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9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薛父与金仁问的归国探析

薛父之葬地问题，可能牵涉到在华新罗人（尤其是金仁问集团）的境遇问题，有学者认为，金仁问的立场是反唐的，674年唐罗战争后，新罗文武王、神文王是盼望金仁问返国的^[17]，但是这个看法值得商榷。金仁问一直滞留唐境二十余年，直至去世，而且通过下文对《薛氏墓志铭》的分析，证明曾经积极参与674年“归国”活动、并且死在金仁问之前的薛父长期未能归葬祖国，似乎反映出新罗对金仁问集团的某种警觉。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薛父去世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薛氏墓志没有记载薛父去世年月，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薛氏十五岁时薛父去世。那么薛氏生于何时？这个问题恐怕要综合考量郭元振的年龄。如前所述，笔者推测薛氏年龄至少不比郭元振大，郭元振生于公元656年，那么薛氏出生应该不晚于此年（660年可能性较大，见后文），鉴于薛氏死于长寿年间，而此时金仁问尚健在，故薛父死于金仁问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公元674年，发生了一件唐罗关系史上的大事——新罗文武王金法敏试图排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唐高宗勃然大怒，命令唐军进攻新罗，并剥夺以前授予金法敏的官爵。而当时在华的金仁问集团则被唐高宗加以利用，金仁问被拜为新的“新罗王”，随唐军“归国”，以取代金法敏。但是此事半途而废。

《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元元年（674）春正月条：“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唐会要》卷九五《新罗》：“上元元年（674）二月，新罗王金法敏既纳高句丽叛亡之众，又封百济故地。遣兵守之，帝大怒。诏削法敏官爵。遣宰臣刘仁轨讨之。仍以法敏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时仁问在京师，诏令归国以代其兄。仁问行至中路，闻新罗降，仁问乃还。”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四年（674）》：“王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唐高宗大怒，诏削王官爵，王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来讨。”同卷：“二月，刘仁轨破我兵于七重城。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以经略之。王乃遣使，入贡且谢罪。帝赦之，复王官爵。金仁问中路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新罗》：“咸亨五年（674）^[18]，（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上元二年二月，仁轨破其众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其众。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仁问乃还，辞王。”

这段历史为治新罗史者所熟知，兹不赘焉。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注意——薛氏墓志中说“有唐高宗时，与金仁问归国，帝畴厥庸，拜左武卫大将军”。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授职，左武卫大将军是正三品，授予金仁问的随从人员很不可思议，苏定方征百济所获职位也不过如此。贞观年间俘虏的龟兹王诃利布失毕正是拜左武卫大将军，高昌王麴智盛不过拜左武卫将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公元674年，高宗决定攻打新罗王金法敏的时候，在华的金仁问不过是右骁卫员外大将军，竟然低于自己的随从薛永（承）冲^[19]，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笔者认为这说明薛永（承）冲的“左武卫大将军”恰恰是这次唐罗战争开始前所授予的，而此时金仁问已经由临海郡公、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一跃成为“新罗王”，自然也就不存在地位低于薛永（承）冲的问题了。授予金仁问随从如此高的职位，反映出唐高宗当时愤怒亢奋的情绪以及对此次战争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薛父是金仁问重要副手。故此可以肯定，虽然薛父一定跟随金仁问不止一次往返于新罗和唐（拜根兴统计金仁问一共七次往返于唐罗之间，尚不包括这一次半途而废的行程），但是薛氏墓志中所谓“归国”一定指的是前揭《资治通鉴》《唐会要》《三国史记》《新唐书》中反复提及的金仁问拜新罗王后的那次“归国”。

众所周知，此次战争由于金法敏主动求和“谢罪”而宣告结束，金仁问一行半途返回，并没有真正到达新罗。回唐后，金仁问“辞王”，重新做了“临海郡公”。那么薛永（承）冲的左武卫大将军是否也随之降格？在薛氏墓志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来。既然陈子昂始终以“左武卫大将军”称呼薛父，那么薛父极可能是带着这个头衔去世的，而此事发生的时间应该在金仁问辞王之前，否则金仁问辞王后薛父绝不敢继续位居左武卫大将军。爵位与官职虽然不一定一同升降，但是作为外国人、金仁问的多年随从，金仁问降级时薛永（承）冲不随同升降似不近人情。故笔者推断薛父卒于674年。金仁问此后一直滞留在唐，直到694年去世（这也就是前文推断薛氏更可能生于660年的原因）。有迹象表明已经去世的薛永（承）冲也受到了这种政治形势的影响，死后未能归葬祖国。这从其女薛氏墓志中可以推测出来：

