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屏球[1]
新旧《唐书》多是依据各朝实录撰述的，实录是由当朝人记录，对涉及具体人事的记载，不能不受到记录者自身立场的影响，同时又受到不同时期政治气候影响，在成书之后还会被纂改，很难保证实录的客观性。如韩愈在《永贞实录》中，既表达了反对永贞党人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对当时政治乱象进行了抨击，当时就被质疑，二十年后在文宗朝时就被改动了。《旧唐书·路随传》载：“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2]路随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史家，但是也不得不接受改编实录之事。十年后又有人修改，杜牧《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墀）公墓志铭》记：“李太尉德裕会昌中以恩撰《元和朝实录》四十篇，溢美其父吉甫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惟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实录》皆当时名士目书事实，今不信，而信德裕后三十年自名父功众所不知者而书之，此若垂后，谁信史？’竟废新本。”[3]此事表明实录也是不可尽信的。《旧唐书》多据实录，而《新唐书》则参照了其他材料进行了修正与补充，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及胡三省作注时又在更大层面上综合了多种史料。一方面，距离史实时间越远似乎史家越易保持客观性，另一方面，时间越久远，积累史料越多，历史真相越易受到湮没与纂改，因此，要了解历史真相，还应尽可能发掘在当时出现的原始史料。如长庆元年科场案，是中晚唐党争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现存的史书关于此事的陈述就存在着上述的变化与差异，这就是由当事人与后来史家的不同立场造成的。近来，此案当事人卢公亮等人的墓志出土，为认识此事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材料，重新审查这一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可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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