这一数字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1954年这些水道有4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后戴克里先建的浴场房间超过3000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温泉疗养享有盛名。

古罗马的水道桥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1666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直、宽敞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清扫公共道路，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定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18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20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17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长期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卫生措施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象为坐在丝网中央的一只臃肿蜘蛛。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军队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沼泽地区出现，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大规模流行。传染范围局限于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全部抛荒，直到19世纪末都是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虽然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意大利－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疟疾造成人们长时期患病，身体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公元4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意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中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1世纪末，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东南欧。他们从中国以北的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日耳曼人部落（阿兰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倾覆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451—452年，在阿提拉的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至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病而不是防御战。

安东尼疫病，也称盖伦医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皇帝卢西乌斯·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种病局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麾下的一支军队造成很大损失，这支军队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叛乱。这种传染病被这个军团带回来，传遍乡村，166年传到罗马，很快又波及世界各地，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从罗马和其他城市不停地运出一车车的尸体。

这次天灾很有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出现了最早的裂缝。罗马帝国直到161年一直都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的安宁。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意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和涣散使得罗马军队在八年内都未反击。169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去对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身上没有伤。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高贵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见儿子以免儿子被传染。在短时间的缓解后，189年这一瘟疫又再次发作。这场病的第二次流行范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的影响更烈，高峰时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医生盖伦的名字与164—189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症状与雅典瘟疫有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且使人的皮肤化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花最早的记录。

有一种观点认为，匈奴人西迁是受出现在蒙古的天花驱使，这种病传染到日耳曼部落，再传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合的是，后来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16到19世纪欧洲人得天花的后期症状毫无相似之处。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一些章节看到的，一种疾病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大不相同。

自189年至250年，不再有什么严重的“瘟疫”。到250年出现了无疑是改变西欧历史进程的西普里安大瘟疫，不过这种传染病的病因不明。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描述了它的症状：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另一种描述说，这种病很快就发遍全身，口渴难忍。没有人提到出皮疹，除非从“迅速传遍全身”这样的字句推测其有明显的体征。与雅典的瘟疫一样，其发源地据说也来自埃塞俄比亚，从那里经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殖民地传来，这些地方是罗马的粮仓。在这方面，西普里安瘟疫颇像125年的奥罗西乌斯瘟疫，后者是饥荒—瘟疫接踵而来的一个例证，在其之前先爆发了一场毁了北非麦田的蝗灾。西普里安提到，手脚坏疽让人想到可能是因为得了麦角中毒症。麦角中毒流行是因吃了被麦角真菌感染的黑麦做的面包引起的，这肯定会经常发生，但很少有材料表明，黑麦这种北方而不是南方的谷物在罗马被大量地用来做面包。西普里安瘟疫传播范围广且延续时间长，也使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保险一点的做法是对这种病的病因存疑。

西普里安瘟疫很像1918—1919年间大流行的“西班牙感冒”，也就是说它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它迅速蔓延，不仅靠人与人的接触，还靠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物品传播。先是出现一场灾难，继之缓和下来，然后又来了一场同样猛烈的疫病。其传播有季节上的变化，秋季开始爆发，延续了整个冬天和春天，到夏季天热时渐渐退去。这一周期表明这种病是斑疹伤寒。据说死亡率超过以前有记载的任何瘟疫，被传染的死者数目超过得病的幸存者。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延续了16年，在此期间引起极大恐慌。成千上万人逃离农村涌入城市，这又导致瘟疫再次爆发，大量农田荒废；有些人甚至认为连人类都有可能无法生存。尽管在东部边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卢还有战事，罗马帝国仍然克服了这场灾难，但到275年罗马军团被迫从特兰西瓦尼亚和黑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莱茵河。形势看来如此危险，以致奥雷连皇帝决定必须加强罗马城自身的防守。