1.薛氏并没有归葬新罗。薛氏墓志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故国途遥，言归未迨，留殡于县之惠普寺之南园。”惠普寺是唐代通泉县名寺，王勃曾经撰有《梓州通泉县惠普寺碑》可资佐证。从这一段话中笔者推测薛永（承）冲可能未能葬于新罗。按照中国古代的礼仪，姬妾一类身份的人，死后是不能进入夫家祖坟的，需要另择殡地，而“故国途遥，言归未迨”一句，似乎表明薛氏去世前有灵柩回归故国的愿望，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薛氏为何要提出归国？自然因为那是祖国，但是为何没有成行？估计是由于薛父葬于中国（或者说暂时停灵于中国，薛氏去世的长寿二年金仁问尚且留滞在华，估计其随员灵柩亦不得回国），所以作为女儿的薛氏也只能“留殡”于惠普寺，“故国途遥，言归未迨”一句并非是泛泛托词，是真的有归国的打算。作为一种遗憾的表示，墓志文末还有“魂魄归来游故国”的铭词。墓志中反复提到回归故国，而薛氏从出生到死亡从未去过朝鲜半岛，其强烈的爱国大概是薛父长期以来在家教过程中灌输的结果，可以想见，薛父临死应该也有归国的要求。

2.假如薛父葬于新罗，薛氏应该扶灵归国，但是薛氏似乎并没有这样做过，在中国而非新罗出家为尼，说明薛父葬于中国。按照当时社会倡导的孝道来说，长亲归葬故土或者改葬，子女应扶灵长送，亲自料理丧事，《陈书》卷三二《孝行·司马皓附子延义传》：“（司马皓）子延义，字希忠，小沈敏好学。江陵之陷，随父入关。丁母忧，丧过于礼。及皓还都，延义乃躬负灵榇，昼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皲瘃。及至都，以中风冷，遂致挛废，数年方愈。”《陈书》卷三三《儒林·沈洙传》：“有司奏前宁远将军、建康令沈孝轨门生陈三儿牒称：‘主人翁灵柩在周，主人奉使关内，因欲迎丧，久而未返。’”假如自己不亲力亲为，那么就会为当时舆论所不容，例如《魏书》卷八三《外戚·高肇传》：“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瘗。三年，乃诏令迁葬。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时人以肇无识，哂而不责也。”唐代还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人曾远赴敌对的吐蕃寻找父亲遗骸并护送回国：“刘审礼为工部尚书，仪凤中吐蕃将入寇，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审礼诸子诣阙，自请入吐蕃以赎其父，诏许之。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比至，审礼已卒。易从尽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还其父尸。易从徒跣万里，护榇以归，葬于彭城故茔。”^[20]男性要遵守这样的孝道，女性也不乏其例，例如《旧唐书》卷一九三《列女·杨绍宗妻王氏传》：“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人也。初年二岁，所生母亡，为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又征辽而殁。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继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迁葬讫，庐于墓侧，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坟。”这个故事主人公是招魂安葬其父，已被列入《列女传》，假如薛氏曾经扶灵赴新罗（或最起码张罗此事），则陈子昂一定会大书一笔，以彰其孝道，但是墓志中无此迹象。综合以上证明薛父的葬地就在中国。

金仁问去世后，其灵柩得以归葬新罗庆州，那么薛永（承）冲及其家人的灵柩是否归国？这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

