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公亮、乐辅政墓志揭露的秘密

相对于正史记录，当时的墓志则保存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如关于李德裕，不同立场的人在墓志中就有不同的评价：

（大中十年），吕焕《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让）墓志铭》：“时故相国赵国李公德裕以公孤介，欲授文柄者数矣，寒苦道艺之士，引领而望。公常语小子等曰：‘吾始以生物为己任，不幸多疾，今虽未老，意绪已索然矣。’”

（大中十年），蒋伸《唐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兵部尚书孙府君（景商）墓志铭》：“时宰相李德裕专国柄，忿公不依己，黜为温州刺史，移滁州刺史。”

在同一年，对同一个人物竟有如此相反的评论，就是因为吕焕、蒋伸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咸通元年（860），懿宗已恢复了李德裕官爵与荣誉。但是，咸通八年，李咏作《唐故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河东裴公（夷直）夫人陇西郡太君（李弘）墓志文》仍言：“及武宗即位，李德裕任用，斥逐忠贤，故谠正之徒，罕在朝列。”^[51]就是因为裴夷直与李德裕是在不同政治集团里。又如李景让《唐故朝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赠工部尚书裴公（夷直）墓铭并序》言：“（裴夷直）遂拜左拾遗，以正道性趣忤权势，出为凤翔兵曹参军，丞相、凉国公李公逢吉镇溪南，奏为掌书记，改殿中侍御史，复徙镇大梁，充节度判官、侍御史，赐绯鱼袋。凉公守东郊，又为判官，松校司勋外郎。使罢，未几，拜侍御史、归台，分务洛邑，相国牛公僧孺镇淮海，复奉为节度判官、检校职方郎中。俄入拜刑部员外，转左司员外，迁刑部郎中。文宗皇帝重文学端鲠之士，公特受宸睠，迁谏议大夫。旋兼知制诰，遽拜中书舍人。补衮之职，倚用山甫。公感激弥切，屡启忠尽，为邪臣所恶。无何，文宗升遐，奸人得志，遂以矫妄陷公。开成五年，出为杭州刺史，寻窜逐南裔，无所不及。十年之间，恬然处顺，戮辱之地，淡乎忘忧，有以见贤达所难也。待大中皇帝即位，荡雪冤抑。”他与李逢吉、牛僧孺同进退，裴夷直卒于大中十三年，正是牛党得势之时，所以，文中明言李德裕等人是“奸人”“邪臣”。

被覆落者卢公亮墓志就直接反映了这一情况，这方墓志由时任永乐县令的殷尧藩撰写，现藏于千唐志斋，其中涉及长庆科案的内容有：

早以文学从乡里之赋。长庆元年，得高第于宗伯钱公。钱公与时之内庭臣不协，诬以选第与夺先定。穆宗命重试，公与时之名声显白等十人受黜，而钱公就贬江州。物论冤塞，公处之恬然，曰：“顾道何如耳？”属迎侍季父于北边，因优游于云代之间，以诗酒自适。公虚怀，与物于人，无所不容，故所至为闻人。一二年间，飏风声于朔野。时张将军之在单于，聆公之休厚礼嘉，辟署观察推官。不数月，奏授太常寺奉礼郎，实掌管记之任。公嘉猷令谋，竭诚奉主，广开运漕，移筑受降城，大小之政，必公之由。故张将军之经略闻于当时，以公之在其府也。后将公事朝京师，张将军在镇，与戎落豪长高下不等，诸酋帅率众叛振武。公闻之，驰往复命。时北边骚然，将军之存亡声问不至，或劝公缓赴以免祸，公以为从知报德之赴夷险一致，去乃穷日之力，与将军相见于城下，君子以为贞。裴侍中之在中书，以公美学行业，宜在清列，由是授国子监四门馆博士，充集贤殿校理。声华弥大，朋游益附。后三年，今相国李公之为大学士，奏改万年县尉，雠校之职仍旧。时议以为栢台谏署之拜，期在旬朔。不幸婴疾，大和六年二月廿三日，终于京师安仁里之寓居，春秋五十。……铭曰：于维君子，德盛业优。取友策名，令问垂休。得实已致，失非我尤。秉彝不惑，乐道忘忧。^[52]