很有可能，这种传染病在猖獗过后还一直存在，但不是那么严重。在以后的三个世纪，当罗马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压力下逐渐崩溃时，一种类似的瘟疫一再出现。当黑暗降临罗马，强大的罗马帝国解体时，疾病的迹象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变为总是在讲述战争、饥荒和疾病。日耳曼民族涌入意大利和高卢，并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甚至还进入了北非。在北非，480年的一场瘟疫削弱了汪达尔人，使他们无法抗击后来摩尔人的入侵。有传言说，467年在罗马以及455年在维也纳附近都死了很多人。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444年在英国的一场天灾，这显然是某次瘟疫大流行的一部分，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有很大影响。据比德记载，英国死亡的人数之多，以致几乎都没有健康的人来掩埋死者。这场瘟疫使罗马裔不列颠酋长沃蒂根的军队受到严重削弱，使得他不能对付蛮族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传说在与手下的酋长们商量之后，沃蒂根决定向449年到达的撒克逊人寻求帮助，由他们的首领亨吉斯特和霍萨指挥，用他们当雇佣军。可能确实有一场传染病削弱了不列颠人，使得撒克逊人得以成功进入。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出现在东方。公元前1世纪小亚细亚并入罗马。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东都，连为一体的东部和西部帝国维持了约150年。随后，西罗马帝国解体，但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推翻。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这位或许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几乎就要成功地收复罗马，将合并旧帝国两部分的理想变为现实。532年他对西方发动了一次进攻，夺回了迦太基和北非沿海大部分地区，重新攻占了西西里并渡海进入意大利本土。那不勒斯落入他的将军贝利撒留手中，帝国军队还攻占了不设防的罗马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540年日耳曼人的抵抗看来已被粉碎。在征服了部分西班牙后，查士丁尼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去征服高卢甚至征服不列颠。

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与随从(www.xing528.com)

他的胜利没有延续下去，摩尔人把拜占庭人赶出了他们新获得的大部分非洲沿海地区。541年哥特人杰出的年青首领托提拉重新攻占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托提拉愿意与查士丁尼媾和，但拜占庭皇帝决心重新征服所有地区。艰苦的战事又延续了11年，罗马被围攻了五次。在其中一次围城战中，哥特人为迫使对方投降，切断了水道。中世纪肮脏和邋遢的生活习俗与这次行动有点关系，因为有着壮丽建筑和历史声望的罗马从来也没有完全失去对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假如罗马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大量供应洁净水，其他欧洲城市也会以它为榜样。

查士丁尼统治时是帝国的辉煌时期。他用一连串设防城堡和碉楼环绕在其属地四周，还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法典收录了古罗马的法律条文，成为以后许多世纪欧洲法制的基础。他还征召了由名将贝利撒留和纳西斯指挥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然而在其长期统治时期，匈奴人几乎攻下他的首都，斯拉夫人攻占了阿德里安堡，波斯人洗劫了安条克。他的统治开始时处于极度的荣耀之中，之后慢慢地衰败。查士丁尼83岁去世时，留下一个比他在527年登基时要贫困衰落得多的帝国。540年，就在他获得最大成功的那一年，一个比哥特人或汪达尔人更可怕的敌人来到他身边。

查士丁尼瘟疫是曾袭击过世界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从查士丁尼统治时的书吏或档案官普罗科匹阿斯所写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它的情况。最早被记录的病例出现在下埃及的佩卢西乌姆，瘟疫从那里传遍埃及，还传到巴勒斯坦，显然再从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区。542年春天，君士坦丁堡开始流行瘟疫。死亡率起初不高，但在夏季来临时迅速升高到每天死大约一万人。挖坟坑已来不及，只好把堡塔的顶掀掉，在塔里放满尸体再盖上顶。船上装满死人，开到海上扔掉。

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正确使用“瘟疫”一词，这种病无疑就是腺鼠疫。患者突发高烧，头一两天在腹股沟或腋窝出现典型的淋巴结腺状肿块。许多病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其他病人则发展为高度的癫狂，他们看到幻影并听到预示死亡的声音。有时淋巴结溃烂为脓疡，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亡通常发生在得病的第五天，或许还会早些，但有时会拖延一两个星期。医生不能判断哪个病例病情不重，哪个病例必然会死。因为不知道治疗方法，他们也无能为力。到这场瘟疫结束时，大约40%的君士坦丁堡居民都死了。普罗科匹阿斯谈到引人注意的两点：第一，这场瘟疫总是先起于沿海，再传到内地；第二，与预料的情况不同，医生和照料病人、抬出死者的护理人员似乎并不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病。