由此可见，一直到金仁问去世，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新罗方面希望他回国，而且《薛氏墓志铭》证明，由于674年事件过于敏感，作为金仁问集团重要成员的薛父死后长期不得归葬祖国，体现出新罗方面仍然对金仁问集团有一定的排拒情绪。这种情况可能更符合政治逻辑。可以说，薛氏墓志向我们曲折反映出公元7世纪后半期唐与新罗的关系变化。薛氏自出生以来，命运就与唐罗关系息息相关。她的父亲是唐与新罗关系中的关键人物金仁问的重要随从，其母亲可能是父亲在中国所纳的妾^[21]，纳妾成家的举措反映出金仁问集团对于长期发展唐罗关系的心理预期。薛父在上元年间唐朝发动对新罗战争时跟随新的“新罗王”金仁问试图归国，并被授予左武卫大将军的职位。父亲去世后，失去了依靠的薛氏出家六年许，还俗后嫁给郭元振。去世后，由于金仁问的问题仍属唐罗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所以和她父亲一样，遗骸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未能还国。从这个角度来说，薛氏墓志中的“内容”是足够丰富的。

（责任编辑：郑红莉）

【注释】

[1]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原名《“薛瑶”墓志铭研究》，韩文版发表于《第三届世界新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国新罗文化遗产调查团，2009年，第269—283页。写作过程中得到拜根兴先生的帮助，在参加第三届世界新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得到李贞和先生、卞麟锡先生的指点，特此鸣谢。

[2]《汉文学研究》第九辑，第1—21页。

[3]卢重国：《新罗时代姓氏的分枝化和食邑的实施——以薛瑶墓志铭为中心》，《韩国古代史研究》总第15辑，第185—234页。

[4]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2页。(www.xing528.com)

[5]柳晟俊：《今观〈全唐诗〉的新罗人诗》，《当代韩国》2006年春季号，第64—69页。

[6]郭海文：《唐五代女性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未刊。

[7]高伟浓：《韩山拾得：韩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的影响》，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8]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四章《金仁问的交涉活动研究考论》。

[9]《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240页。

[10]聊举数例，《文选》卷一六江淹（文通）《别赋》：“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文选》卷二二江淹（文通）《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瑶草正翕赩，玉树信葱青。”《李贺全集》卷一《天上谣》：“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

[11]［明］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二二，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26册。

[12]［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一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462—467册。

[13]［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2页。

[15]《海东绎史》卷七〇，朝鲜光文会，日本大正二年（1913）。

[16]《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开元元年（713），帝思旧功，起为饶州司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此段记载当出自张说《张燕公文集》卷二五《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考虑到中国古代多称虚岁，故此推算郭元振生于656年。

[17]金寿泰：《罗唐关系的变化与金仁问》，《白山学报》总第52辑，1999年。

[18]《新唐书》所记“咸亨五年”与前揭其他史料所记“上元元年”并不矛盾，同为674年，该年八月改元为“上元”。

[19]员外置同正员始于唐高宗时期，《唐会要》卷六七“员外官”：“永徽五年八月（《旧唐书·高宗纪》则作永徽六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官自此始也。又显庆五年五月，授廖绍文检校书郎员外，置同正员。又云员外官自此始，未知孰是也。”而“员外大将军”之职在唐前期主要被授予外国人，《旧唐书》卷五《高宗纪》咸亨元年（670）夏四月条：“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二年（714）闰月条：“突厥默啜妹婿火拔颉利发石失毕与其妻来奔，封燕山郡王，授左卫员外大将军。”《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睿宗践祚，默啜又遣使请和亲，制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之。又乃遣其男杨我支特勒来朝，授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俄而睿宗传位，亲竟不成。”《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玄宗）授高交简左卫员外大将军，封辽西郡王。”《旧唐书》卷一九八《吐谷浑传》：“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赵嗣。圣历三年，授宣赵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仍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旧唐书》卷一九九《契丹传》：“上乃令册立郁于，令袭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开元）十年（722），郁于入朝请婚。上又封从妹夫率更令慕容嘉宾女为燕郡公主以妻之，仍封郁于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唐会要》卷九六《契丹》记载略同）《新唐书》卷四《则天顺圣武皇后纪》：“长寿二年（693）三月己卯，杀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元庆。”《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嘉运俘吐火仙骨啜献太庙，天子赦以为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修义王，顿阿波为右武卫员外将军。”《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天宝四载，745）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拜裴罗左骁卫员外大将军。”由此可见，金仁问作为外国人获得“员外大将军”的职位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员外”身份使得其实际地位低于“大将军”。

[20]《大唐新语》卷八五《孝行》，中华书局，1997年。

[21]《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