卢公亮卒于大和六年（832），已在长庆科场案十年之后了，当事人段文昌（773—835）、李德裕（787—850）、元稹（779—831）、李绅（772—846），除元稹外，其他人均在世，而且身居高位，这一时期又是李宗闵等得势之时^[53]，墓志作者殷尧藩与杨虞卿、杨汉公的关系密切，杨汉公儿子杨筹墓志《唐故监察御史弘农杨君（筹）墓志铭并序》有言：“君幼无童心，事必亲砚。元和中，有殷尧藩由进士科历柱下史，从君伯氏游，善章句于五七言，往往流于群唱，雅有遗君诗，其大略曰：‘假如不共儿童戏，争肯长将笔砚亲。’自尔炯然有名字，骧首于弟兄间。”^[54]此处伯氏是杨虞卿，殷尧藩显然属李宗闵同党，所以，他才在李宗闵得势之时对长庆科场案进行翻案。他在陈述时，未直接提及当时举报者人名，仅称为“内廷臣”，显然将段文昌排除了，而是直指李德裕、元稹、李绅，因为他们都是知制诰、翰林学士，似可称为“内廷臣”。

然而，近来新见当时宦官乐辅政墓志又让我们发现“内廷臣”更有可能是指宦官，此事也许涉及当时更为复杂的政治斗争。李衡（撰此志时署乡贡进士）撰《唐故荆南节度监军使朝散大夫行奚官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乐公（辅政）墓志铭并序》牵涉到一些隐密信息：

公讳辅政，字辑。厥初得姓，以造父为穆王驭，赐之以赵城，因家焉。世为赵氏，则天水人也。其族皆豪家右姓，旌组成文，以公情钟渭阳，出为舅南阳乐氏之嗣，又宋戴公乐吕之苗裔。皇曾讳彰，以礼义升朝。烈祖讳宗，以忠勋入仕。逮父爱，前仁勇校尉、守辽城府折冲、上柱国。公则折冲公之令嗣。年在龆龀，器宇夙成，光膺四星，翼映三杰之才也之士也。贞元中，德宗以狎侍紫宸，升降□陛。未及弱冠，恩将宠绯，丽名十大夫之位。后以德宗晏驾，例守寝园。顺宗嗣升，诏叙弥渥。顷因皇德中否，复以宪宗纂鸿。元和初，熙载璇枢，密勿难旷，直以谙练故实，加乎文词秀拔，齿迹宫禁，佥允今能。以帝室文房，掌难其选，晖映斯任，称公是深。至元和十三年，小有误旨，书降于私。至十四年末间，王泽载濡，犹以殿硙院长甄受。天人不造，晚出宫车。暨今文武孝德皇帝，以社稷将忧，入守皇极。长庆初，以公枢密是属，复赐绯章。人君嘉在内久劳，特许以荆南监抚。王之藩屏，推最上游，国之元戎，天下称剧。燮和王事，咸震美声。军务昼厘，书合夜启。俾无奸讼之孽，实懋恩诚之风。惟公与勤，数四年矣。则前大夫裴公武、后尚书王公潜，赖洽政成，至今南服无事。无何，丁内艰。未几，天朝知监领攸重，久难其人。寻加起复，董彼旧镇，前后优诏宠牒，殊章异钖，载盈于筐荚。加以明左氏之传，精右军之笔，清论马首，落简云端。犹为好士之目，实处勤王之最。不期天之降戾，速疾于公，腠理无瘆，遂臻绵惙。以长庆三年秋九月蓂有五荚，奄终于荆南之公馆，享年卅有七。历事一人于四，仕止朝散大夫。有仲弟辅弼，季弟师济。悲趋庭之失序，服倚门于在疚。声泪俱咽，人莫堪闻。内成氏，夙奉姑事，勤于妇节。无大无小，口实恭和。不图天垂其祸，孀人妻，孤人子，于公室为甚，息惟升为后。嗟乎！羲驭骏奔，筮吉云及。拂青乌之策，定玄窆之晨。以长庆四年春仲月有四日，葬于京师之东崇道乡之原，礼也。圣慈诊悼，追赠累加。于戏！道不极，人不寿，亦天之将丧斯文也。故生事在行，死事在志。得不有词于石置不朽，式于万祀之将来。其铭曰：

