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元年，为礼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之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谴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迳以徼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而十人不中选。……寻贬徽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开江令。初议贬徽，宗闵、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绅私书进呈，上必开悟。徽曰：“不然。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书相证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称徽长者。[4]
《旧唐书·穆宗记》《新唐书·钱徽传》所载大致相同，而《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十七所录，与之稍有差别，《册府元龟》没有记载《旧唐书》所说的重试地点与诗赋题目，多出一句“朗等惶骇就试，不能成其文”，为郑朗的覆落原因进行了说明。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两者来源不同，《旧唐书》或据《穆宗实录》，这是由路随主持完成的，《旧唐书·路随传》记：“（大和）七年（833），兼太子太师，备礼册拜。表上史官所修宪宗、穆宗实录。”《新唐书·艺文志》也着录云：“《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胤、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修。涤，字玄献，冕子也，荆南节度使、吏部尚书。”[5]由《册府元龟》称郑朗省去姓一句看，这应是由郑朗记传中转录来的内容，这种纪传往往就是家状。郑朗卒于大中十年（856），已在《穆宗实录》完成后的二十三年了，私家家状极有可能对《穆宗实录》有所增改，以应试准备不足来为传主掩饰。《旧唐书·李宗闵传》言：“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复。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6]此处应是晚唐以来人对这一段朋党争斗史的一个总结，但叙述又明显站在李宗闵一派的立场上，认为这是李德裕挑起的朋党之争。
上述史料可分为事实陈述与主观判断两部分，事实是：一、段文昌举报当年进士科考试不实；二、及第者中有李宗闵婿苏巢、裴度子裴譔、杨汝士弟杨鲁士；三、元稹、李绅证实了段文昌的举报；四、郑朗等人在复试中不及格。主观性推断与判断是：一、段文昌、李绅举报动机不正；二、元稹与李宗闵因仕进冲突而有矛盾。三、郑朗复试失利是因惊慌。
由主观说明部分看，《穆宗实录》的立场与“郑朗家状”应是一致的，都认为郑朗复试被斥是受冤了。皇家正史与私家传记的一致，其因就在于正史撰者与所述之事及家传主人有密切关系，《穆宗实录》的撰者中有杨汉公。他与当事人杨汝士、杨殷士是兄弟关系，其父墓志铭就由主考官钱徽撰写的，《唐代墓志汇编》元和105《唐故朝议大夫守国子祭酒致仕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赠右散骑常侍杨府君墓志》，署“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武骑尉吴兴钱徽撰”，作于元和十二年，墓志称：“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汉公，咸著名实；幼曰殷士，已阶造秀。公殁之日，其无恨乎？汝士等以余知公，号请志述。”[7]这一关系决定了他的立场，自然影响到他在实录撰写时的倾向性。又，多年后，作为妹夫的郑熏为杨汉公撰写墓志，还专门攻击了长庆科案主角段文昌：“长庆初，段相文昌与故相国萧公俛谕事穆宗之前，段曲而辩，□萧公拂衣谢病去，除同州刺史。闻其风者，懦夫有立志。当时修起居注者，段之党也，诡其词而挫萧公焉。公及此见之，叹曰：吁！贤相之美，其可诬乎！予不正之，是无用史笔也。于是重注萧公事迹，人到于今称之。”[8]显然，杨汉公与段文昌政治立场有异，已是公认事实，这也会影响到实录的表达。又，当事人郑朗后为宣宗朝宰相，其父郑珣瑜为德宗、顺宗朝宰相，其兄郑覃为文宗朝宰相，家族声望甚高。郑朗曾以坚持实录的独立性而成名。《旧唐书·郑朗传》载：
时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丑言。”朗遂进之。朗转考功郎中。[9](www.xing528.com)
这是大和初的事，郑朗对于起居注、实录之类话语权的独立性是非常看重的，也深深了解这类历史记录的影响。大和四年，郑朗已为四品谏议大夫，成书于大和七年的《穆宗实录》自然要为他回护了。如此看来，正史所依据的实录是由杨、郑一系确定的。
或许发现了这一点，《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穆宗长庆元年”所记与唐书就有所不同：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讠巽，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壻；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复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柰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10]
司马光将此事作为党争之事看待，认为事因是李德裕一直对李宗闵不满，伺机报复。其次，叙及穆宗求证段文昌控告时，不只是说问元、李二人，而说“问诸学士”，并在应答者中增加李德裕的名字，最后又再次强调此事与此后朋党之争的关系。司马光作如此处理，应是综合了一些现今已失的史料，也让我们看出仅依《旧唐书》并不能完全见出此事的真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