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墓志反映的基本是官员阶层的生平事迹，因此其中有关疾病的记述，也主要与官员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相关。以下即按照（追寻）官员的生活轨迹，极粗略地看看疾病在其中的作用或影响。
（一）官员任职以后，除与百姓一样会因衣食不调等得病外，有两种工作上的原因会导致生病。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度劳累，即现在所谓的“过劳病”或“过劳死”[28]。例如郑杳为婺州刺史，“痁疾遘于劳形”[29]，是过于“劳形”而得病；孟珏为寿州刺史：“勤劬外役，寒暑内侵，遘疾薨于郡邸”[30]；崔镛为度支员外郎，“经费盈缩，动逾万计，披寻决遣，昼夜无怠。寒暑所侵，遂成沉痼”[31]。从这后一例还可知道，在唐后期的大中年间（847—859），度支司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长途跋涉，路上颠簸，餐风饮露导致的患病。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赴任（无论转任还是升任、贬职）引起的长途奔波。例如萧谅，“坐以亲累，左迁桂阳郡司马……历沅湘而径度，指衡霍而遐奔，卑湿所侵，风疡生疾，未届所莅，终于长沙之传舍”[32]，是病死在路途中；李潜在京师，为“西蜀司徒白公”“招为观察推官，得御史里行。无何，道途增风霜之疠，犹力奉良昼，数月舁肩而返，以蜀禄偿秦医者，仅二周星”[33]，死在长安。不仅官员如此，随同官员赴任的家属也会因此而患病。例如崔权被任命为潮州刺史，“尽室皆行，惶惑途路。程途万里，水陆跋涉……俄及岁满，举家相庆，遂复归还。行过番禺，（夫人）乃遘微恙，备尝药饵，求召医工。上天不吊，厥疾无瘳……终于鄂州”[34]。另一种情况是赴京师朝集，往往因而患病。例如李延嗣为魏州长史，“景龙二年（708）冬，朝集赴京。三年正月廿五日遘疾终于弘化坊之里，春秋七十有三”[35]。李延嗣可能家就在长安，来长安朝集，患病后就病死在京师。要注意的是，他死时已经73岁，则任魏州长史，并来朝集时也已经72岁了，属于老年州级官员。柳秀诚为安州刺史，“充年入计，卒岁朝宗，骛旌节以长驱，瞻日云而再躍。犯星贻祸，俄缠赤蚁之妖；翌日无瘳，奄及青鸟之兆。春秋七十有三，终于申州之宾馆。即以景龙二年正月廿六日归窆于洛州”[36]。这位刺史是去参加景龙二年正月朝会的，结果病死在途中（安州即今安陆，申州即今信阳）的宾馆。他也是一位73岁的州级老年官员。李知新为青州长史，“以开元廿二年（734）上计于洛都……其年十一月十三日遘疾终于洛阳教业里私第”[37]。由于此时玄宗在东都，所以他赴东都“上计”，大约入计后不久就得病去世了。
（二）官员得病后，若是京官，朝廷会派医生带药去治疗。据《天圣令》复原的唐《医疾令》17条规定：“诸在京文武职事官病患者，并本司奏闻，遣医为疗。仍量病给药。其在外者亦给药”[38]。此条令文规定在京的官员患病给医药，在外的官员只给药。按《天圣令·医疾令》宋8条原文，在外的官员也要“遣医为疗”，但复原者认为从《天圣令·医疾令》所附唐10条看，在外的官员得病只给药，因此复原时没有将“遣医为疗”复原进令文[39]。现在从墓志来看，这一复原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墓志中所记墓主得病，唯一一个朝廷遣医治疗的，是京官，即姚彝。当时他任光禄少卿，“以开元四年（716）岁次景辰七月十四日遘疾，敕尚药奉御李宗赍药理护”[40]。当然，由于“尚药奉御”本来是只为皇帝服务的，因此这个“遣医”具有特殊恩典的意义[41]。墓志中记载的其他外官得病，似乎都是自己寻医治病，甚至需要请假去找医生看病。例如雅州刺史刘煟，“旋婴痼恙，移疗成都”[42]；河南府长水县令张群“以宿疾动发，乞假寻治，行次福昌县三乡之逆旅，是夜苍卒而殁”[43]。
官员得病后，可以请病假。据唐《假宁令》规定，给假只涉及节日、婚丧、田假、授衣假等，并不包括病假。但唐代确实有事假（事故假）和病假（疾假或疾病假）。实际上，关于请病假的规定是在《选举令》和《式》中。唐代病假的最高期限是百日，超过百日就要停职。元和元年（806）八月御史台奏：“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44]。《唐令拾遗》据《唐六典》复原了《选举令》的这条令文为：“诸职事官，身有疾病满百日，若所亲疾病满二百日，及当侍者，并解官。”[45]具体病假的例子如长庆二年（822）四月，御史台奏：“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傅严绶，疾病假满百日，合停”[46]。
当然也有因病请假是为其他目的的。这种情况下是否真的有病要打个问号[47]。例如前面提到的崔镛，曾任京兆府司录，后来他因为“季父持相印，公不愿更在府县，移疾乞假。时宰嘉其意，拜秘书省著作郎”[48]。其实“时宰”已经看出他并非因病请假，而是想换个职务，鉴于是从要官转为闲职，所以“嘉其意”，并照办了。还有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崔权，曾被任命为“南郑县令，以其须有支离，遂称疾不去”[49]。只因要和夫人分居，就假装有病，不去赴任，结果是后来被任命到更远的潮州去了。
如果疾病转为慢性，又不想辞官回家，官员们就会想办法换个清闲的工作。刘宪为兵部侍郎，“微婴风瘵，固求闲逸，转工部侍郎”[50]。这是睿宗时事，可知当时工部比起兵部来，是个“闲逸”的地方。刘行馀“本官充集贤校理，改司议郎，复拜咨议。以疾思就闲养，除郑州长史。秩满，迁毛诗博士分司”[51]。这是宣宗以前的事，可知州的长史，比起太子司议郎或亲王府咨议参军事来，还是“闲养”的，“毛诗博士”就更是闲职了。裴濛，会昌六年（846）正月“中沉痹，足不能履，然神用精强，听览不怠，以陵寝有官署而务甚简，遂求亲知，闻于执政。大中元年（847）四月，移授章陵台令”[52]。这位裴濛，会昌六年正月62岁时中风，仍想当官，托人说情，于是谋了个“务甚简”的职位即陵台令。
