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在楷、行、草、隶、篆诸体全面推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中国书法史的高峰。其在重视法度的同时，强调个性创造和性灵表现。“尚法”与“尚情”是唐代书风的两大倾向。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柳公权等人的“尚法”和张旭、怀素等人的“尚情”之作，是唐代书风的典范。而颜真卿二者兼具。
颜真卿的楷书，如正德君子立于庙堂之上，有衣冠庄重、气度肃穆之气象。其行草书，则如太极高手，外柔内刚，风起云涌，收放自如，有正气凛然、气势恢宏的气概。造诣极深，自有境界，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既不同于六朝那种超逸优游、风行雨散的行书，也不同于张旭、怀素的风驰电掣、龙奔蛇突的狂草。颜真卿往往融楷隶篆籀于行草中，运用中锋、藏锋、转锋于线条内，取笔画的苍劲奇崛，得字形的诡异飞动，化墨色的浓淡枯润，去挥发豪放雄健的气魄。
颜真卿的行草书，流传下来的数量不算很多，据历史学家蒋星煜说：可考者有38件[9]。朱关田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共收入30件（包括墨迹和刻帖）。这些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见于著录最早的是天宝十五载（756）的《修书帖》，最晚的是其被害前的《奉命帖》（783）。从字体看，行楷书与行草书参半。
历代书家对颜真卿的行草书评价极高。苏轼曾说：“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10]明项穆说：“颜清臣虽以清楷知名，实过厚重。若其行真如《鹿脯帖》，行草如《争座位帖》《祭侄稿》，又舒和遒劲，丰丽超动，上拟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欧、李辈也。……鲁公之行草，率更之真书，长史之飞草，所谓出类拔萃，固非随波逐流者也。”[11]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争座位稿》）为创格，绝对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上。”[12]对颜体楷书持否定态度的米芾也认为“颜鲁公行字可教”。他对《争座位稿》推崇备至，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13](www.xing528.com)
颜真卿的行草书代表作品有著名的“三稿”，即《祭侄季明文稿》（758）、《祭伯父文稿》（758）、《争坐位帖》（764），还有《与蔡明远帖》（759）、《送刘太冲序》（772）、《刘中使帖》（775）、《送裴将军诗》（无年月）等。其特点有三：一是用笔奇特，用笔中含有篆籀气韵，改方为圆，前锋外拓，富有弹性，与王羲之用笔迥异。二是结体自然，无雕琢痕迹，舒和遒劲，自然朴实。三是字势英爽，一点一画顾盼有情，丰丽超动，神采焕发。
颜真卿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超迈的“韵”，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分体现了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艺术规律。
在墨法上，唐初各家不论正楷、行书，一概追求高华秀润，显得灵动姿媚。颜书运墨却苍润兼施，行草书更间有渴笔，很能表达质朴而豪迈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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