天降精兮岳降神，桢唐圣兮绍七人。游蓬莱兮辟阊阖，文清宫兮晖四真。枢北极兮钮南荆，密中黄兮叶君陈。作内献兮作外良，功登退兮名不泯。□□素铲谁宅兹，我有佳城遗壤邻。

墓主乐辅政是一位不见于史载的宦官，身历德、顺、宪、穆四朝，早在德宗朝就位列“十大夫”之中，在宪宗朝以“谙练故实，文词秀拔”多次参与枢密之事，主管文房，并在元和十四年末再入宫至长庆初出宫。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期，事涉宪宗死因这一历史隐案。关于这事史家已有多人讨论，《资治通鉴》综合了相关史实，做出了如下陈述：

（元和十五年一月）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55]

穆宗继位后，杀吐突承璀、澧王李恽，贬死了皇甫镈，其过程有血腥的暴力，也有恐怖的阴谋、恩仇相报的权术。裴廷裕《东观奏记》揭示了内幕：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56]

穆宗的即位实际上是宦官梁守谦与外戚郭氏联手政变的结果。起初，为安固大权，找了几个替罪羊，为宪宗之死向外廷做了解释。但是，对于心中有鬼的宦官以及穆宗、郭氏等阴谋集团来说，要证明易权的合理性，仅杀一二个涉事宦官是不够的，在解决了内廷之事后，对外廷士大夫还应有更周密的交代。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将这天大的秘密掩住，杜绝一切外泄的可能。如即位之初重用段文昌、乐辅政，当政局稳定后，即将他们调离核心层，就是为了让见证者缺场便于控制舆论。乐辅政墓志所叙，正存下了这一段秘史，为我们理解相关历史事件提供了想象空间，我们应从这一层面来理解长庆科场案的复杂性。(www.xing528.com)

穆宗即位有内隐，需要以更严厉的打压，封住相关人员之口，压制舆论对宪宗非正常死亡的议论与猜疑。因此，左右政坛风向的科场以及科场的决定者则成为他们整肃的对象，如令狐楚则因此沦入被打击之列。《旧唐书·穆宗纪》：“（六月）己卯，放京兆府今年夏青苗钱八万三千五百六十贯，宜委令狐楚，以楚山陵用不尽绫绢，准实估付京兆府，代所放青苗钱。”先让令狐楚修陵时省出一部分费用充青苗钱，但一个月后就查出工程问题，（七月）“京兆府户曹参军韦正牧专知景陵工作，刻削厨料充私用，计赃八千七百贯文；石作专知官奉仙县令于翚刻削，计赃一万三千贯，并宜决重杖处死。”“丁卯，以门下侍郎、平章事令狐楚为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歙池观察使。楚为山陵使，纵吏于翚刻下，不给工徒价钱，积留钱十五万贯，为羡余以献，故及于贬。”由查手下贪腐找到借口，再将其贬出京外，与打击皇甫镈手段一样，都是由经济问题入手，但这只是开始，（八月）“己亥，宣歙观察使令狐楚再贬衡州刺史。”其实，令狐楚这次被贬完全是因他与皇甫镈的关系。他与皇甫镈是同学，也是由皇甫镈一路提拔到相位。《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载：

楚与皇甫镈、萧俛同年登进士第。元和九年，镈初以财赋得幸，荐俛、楚俱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其年（元和十三年）十月，皇甫镈作相，其月以楚为河阳怀节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镇太原。七月，皇甫镈荐楚入朝，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镈同处台衡，深承顾待。十五年正月，宪宗崩，诏楚为山陵使，仍撰哀册文。时天下怒皇甫镈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服班于月华门外，宣诏贬镈，将杀之。会萧俛作相，托中官救解，方贬崖州。物议以楚因镈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萧俛之故，无敢措言。其年六月，山陵毕，会有告楚亲吏赃污事发，出为宣歙观察使。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羡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时元稹初得幸，为学士，素恶楚与镈胶固希宠，稹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异端斯害，独见不明，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因缘得地，进取多门，遂忝台阶，实妨贤路。”楚深恨稹。^[57]