如果疾病仍不好，或者加重，就只好去官回家了。上面说到的裴濛，在当了八个月的陵台令后，“二年正月，以疾作去官。”一个月后的“二月十四日终于京师静安里，享年六十有四”。从大中元年（847）年四月得官，到二年（848）正月可能再次中风，再到二月十四日去世，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其他我们看到，有“谢病言归”的刺史，因为要“功成身退”[53]；也有病情太重，“寻许罢官，仍优廪赐”[54]的刺史。他们大概都是因病主动要求免官的。
（三）官员病死，一般在家中（私第），但也有许多是病死在任职岗位上，反映在墓志中就是病死在官舍。《流散墓志》中189位因病去世者中，官员大约有140位左右，其中病死在职任上的有27位，接近五分之一。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可能有二：第一，唐代官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比现在通常情况还晚，但营养条件和医疗条件均不如现在，因此平均寿命不到60岁[55]。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官员一直干到退休，就很可能在任上患病并死在任上。纪念碑林建立920年时我提交的论文《从墓志看唐代县级老年官员问题》，论证了唐代老年县级官员问题[56]。正因为大量老年官员的存在，导致了官员病死在任职岗位上的现象频发。现在我们来看看《流散墓志》中所见病死于工作岗位上官员的岁数情况（岁数不明者除外）：
② 原文为“春秋六十□”，最后一字漫漶不清。
③ 新安县为河南府畿县，通济里位于洛阳西南，难道新安县在通济里有官舍？
综观以上病死于官舍并有岁数记录的23位官员，病死时年龄除1人外都在50岁以上，且有11人在60岁以上。这么高龄去做官，病死在任上的可能性很高。因此老年官员众多是唐代官员病死在任上比例较高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突然得病，来不及请假、辞职、罢官就病死了。例如22例的卢颢，正月遘疾，二月廿六日终于雷泽官舍，从得病到去世不到两个月。21例的徐顼，是“遽薨”于“县馆”，显然是突然得病；上表唯一一位44岁的郑若芳（第3例），是“夜遇疾卒于浚仪之官舍”，也是病得突然。14例的刘同更是“暴终于官舍”；20例的李璹则是“以暴疾终于官舍”。说得更清楚的是上表没有（因为没有死亡岁数）的蔺楚珍，墓志说他为钟山县尉，“坐衙府之中，忽婴膏肓之疾。世医拱手……斯须化往……终于秩之官舍”[57]。
也有些官员病死在寺院。例如万年县令孙尚客，“寝疾卒于京师胜业官寺”[58]。查《两京城坊考》，胜业坊有胜业寺，是武德初高祖为沙门景晖所立[59]。由上述记载可知，胜业寺是一个“官寺”，这为研究官寺制度提供了一条新的材料。同样“奄遘沉疴”的常州长史宗瑾，“终于洛阳县福先寺三阶院”[60]。这个宗瑾可能是个三阶教信徒。我们知道，唐代统治者是打压三阶教的。武周如意元年（692）就曾命令检查过“东都福先寺无尽藏院”，即宗瑾病死处的福先寺三阶院，到开元十三年（725）诏除诸寺三阶院隔障[61]。宗瑾病死于开元五年（717），因此此时福先寺的三阶院还在。这条史料不仅对研究疾病与寺院的关系有用，对研究三阶教的流行和禁止，也有一定的帮助。福先寺可能是洛阳官员养病或终死处的重要寺院。“素患气痢，遂变风疾，沉痼衾枕，缠绵四周”的义兴县令陆士伦，在病了四年之后，也“终于洛阳县福先伽蓝”[62]，时间是贞元四年（788）。不知此时福先寺是否还有三阶院了。唐代寺院设有“悲田养病坊”，一般认为设置于武周长安年间[63]。前述卒于胜业官寺的孙尚客，死于长安二年（702），可能就病死于寺院的“悲田养病坊”内。万年县令不死于家而死于寺院，是因为在京师无家属无住宅，还是因为宗教信仰？值得研究。
除去以上三点外，《流散墓志》反映出来疾病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资料还有许多，我们略举几条：
有些人是因为搬迁新居，餐饮过度而去世的。例如康昭，“肺疾萦身，名药遍服，尚未瘳愈。从尊贤旧舍徙嘉善新居，因餐庆宅之斋，疾遂瘎矣。从兹伏枕，患转痼沉……终于嘉善里之私第”[64]。这个康昭，得肺病还没好，就从洛阳的尊贤坊搬家到嘉善坊，在庆祝乔迁之喜的斋会上没吃好，加重了病情，直到病死。这是条有关疾病与日常生活的很好的资料。
患病与治病过程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和观念。前述宰相杨收7岁时“居丧，目赤不开，泪胶其睑，人畏其遂将失明，欲傅之药，则曰：安有无天而忍视日月乎？得瞽为幸”[65]。这是条说明杨收具有极强“孝”观念的材料，十分形象具体。
以上拉拉杂杂地叙述了一些墓志和疾病的材料，并略作分析，多是描述性介绍，或者只是拾遗补阙，能引起学者对墓志中有关疾病资料的重视[66]就足够了。由以上论述或可知道，墓志中的疾病资料是很丰富的。它们不仅涉及疾病的名称、种类、症状、治疗、得病原因、死亡场所，与疾病史、医疗史相关，也与休假制度、迁转制度、任职制度，乃至佛教文化、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都有关系，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王庆卫）
【注释】
