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中崇尚之“礼”，乃为儒家所奉行的周礼，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夫妇二人同穴合葬。自汉代起，“妇从其夫葬为合葬，凡夫妇以合葬为常”[23]，这是三纲五常说在观念上对丧葬礼制影响的结果，汉儒如此观念也影响到唐代[24]。但此李氏墓志却为夫妻“同域异封”而葬，唐代夫妇葬式现状是怎样的呢？
《长安新出墓志》唐墓志中涉及夫妻葬制的有三十余方，其中以夫妻“合葬，礼也”最为普遍。非正常丧葬的也要追求夫妻“合葬”之圆满。葬于贞观二十二年的韦几，墓志云：“君以年幼未仕，随父之官。属南方卑湿，因兹遘疾。……以大唐贞观廿年五月廿八日，卒于官舍，时年廿一。……竟未有婚媾。粤以廿二年岁次戊申五月辛巳朔五日乙酉，反葬于洪固原之大茔，礼也。仍以故太子傅崔思默亡女侩葬。”[25]韦几二十一岁时殁于父亲任官之地，未曾婚配，返乡与故崔思默亡女侩葬，终于达到“礼也”之圆满。无独有偶，葬于景龙二年的韦洵，亦为冥婚的范例。墓志有云：汝南郡王“讳洵，字深规，京兆万年人也。……春秋廿，以如意元年三月十三日薨于钦州之旅馆。……神龙元年，乃下制，赠吏部尚书，追封汝南郡王，仍令所司备礼，迎还京邑。……用择高门，冥婚萧氏，即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上柱国、酂国公至忠之第三女也。……即以景龙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合葬于京城南韦曲之旧茔，礼也”[26]。正常的夫妻亡后归于合葬，乃常理。未婚者，卒后与生前毫无婚姻关系的一方婚配，亦追求冥间的“夫妻”合葬，反映了唐时“夫妻合葬”习俗的深入人心，并此葬制冠以“礼也”“从周制”，乃为大家普遍认可的儒教丧葬归宿。唐人视冥婚为正常婚姻中的一种[27]，归为“古之遗礼”[28]。
更有移灵合葬，追求夫妻“冥契于幽泉”者。《郑宝念墓志》有云：“公讳宝念，荥阳郡开封人也。……以垂拱二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京师城西布政乡私第里也，春秋七十有八。……四年五月三日，迁厝于长安城南细柳原，礼也。加以夫人崔氏……今者移灵合葬，尚冥契于幽泉。”[29]亦有更加明确合葬缘由者，《王秀墓志》有云：“君讳秀，其先太原人也。……以开元［此处空三字］年月日，终于金堂县之私第，享年九十。即以其年月日，权殡于县界。……以天宝十载十一月廿九日，迁葬于长安县细柳原，礼也。夫人京兆杜氏同合葬焉，盖从周制。”[30]由此看来，合葬乃“从周制”之礼也。
夫妻合葬乃为中国古代盛行的丧葬习俗，古人相信“灵魂不灭”，夫妇生前一起生活，死后灵魂也应该相聚一起。儒家倡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观，把养生与送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做子女者为亡故双亲合葬是十分重要的孝举，所以崇尚孝行的唐朝，夫妇合葬乃成为社会认可的丧葬主流。
夫妻葬式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据学者研究，商周时代至西汉前期，夫妻“同坟异穴”式较为流行。自西汉中期以后，埋葬风气有所改变，除帝王、皇后陵为“同茔异坟”外，社会上普遍流行夫妻“同穴合葬”[31]。自此以后“遂成为定制，再未更改”[32]。
本文所考疏的《唐姚衮妻李氏墓志》，违背主流葬式，采取夫妻“同域异封”，这其中的缘由会是什么呢？
阅读志文可知，李氏“其暇则视黄老书，得微旨，故穷于暮年，泊如也”。而姚衮殁于夫人之先，“先时，殿中府君既遘疾，且命其子弟曰：吾归心李伯阳之教也，熟王城南原有吴道士观，其傍显敞多佳地，吾将安之，且不远先茔，是吾从礼从心两得矣。然神道不欲扰，合葬非古，一旦夫人不讳，同域异封可也”。由此得知，夫妻的“同域异封”，和他们道教信仰有关。
夫妻二人均信奉道教。志主李氏“视黄老书”，“黄”，指道教始祖黄帝，“老”，指道教创始人老子。“黄老”，也称黄老学说，道教别称之一。姚衮“归心李伯阳之教”，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李伯阳之教”乃“道教”。姚衮在选择葬地时，“熟王城南原有吴道士观，其傍显敞多佳地，吾将安之，且不远先茔，是吾从礼从心两得矣”。由于宗教信仰，墓地没有选择在祖茔，选择葬于城南原的吴道士观旁，一则此地临近道教庙宇，二则距离其先茔不远，可以达到从礼从心两全其美。此种选择，是儒道结合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同为道教徒的夫妻，卒后选择“同域异封”之葬式，乃道教信仰使然。
无独有偶，西安碑林存藏中亦有夫妇“同兆异穴”现象。《杜娩墓志》有云：“夫人讳娩，其先京兆人也。……以开成元年七月廿九日遘疠殁于襄州私第，春秋七十有二。粤开成二年五月十日归窆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凤栖原，与府君同兆异穴，礼也。”墓志又云：“江阳前夫人有子曰子谅……夫人有子五人。”[33]读志文可知，志主杜娩乃扬州江阳县韦府君继室，以“同兆异穴”方式安葬，达到了“礼也”之终极。看来继室与丈夫“同兆异穴”而葬是符合礼仪，也是社会认可的。
信奉佛教亦有采取“同茔异穴”葬式者。《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前杭州长史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唐（思礼）公墓志铭》载，唐思礼“娶王氏、俞氏，皆早亡”。而思礼卒后葬于万年县龙首原之先茔[34]。由《（唐思礼）亡妻太原王夫人墓志铭》知，王氏于咸通三年难产而殁，“来年二月廿七日厝于大茔之东南隅崇道乡”[35]。另《（唐思礼）亡妻北海俞氏夫人墓志铭》载，俞氏咸通十一年卒，“即以八月二十二日壬寅，窆于万年县崇道乡前夫人茔之次”[36]。三人采用同茔异穴之葬式。思礼与两妻感情笃厚，而两妻又是早年下世（王氏23岁、俞氏30岁亡），故其撰写的志文充溢着浓浓的伤悼之情。据墓志可知，王氏“依皈佛，喜洁净。”思礼“敬事释教，理入禅门”。王氏卒后，思礼“余修斋终卌九日，及广造功德，冀此虔恳，助彼善缘”，可见二人奉佛笃深。虔诚的佛教徒反对夫妇合葬者在唐代占有相当的比例[37]，夫妻的“同茔异穴”，乃因奉佛所致。还有的佛教女信徒虽然与丈夫同葬一处，没有按传统开启旧茔祔葬，而是分穴而葬，这样的女性在墓志资料中是最多的[38]。
