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相关史料，还可发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在人物评价方面，是非相当混杂。
首先，关于段文昌，史家评价与当时文献所载并不一致，《旧唐书·段文昌传》：“文昌布素之时，所向不偶。及其达也，扬历显重，出入将相，洎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物议贬之。”[11]如前所叙，史书来源出自段氏政敌之手，故对其有负面评价。他是名门之后，又是宰相武元衡的女婿，但没有科举功名[12]，经基层任职奋斗至高层，所以，一方面既有名家子的讲究声色排场的习气，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自尊心，对于无视他自尊的人多有报复之举。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四记：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长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搯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俛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飜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续定命录》）”[13]
又如《因话录》记：“段相文昌性介狭，燕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太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14]这些都表明他比较在意他人的评价与态度，依此个性，他对钱徽拒绝自己的推荐一定很在意，告御状也是应有之事。又，段文昌当时确实以好收藏古字画闻名，如晚唐卢知猷《卢鸿草堂图后跋》言：“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荐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887，光启三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谟记。己酉岁（889，龙纪元年）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谟再题（《避暑录话》一）。”[15]又，《太平广记》卷二百十：“《毛诗北风图》亦（陆）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陆彦远题云：元和宗人维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愈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出《名画记》）。”[16]由段取韩昶画一事看，其时名家子多以字画真迹与段交往，其接受杨浑之书画也非秘事。另一方面，段文昌本人颇好荐举之事，如裴长川开成022《唐故淮南节度衙前经略副使将仕郎试太子通事舍人张府君墓志铭》：“早年效职，从事元戎，相国段公见知，委其清白，而着能名，乃于麾下，凡十载矣。”[17]又，韦邈大中001《唐故永州刺史清河张公墓志铭》：“职罢居闲，家无束帛，虽冻馁交侵而冲襟晏如也。单车赴都，拜雅州刺史。政理多能，凋瘵苏息，节制段公甚器异之。”这说明他当时以好提携后辈而闻名，其与杨浑之书画交往是否就一定存在着权利交换关系，尚难确定。再者，段与李德裕关系密切，李德裕父亲李吉甫是段文昌的恩人，《旧唐书·段文昌传》言：“文昌家于荆州，倜傥有气义，节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韦皋在蜀，表授校书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尝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与裴垍同加奖擢，授登封尉、集贤校理。俄拜监察御史，迁补阙，改祠部员外郎。”[18]又，李德裕与段文昌一样，都是非进士科出身，这是进士科阶层已成为官场主体的背景下，无论从政治立场还是人际关系上，两人都可能是一致的。段之举报不仅仅是为了泄私愤，而是出于对科场文化的控制欲，作为一个非进士科出身的宰相，他与李德裕一样，对科场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与征服。
再由事件处理过程与处理方式看，颇不寻常。《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壬申（二月五日），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等使。”[19]考试在“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20]举行，段文昌告状的事即在随后发生，《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
己未（三月二十三日），以屯田员外郎李德裕为考功郎中，左补阙李绅为司勋员外郎，并依前知制诰、翰林学士。勅：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21]
三月二十三日对李德裕、李绅的任命，应与他们证实段文昌举报有关。穆宗在核实此事后马上就指定王起、白居易组织重试。经过了近二十天，才下达处理结果，《穆宗纪》曰：(www.xing528.com)
丁丑（四月九日），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第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意在精核艺能，不于异常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呈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辞律鄙浅，芜累何多。亦令宣示钱徽，庶其深自怀愧，诚宜尽弃，以警将来。但以四海无虞，人心方泰，用弘宽假，式示殊恩，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卢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贬礼部侍郎钱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为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为开州开江令。[22]
其时元稹、李绅是知制诰，李德裕是中书舍人，故这篇诏文应是出自元稹、李绅之手，并得到李德裕的认可。本年进士科及第者有十四人，复试后仅有三人合格，一人被特许，十人被覆落，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由对复试急促的安排看，这可能正是穆宗需要的结果。这场复试就是有意为难考生：当日下诏，当日考试，突然袭击，完全不给复试者准备时间；改变考试地点，把复试安排在宫廷中的子亭，增加考生畏惧心理。
白居易《白氏文集》中也留有关于这场复试的信息，白居易于去年夏在忠州刺吏任上迁为尚书员外郎，秋到长安，十二月就被任为重试官，参与吏部重试。《白氏长庆集》卷六十《论重考科目人状》，后署为“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将仕郎、守尚书祠门员外郎臣白居易等状奏。重考定科目官、守尚书祠部员外郎、上护军臣李虞仲。”[23]他提出的建议是：“兼请不考，已得者不妨侥幸，不得者所胜无多，贵收人材，务存大体。”[24]经过六年贬谪生活，白居易再不像元年初那样的“愤青”了，他提出了一个不得罪人的方案。次年他从六品上的司门员外郎升任从五品上主客郎中知制诰，并再次被任命为重考官。白居易、王起分别也是知制诰与中书舍人，他们既承担了复试工作，却没有参与最后处理诏书的制定，所以，对如何处理此事，有不同的看法。就在诏书形成的次日，复试官白居易、王起上了奏章提出新建议，文见《白氏长庆集》卷六十《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试进士已来，论奏者甚众。伏计烦黩圣听之外，必以为或亲或故，同为党庇。臣今非不知此，但以避嫌事小，隐情责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圣鉴，试详臣言。伏以陛下虑今年及第进士之中，子弟得者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试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庆幸？况臣等才识浅劣，谬蒙选充考官，自受命以来，夙夜惶惧，实忧愚昧，不副天心，敢不尽力竭诚，苦考得失？其间瑕病，纤毫不容，犹期再三，知臣恳尽。然臣等别有愚见，上裨圣聪，反复思量，辄敢密奏。伏准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虽诗赋之间，皆有瑕病，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达之命，明示瑕病，以表无私，特全身名，以存大体，如此则进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于有司，敢不惩革？臣等皆蒙宠擢，又忝职司，实愿裨补圣明，敢不罄竭肝胆？谨具奏闻，伏待圣裁，谨奏。长庆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试进士官、朝议郎、守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奏。重考试进士官、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轻车都尉臣王起。[25]
段文昌是他的上级，元稹、李绅都是他多年的同学好友，而杨汝士、杨殷士是他的连襟，裴讠巽是裴度子，裴度有恩于他，白居易于归京之初所作《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云：“青衫乍见曾惊否？红粟难赊得饱无？”[26]已向裴度提出援助的要求，李宗闵则是他的门生[27]。他不想开罪于任何一方，所以，他在穆宗处理决定公布之日就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由白氏所叙看，这场复试与礼部常规考试不同：一是不同于之前的开卷考，不允许带书；二是这次考试时间比之前的礼部试短，天黑即罢，不允许点灯续时。即便如此严苛，复试水平也是“在与夺之际，或可矜量”。白居易建议保全身名，但最后大部被删。显然，复试的目的就在于印证段文昌“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的举报，所以，覆落者多是在朝官宦子弟，如宰相郑覃之弟郑朗、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弟苏巢，右补阙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等。可以说，这场考试的结果事先已预设好了，这正是穆宗、李德裕等人需要的结果。
总之，段文昌本身是字画收藏家，素有提拔新人的作风，其荐杨浑之未必是出于受贿。他御状举报主要是因尊严受到了冒犯，他与李德裕同属非进士科出身，且存有密切关系，自然形成同盟。他们行为可视为非科场出身者对把持科场者一次冲击，也是朝士间以争夺科考话语权为中心的政治争斗，多数考生只是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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