[2]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3]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4]例如于赓哲书就使用了大量墓志。下述李燕捷书也以墓志所涉人口（含其中的疾病）作为重要统计基础之一。近年还有蒋爱花《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初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原载《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后收入《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资料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更是以5000余方墓志资料为主要立论依据（以下所引蒋文，以其书为准）。不过除于赓哲书外，其他两书并非专论疾病问题。
[5]李燕捷：《唐人年寿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
[6]《唐人年寿研究》，第247—255页。
[7]《唐人年寿研究》，第245页。
[8]《唐人年寿研究》，第256页。
[9]蒋爱花上述文章就正确指出“疾病死亡和非疾病死亡是死因中的两大类”（第89页）。
[10]如果按照李燕捷的推论原理，将这9人所占比例的基数定为全部人数的321人，则人为死亡的比例为2.8%，接近于他所计算的3.33%。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唐代的正常年景中（排除战争和饥荒），人为死亡的比例应为3%左右。
[11]后一方墓志是夫妇合葬墓志，除叙述王正因事迹外，还叙述了夫人刘氏的事迹，严格说与前一方墓志并不重复，但两方墓志均以王正因为名，又均大段描述了王正因的事迹，因此我们将二者视为同一人的墓志，以与其他墓志名称不同、叙述重点不同的夫妇合葬墓志相区别。
[1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9页。
[1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91页。
[14]这里当然指的是正常情况下，而非战争或饥荒时期。其实这在现代也是如此。
[15]《唐人年寿研究》，第246—247页。
[16]其实，可以将“心疾”和“气疾”与“脑血管疾病”合并归为“心脑血管疾病”一类。蒋爱花前文主要分为三大类：1.感染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2.女性的胎产疾病和“娩难”。3.“气疾”与心脑血管疾病。此外涉及几个个案：呼吸道疾病、头病、痨病、疮病、腰病、劳累过度。
[17]《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10—20页。
[18]《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4页。
[19]［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八，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20]《旧唐书》卷一九一《张文仲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0页。
[21]还有一人是先“微婴风瘵”，多年后“寝疾”而死的。
[2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17页。
[2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19页。
[24]《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36页。(www.xing528.com)
[25]《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45页。
[26]《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47页。
[27]蒋爱花前文提到了两例肺病。
[28]蒋爱花前文提到了两例因劳累过度而亡，但其中一例说“从父江滨，骤涉长直，倏婴沉痼”似非因劳累而患病。
[29]《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277页。
[30]《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25页。
[31]《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97页。
[3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47页。
[3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13页。
[34]《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33页。
[35]《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37页。
[36]《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45页。
[37]《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265页。
[38]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579页。