瘟疫不断地反复发作，大约一直延续到590年。它没有放过任何城镇、村庄，即使是最偏远的居住区。假如有一个地区庆幸自己逃脱了，瘟疫肯定会在适当时候出现。西普里安瘟疫发病有季节的高低，一般是在冬季到达高峰。查士丁尼瘟疫也有季节变化，在盛夏的几个月死人最多。许多城市和村庄被毁遭弃，土地荒芜，恐慌使整个帝国陷入了混乱。吉本记述道，全国从未恢复到以前的人口密度。普罗科匹阿斯从许多有关瘟疫的记录中注意到，在一次天灾爆发期间以及以后出现的堕落和淫乱中，只有最邪恶的人活了下来。

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待研究。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私，不加区别地折磨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人。城市居民要比农村人冒的风险大，遇到致命的传染病，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要比一个松散的联合更快瓦解。最重要的是，生活舒适的人要比了解生活艰辛的人更有可能丧失勇气。因此，尽管瘟疫肯定严重影响了野蛮部落的战斗意志，但对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在考虑帝国衰落过程中打击帝国的瘟疫的可怕后果时，可不必去注意导致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

除了毁灭罗马帝国，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范围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可。首先，假如罗马帝国不是在基督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疾病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4世纪到14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为了理解这些事，我们需要回溯到欧洲文明的开端，那时祭司和医生是同一个人。

在希腊传说的早期岁月，阿波罗神杀死了一条毒蛇，蛇是疾病的一种象征。因为这一行动，阿波罗被看作健康之神，但他同时也是瘟疫的传播者，用箭把疾病传给世人。所以人们必须不仅要崇拜他，也要安抚他。阿波罗把他有关治病能力的秘诀传给了半人半马的客戎（Chiron），客戎又把这些知识教给了埃斯科拉庇俄斯。后者可能又与公元前1250年一个治病的人混在一起，被尊为神在古希腊各地的庙中受到供奉。

对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崇拜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庙眠（temple-sleep）仪式。病人给医神献上祭品，并沐浴净身，然后他在露天长廊躺下睡觉，埃斯科拉庇俄斯会在梦中出现指点他，或者神的圣蛇会来舔其患处为他治病。在后来的岁月中，神奇的庙眠还被加上实际的疗法，如健身、食疗、按摩和洗浴。许多病人在庙里待上几周或是几年，很像19世纪的“水疗”。治疗无疑在两个方面都同样成功。

希腊人创造了“科学的方法”。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30年左右）是数学之父，但他也建立了一套医学体系。他的学生阐述了四元素（土、气、火、水）理论，并提出了有关呼吸、视觉、听觉和大脑作用的理论。他们的教学内容被记述在科斯（Cos，古希腊小亚细亚的一个岛屿，此地以名医著称——译者按）医生或“科斯学派”编的文集中。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传说是这一学派的创立者。《希波克拉底文集》从元素理论中发展出气质理论，并趋向于否定疾病是神的惩罚的说法。

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医学不再只是魔法，而开始有了理性的基础，但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实际有多大影响显然仍有争议。科斯学派不只是一些理论家，他们还记录了已被确定的疾病以及对症治疗的效果。不过埃斯科拉庇俄斯崇拜在整个希波克拉底时代肯定都还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伟大的医生以其是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直系后代享有盛名。所谓“科斯学派”很可能仅是一个医生团体而不是教学组织，他们的理论不大可能广泛传播，而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

在罗马医学史上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罗马人有600年没有医生也过得很好。那里只有一种治病方法，一家之长用民间疗法或是向特定的神献祭来给家人治病。阿波罗和埃斯科拉庇俄斯都有崇拜者，罗马还从世界各国引入神灵，公民们认可不少地方小神，其中许多就与疾病或身体功能有关。神的数目很多，以致据说罗马人对身体各个部位和各种疾病都有一个特定的神，每个神都必须以他或她特定、恰当的仪式来安抚。这就使医生碰到的问题要比今天简单得多。假如治疗不起作用，那就是求错了神或是仪式不对头。

行医有损罗马公民的尊严。罗马早期的医生是希腊血统的奴隶。大约在公元前220年，这些人中最早的一个阿卡加索斯（Archagathus）出现在罗马，其他许多人步其后尘，他们感兴趣的是金钱而不是病人的幸福。尤利乌斯·恺撒给了这些奴隶医生自由。他们的地位在奥古斯都统治时得到改善，但据说行医权仍控制在外邦人手中。当大瘟疫袭击罗马时，公民们只能去求古代的神或是希腊的医生。显然两者都没有效果，因而罗马人向别处求助也就不足为奇。

