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首题下面注有“中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薛夔撰”的字样，说明墓志铭作者为薛夔。薛夔以从四品下的文职散官——中大夫担任秘书省著作局所属的本该为从六品上官职的著作佐郎。薛夔是谁难以确认其家族谱系。然而从墓志铭上曾祖父为出征高句丽战的行军大总管平阳公，祖父为平定两番之乱的汾阴公这一记录上可以推定其家世。
先行研究均认为薛夔的曾祖父就是薛仁贵。这一主张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参加高句丽之战的薛姓将士，除了薛仁贵之外并无引入注目的人物，而且薛仁贵被封为平阳郡公史有明载[36]。不过，薛仁贵在668年征伐高句丽时并不是行军大总管。当时，李责力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统帅高丽征伐大军，薛仁贵为李责力麾下的左武威将军[37]。薛仁贵是在670年对吐蕃的战争中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的[38]。尽管薛仁贵当时并不是行军大总管，但是墓志铭仍称其为行军大总管的理由在于，其在高句丽灭亡后晋封平阳郡公，所以按照其最终的官职和封爵来记载。因此，将薛仁贵记为行军大总管不能视为谬误。
下面就来说说薛夔的祖父，平定两番之乱的汾阴公。两番指的是契丹和奚[39]。在玄宗开元二年正月讨伐契丹和奚有功的汾阴公就是薛夔的祖父，对于汾阴公是谁颇有异议[40]。薛夔的祖父肯定是薛仁贵的儿子之一，从当时情况来看，薛仁贵的长子薛讷为汾阴公的可能性虽有，但是其受封为平阳郡公[41]而非汾阴公。相反，薛仁贵的第五子薛楚玉担任过范阳节度使，封汾阳县伯的事实可以确证[42]。当时主导对契丹和奚的讨伐之战的是薛讷[43]。然而，他在当年5月与契丹的战争中惨败，仅以身免。尽管薛讷是薛仁贵之子，与契丹作战的主导人物，但惨败于契丹的事实是墓志铭撰写者薛夔无法回避的。因此，相较于薛讷，汾阴公为薛楚玉的可能性更大[44]。
墓志铭清楚地表明：在高句丽灭亡之前，薛仁贵家族和高句丽南单德家族就建立了密切联系。因为两家的这种因缘，所以薛夔为南单德撰写了墓志铭。根据唐代的法规，墓志铭的撰述由著作局所属的著作郎承担[45]，因而薛夔撰写墓志铭是毫无问题的。不过，唐代墓志铭多拜托和墓主人或墓主人家族有着某种因缘的人来撰写，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46]。著作局直接撰写的墓志铭是接受皇帝诏命后实施的，反而是较为少见的[47]。(www.xing528.com)
这样来看，与其说由于薛夔是秘书省著作佐郎不如说是由于其与南单德家族的特殊因缘才为南单德撰写墓志铭更为妥当。根据墓志铭的内容，南单德的葬礼由其嗣子南珎贡主持。那么，很可能薛夔是接受了南单德儿子南珎贡的委托为其撰写墓志铭的。当时，薛夔为从四品下的中大夫而南珎贡以正四品上的正议大夫试太常卿兼任顺州录事参军，二人地位相近，交流应无大碍。
如果南单德墓志铭是因公务要求而作的话，就很难记述墓主人与墓志铭作者之间的私人内容。虽然薛夔担任负责碑志、祝文、祭文等撰述的著作佐郎职务，但是墓志铭的内容却是从私人立场写作的[48]，所以墓志铭反复谈及薛夔的曾祖父、祖父与南单德家族的因缘。通过南单德墓志铭我们可以了解到薛仁贵家族与南单德家族历经四代的因缘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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