[39]《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第573页。
[40]《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73页。
[41]关于尚药局医人奉命为官员治病，参见《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25—26页。
[4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53页。
[4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63页。根据于赓哲的研究，官员们往往“对地方医疗水平缺乏信心”还“经常要求回京疗病”。见《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29—30页。
[44]《唐会要》卷八二《休假》，第1799—1800页。
[45]仁井田陞著，栗劲、霍存福等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205页。又，关于此条令文及病假百日的相关研究，参见赵大莹：《唐宋〈假宁令〉研究》，载《〈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11—313页。
[46]《唐会要》卷八二《休假》，第1800页。
[47]关于官员请病假的研究，除前述赵大莹文章外，参见吴丽娱在《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休假》中的相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47—450页）。她在其中研究了病假百日、请病事假程序、官员请假频繁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48]《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97页。
[49]《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33页。
[50]《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53页。
[51]《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01页。
[5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93页。
[53]《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01页。
[54]《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277页。
[55]《唐人年寿研究》中指出，依据样本计算（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平均死亡年龄为57.55岁（实岁）。虽然平均死亡年龄不等于平均寿命（第115页），但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56]拙文后收入《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85—91页。
[57]《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237页。
[58]《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17页。
[59]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60]《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177页。
[61]以上关于对三阶教的打压，参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2016年，第197—198页。
[62]《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41页。
[63]《唐会要》卷四九《病坊》，第1010页；杜正乾《唐病坊表征》，《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参《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第31页。
[64]《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523页。
[65]《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36页。
[66]这里还要再次指出：其实如前所述，李燕捷、蒋爱花在研究唐人年寿时，墓志就是其样本的主要来源；于赓哲在研究疾病史、医疗史时也很重视墓志资料，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中有大量引用。最近张维慎刚刚发表了《唐人“气疾”小考——以出土墓志为主的考察》（《碑林集刊》（二十二），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37—142页），文章也是以出土墓志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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