因为与外国有接触，帝国中囊括了许多民族，罗马庇护并容忍了众多宗教。罗马不但有自己的神，而且还尊重希腊和东方的神。比如，在军团中最常见的神密特拉就来自印度或是波斯。在被征服的民族中，犹太人的宗教很有影响力。犹太人的小社区分布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在公元66年的战争造成大流散之后，犹太社区的数目大大增加。

这些犹太社区以其道德法则著称，他们买卖公平，乐善好施，关心病人、穷人。许多非犹太人发现自己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但讨厌他们的诸如割礼、不食祭肉这些具体的做法。比较自由的犹太社区接受非犹太人，不坚持要他们遵守这些习惯。他们被允许进犹太会堂，组成被称为“敬神者”的外围。最早的基督教教士包括使徒保罗在内最初都是由“敬神者”改教的，正是从这些犹太教外围的教众中，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开始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当皇帝强调他们独有的神时，一神教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看作是一回事而遭受迫害。

在公元1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基督的亲近门徒还活着，以口头传播他的故事。最终基督教教义的基本类型在教义和圣经新约中开始得到总结。《福音书》中记载了一些“奇迹”，其中20件被圣路加记载下来。分析表明，其中只有3件与医学无关。其余的4件是驱逐污鬼，2件是死者复生，11件是疾病或残疾得到治疗。另外，路加还明确写道：“他把12人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战胜一切恶魔、治愈疾病的力量和权柄。”后来这一权柄又传给了七十门徒，基督由此把带有神性的治疗力量授予其信徒。

我们知道，公元2世纪是传染病流行的时代。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害者来说，基督教给予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新希望。允诺人死后肉体能复生，还保证给予真诚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喜乐。可能更重要的是，基督的奇迹以及授予门徒的神奇力量代表神最真诚的干预，能够治愈疾病甚至战胜死亡。因而在多次瘟疫流行时，专门的行医布道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到公元3世纪中期，分散的小基督教社团合并为一个固定教会，西普里安瘟疫以及西普里安的说教大大加快了这一过程。在饥荒、地震、瘟疫频仍的年代，皈依者就特别多。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到达高峰时，西普里安及其教士同人在北非每天要为两三百人洗礼。

人们就这样形成了对医者基督的崇拜。戴克里先在公元3世纪后期镇压基督教失败，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以皇帝的名义允许基督教存在。公元4世纪末，狄奥多西在颁布法律禁止信仰异教后，将基督教定为帝国的国教。行医的权力落入教会手中，在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教士与医生再次合二为一。继犹太人之后由基督徒来照料病人，护理病人成为基督徒的七种义务之一。在社区承担起这样的职责时，教会施药所成为它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早期的教会和早期的医院都按同样的规划设计：有一个中心圣坛，再有两个或四个通向圣坛的殿堂或病房，还有许多不大的侧厅病室或壁龛，每个由一位圣徒资助。医院的治疗由教士来做，并得到世俗兄弟姐妹的帮助，所有人差不多都是靠诉诸超自然力量来对付疾病。

欧洲古代的医院

拜占庭和中世纪“医生”的看法与近代基督教科学家的看法基本一致，疾病是因背离基督徒纯洁生活的罪孽所致。如果神决定治病时，治疗是通过行神迹的干预来进行，但治疗并不是只由神单独来做。就像罗马早期异教的神干预治病一样，基督教会的小神或圣徒也会被请来行奇迹。实际上，许多罗马的神和早期基督教圣徒都是一回事，有些连名字都几乎没改。就这样，罗马的寒热女神费布瑞斯（Febris）成了基督徒圣费布罗尼亚（Febronia）。其他的神则被列入基督教死亡、复活以及再死的观念之中。两位“医学”圣徒科斯马士（Cosmas）和达米安（Damian）是这种特定安排的著名代表。他们被看作是移植手术的提倡者，因为他们成功地为一个人接上一条新腿以代替伤腿。人们指控他们行巫术，用石头砸死他们，但他们又奇迹般地复活了，只是在被杀头之后才再次死去。