通过梳理《唐姚衮妻李氏墓志铭》，获知姚衮是史书记载的唐赠太子太保姚南仲之子，史学家姚康之长兄，监察御史姚中立和姚亮之父。此墓志的问世，丰富了此门姚氏之家族脉络，并为此姚氏家族的辈分勘正增加了新内容，更为夫妻违背主流，采取“同域异封”之葬式提供了新数据。
（责任编辑：王庆卫）
【注释】
[2]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68页。
[3]［唐］杜佑：《通典》卷二七《职官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60页。
[4]［唐］李林甫：《唐六典》卷十《秘书省》，中华书局，1992年，第297页。
[5]《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3页。
[6]张东光：《唐代的内供奉官》，《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7]［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
[8]《事物纪原》卷一，第31页。
[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〇〇，权德兴《赠太子太保姚公（南仲）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83年，第5094页。
[10]《新唐书》卷七四《宰相世系》，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旧唐书》卷一八《宣宗本纪》，第630页。
[12]陈光崇：《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狱》，《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3]［南宋］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780页。(www.xing528.com)
[14]《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1485页。
[15]《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14页。
[16]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六《郎官石柱题名考》，《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2年，第2099页。
[17]《新唐书》卷一六四《归融传》，第5040页。
[18]《旧唐书》卷一五三《姚南仲传》，第4081、4082页。
[19]《全唐文》卷五〇〇权德兴《赠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铭》，第5095年。
[20]徐畅：《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唐史论丛》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
[21]史念海：《汉唐长长城兴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22]《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6页。
[23]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24]亚耀中：《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女性佛教信仰》，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25]《长安新出墓志》，第59页。
[26]《长安新出墓志》，第138页。
[27]万军杰：《唐代在室女丧葬问题探讨》，《唐史论丛》第11辑，2009年，第364页。
[2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11《大唐赠卫尉卿并州大都督淮阳郡王韦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84页。
[29]《长安新出墓志》，第121页。
[30]《长安新出墓志》，第183页。
[31]段塔丽：《从夫妻合葬习俗看唐代丧葬礼俗文化中的性别等级差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32]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第2期。
[33]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43页。
[3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93页。
[35]《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11，第1041页。
[36]《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71，第1088页。
[37]严耀中：《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女性佛教信仰》，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38]焦杰：《佛教信仰与唐代女性生活形态再探——以唐代墓志资料为中心》，《唐史论丛》第20辑，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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