与皇甫氏善于理财不同，令狐楚除了善于治军外，还尤好文学，与文坛名人多有交往，元和十一年又与钱徽、萧俛同为翰林学士^[58]，他与钱徽既是同学，又是同僚。这一批由文章进身的进士群体，同气相结，在朝廷中又与段文昌、李德裕这一类以政干进身者显然有别，如《旧唐书·武儒衡传》：

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彩，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吴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人。^[59]

武儒衡是武元衡从兄，段文昌又是武元衡的女婿，武儒衡对令狐楚的不满，不会不影响到侄女婿段文昌对令狐楚的看法。宪穆易权后，段文昌地位上升，以令狐楚为中心的进士科阶层难免遭遇排挤。

随着令狐楚的倒台，作为士林中心的科场也成为穆宗关注的重心。《旧唐书·穆宗纪》：“（二月）壬寅，敕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目人，宜令中书门下尚书省四品已上于尚书省同试。”^[60]他强调要恢复制科同试制度，但是，这一指令受到了士大夫阻止。《旧唐书·穆宗纪》：“（三月）戊午，吏部尚书赵宗儒奏：‘先奉敕，先朝所放制科举人，令与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官同于尚书省就试者。臣伏以制科所设，本在亲临，南省策试，亦非旧典。今覃恩既毕，庶政惟新，况山陵日近，公务繁迫，待问之士，就试非多。臣等商量，恐须停罢。’从之。”^[61]他虽然听从赵宗儒的谏议，但对于一个刚刚即位的君王来说，仍是有失威严的事。所以，他于十一月丙申，以司门员外郎白居易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十二月又让白居易作为重试官，参与吏部重试。《白氏长庆集》卷六十《论重考科目人状》，后署为“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司门员外郎，臣白居易等状奏，重考定科目官、守尚书祠部员外郎、上护军臣李虞仲”。白居易似乎没有看出他的用意，提出的建议是：“兼请不考，已得者不妨儌幸，不得者所胜无多，贵收人材，务存大体。”这实际上仍是否定复试的意义。可以说穆宗对科场事已经忍了很久了，所以，一等到段文昌举报，他马上采取行动，以更严格的方式举行复试，让主考官与已及第者出丑。

唐穆宗有意羞辱科场之士的行为，可能还与其时士人对他好游猎一再批评有关。唐穆宗即位时仅二十六岁，在紧张与恐惧中做了近十年太子，即位之后如同之前“孝顺太子任性皇”一样，表现得非常放纵，四月葬了宪宗后即有荒唐之举，此后连连不断。

“（六月）癸巳，皇太后移居兴庆宫，皇帝与六宫侍从大合宴于南内，回幸右军，颁赐中尉等有差。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

“（七月）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观百戏，极欢而罢。”“新作宝庆殿。庚申夜，荧惑入羽林。壬戌，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丙寅，以新成永安殿，与中宫贵主密宴以乐之，嫔妃皆预。”

“（九月）辛丑，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又召李酝、李光颜入朝，欲于重阳日宴群臣。拾遗李珏等上疏谏云：‘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三年之制，犹服心丧。夫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内庭，事将未可。’不听。”“戊申，以重阳节曲宴郭钊兄弟、贵戚、主婿等于宣和殿。己酉，大酺三日。”

“（十一月）戊午，诏曰：‘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暮却还。’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门切谏。上曰：‘朕已成行，不烦章疏。’谏官再三论列。……己未，上由复道出城幸华清宫，左右中尉擗仗，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从，至晚还宫。”

“（十二月）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壬午，幸右军击鞠，遂畋于城西。”^[62]

后来，穆宗竟然要去荒废了半个多世纪的华清宫游玩，这一荒唐的举动遭到了外廷大臣的阻挡。先是李珏，后是李绛、崔元略及谏官，但他仍是一意孤行。他招宋若昭入宫掌文奏，就是想疏远翰林学士。他二十六岁即位，心高气盛，自然不喜欢外廷大臣公然挑战他的威严，而且每一种挑战都会挑动了他担心阴谋外泄的紧张神经。这一切都会促使他要采取这种方式差辱士林，整肃士风。综合卢公亮、乐辅政墓志的信息，我们可推断出这场政治阴谋与科场复试之间应存着隐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