虽然现在被看作是神话，有关圣塞巴斯蒂安的传说仍让人特别感兴趣。据说他指挥着戴克里先皇帝的一队近卫军，但他秘密地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还让其他人也皈依基督教，其中包括两个年轻贵族，马可和马塞林努斯。这两个年轻人受到指控，在被折磨后坦白。他们被判处死刑，父母恳求他们放弃信仰，但塞巴斯蒂安却坚定他们的信仰。在这样的坚定信念影响下，看守他们的卫兵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在288年改信了基督教，也都被处死。戴克里先本人要塞巴斯蒂安放弃信仰，遭到拒绝，于是判决将他用箭射死。在受刑被弃后，他被那两个年轻人的母亲艾琳发现，照料他恢复了健康。尽管有人恳求他离开罗马，塞巴斯蒂安仍守在城门，请求戴克里先饶过他的基督徒伙伴的性命。戴克里先下令把他送到斗兽场用鞭子抽死。他的尸体经大排水渠流出，在被人发现后埋在地下墓穴里。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就在那个位置。

将圣塞巴斯蒂安作为控制传染病的神崇拜大约始于680年。他最早的形象是一个蓄须老人，身着盛装，斗篷的夹缝挡住一支箭。后来则把他画成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身上除了腰布外全身赤裸。画中经常出现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腹股沟，以暗示鼠疫。由此可以推断塞巴斯蒂安与美貌的阿波罗已是一致，都同样有箭的象征。阿波罗的箭带来了疾病，而塞巴斯蒂安的箭则表明他逃过了疾病。因此作为一个奇迹般挡住疾病之箭的人，圣塞巴斯蒂安有力量保护其他遭受疾病攻击的人，让他们康复。

有关他的传说表明，基督教治病的方法是从希腊—罗马学来的。向神献祭变成了对圣者的还愿奉献。庙眠也没什么改变，但热心这样做的人祈愿在梦中出现的是治病的圣者。净身仪式仍是基督教疗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也随之从对人有益的清洁身体蜕变为一种洒“圣水”仪式。这一习俗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会中还能见到。一种不大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古代的收放（binding and loosing）疗法，这原本与作为生育保护神的卡尔纳女神有关。在罗马时代，收放疗法包括按摩和人工催眠。基督教士接受了这种仪式，但把它改为将手平放。现在它仍被那些自称“精神治疗者”的人采用。

于是，对医者基督的崇拜也就成了早期教会的基本工作和信仰。显然，把耶稣基督尊为是一种医学新体系最伟大、最成功的建立者并没有什么亵渎之处。他的门徒更多是精神和信仰的治疗者而不是医生。在一千年内，他们主要依靠超自然的干预，只是在次要方面依靠尘世的疗法。这种治疗大多显然是魔法：吞下祈祷文或圣骨碎片、悔罪、斋戒和还愿奉献。不过这在具有心理医学坚实基础的同时，也还有医学理论、解剖学和草药治疗的理性基础。

如果基督是基督教医学学派的奠基者，那么盖伦就是这一学派公认的权威和不容挑战的导师。这样说有些奇怪，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尽管他维护基督教并赞同一神教，而不赞同罗马人的神。盖伦129年生于小亚细亚的佩尔加莫斯，他先被任命为给城里角斗士治病的外科医生，后来移居罗马。他在那里行医并教人看病，从事科学实验，写了一大批“书”。据说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瘟疫流行时，他逃离了罗马，但马可·奥略留又把他召回罗马，216年在罗马去世。作为一个有能力的学究教师，他享有盛誉，声名远播，在医学思想传之后世方面一点也不亚于希波克拉底。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他都有许多成就，但他也用大量有害无效的疗法糟蹋了以前较为简单的草药疗法。于是出现了荒唐的合剂，经常内含多达50味药，由此人们很不公正地记住了中世纪的行医者。

在差不多1200年间，以至整个中世纪，希腊医学的灯火在分散的寺院和那些文化小岛上闪烁，这些文化小岛成功地抵制住了罗马帝国覆灭后普遍的衰退。在地中海另一侧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谓的阿拉伯医师学派给医学技艺增添了一些内容，这些医生有许多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也向基督的门徒学习，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来自于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此处有误，聂斯托利是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译者按）的会众，431年聂斯托利被当作异端流放。阿拉伯人敬重盖伦，但他们比基督徒更自由，质疑、验证并改造了盖伦的理论。最终这两个学派合二为一，但这一合并是在15世纪初文艺复兴使得思维方式大解放时才完成的。到这时，教会对医学的统治开始让人感到压抑，盖伦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以致对他的权威提出疑问不再被视为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