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祎[1]
严家卖药长安市，种德流芳已三世。孝思独在神禾原，更筑樊川植兰桂。
亭台高下春风香，神禾郁郁正相望。白云时负阑干起，翠柏应参云汉长。
终南山色年年好，富贵荣华似秋草。但能岁活千万人，对酒看花可终老。
——元·程文海《雪楼集》卷二九《题樊川别墅》
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凭借自然地貌之形势，从长安城南的秦岭终南山北麓到长安城北的渭水流域，因缘水流的侵蚀冲刷以及地势的高低错落，在长安城四郊形成了以龙首原为主体的大小川原，神禾原就是其中的一座。其地理位域，大致在终南山北坡的太乙宫与五台镇之北，杜曲、樊川与韦曲之东南，潏水与滈水（御宿川水）之间，东望少陵原，西瞻高阳原，北临毕原，略呈东南趋西北走向，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积寺与创始人善导大师灵塔即为神禾原上自唐以来最为显著的地标[2]。其在隋唐时期的行政管辖，则是东段属于万年县，西段属于长安县，分界处大约为今申店乡以南沿长安大道直抵五台乡一线。
长安四郊的川原以“原”字命名者，除白鹿原在汉代已出现外[3]，余则大多始自北朝已降，譬如较早的有高阳原、风凉原、新丰原、阴盘原等[4]，其次复有“小陵原”（即唐以后改称的“少陵原”，亦称杜原、杜陵原）、龙首（山）原、神和（禾）原、高望原、毕原、洪（鸿）固原（实为少陵原北段）、凤栖原（亦少陵原北段而与洪固原为同地异名，又曰栖凤原）、霸陵原、细柳原、马祖原等等，皆在西魏北周与隋唐间陆续出现。至于这些川原的得名，则或缘地势地貌、或缘地名建置，也有附丽于祥瑞传说而得获嘉名，唐代神禾原的得名即属于后面一种，只是“神禾”的名称并非最早，其初始的名称本叫“神和”，故本文的撰作旨趣，就是要梳理出隋唐之间由“神和原”到“神禾原”名称的嬗变沿革，并对其人文地理给予关照和揭示。
图1 唐长安城南图（采自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一
以目前所能知见的史料来看，“神和原”之名，最早出现在隋代开皇年间，而“神禾原”之名，则始见于唐武周时期，以其有先后之别，则亦自有其名称嬗变之缘由与其人文历史之联系。
史念海先生在《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一文中写道：“是什么时候才有神禾原的？有人说，晋天福六年（941），这里的原上所产的禾，一茎六穗，重六斤，故以神禾为原名。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说法。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欧阳询所撰的《苏玉华墓志》就已经说过：葬于京兆之神和原。唐武后长安三年（703）《赵智偘墓志》和唐睿宗景云三年（712）《萧思亮墓志》皆谓葬于长安县神禾原，唐睿宗景云二年（717）《裴氏小娘子墓志》，谓归葬于长安里御宿川神禾原。神和原当即神禾原，明确如此，如何能曲于解释，以晋天福年间充数？”[5]以如今所能见到的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充实史念海先生的认知，无疑将得到一些新的修正。神和原当即神禾原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神和原的名称要更早于初唐，就目前所见史料，至少在隋代开皇间已经出现，故亦可说明神和原的形成应不晚于隋代。主要文献依据有：隋开皇二十年（600）《席渊墓志》云：“以建德四年正月薨于王壁，春秋五十有六，以开皇廿年八月廿七日葬于大兴城神和之原。”[6]志文言卒所曰“薨于王壁”，王壁即王城，此指北周国都长安城。“葬于大兴城神和之原”即长安城南之神禾原。史氏文章所举唐高祖武德六年欧阳询所撰《苏玉华墓志》虽为伪志而不足以取信，但可资依据的唐代墓志颇不乏举证焉。如贞观八年（634）《随故汲县令大唐赠瀛洲刺史戴君（龙字承伯）墓志铭》云：“以大业三年三月六日遘疾终于安阳里第，时年七十三，瘗于汲县之乐山里……有诏追赠瀛州诸军事瀛洲刺史，谥曰良，礼也……世子至德，亲受顾命，奉崇先旨，以贞观八年岁次甲午正月甲戌朔廿四日丁酉迁葬于长安之神和原。南望商山，遵园绮之迹；东瞻华岳，咏松侨之风。”[7]贞观十九年（645）《周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甘宁二州诸军事甘宁二州刺史王约墓志》云“合葬于神和原之旧茔”[8]。永徽六年（655）《韩相国墓志》云：“春秋七十，大唐贞观十二年二月十日终于禅院，粤以永徽六年岁次乙卯二月辛丑朔二日壬寅迁窆于万年县东隅神和之原。”[9]显庆四年（659）《韦君妻成德县主李瑶墓志》云：县主“以显庆四年六月三日薨于永宁里之私第，春秋廿有一”，“粤以其年岁次己未闰十月甲子朔廿九日壬寅迁厝于万年县北山乡长原里神和之原。”[10]景云二年（711）《韦纪妻长孙氏墓志》云“陪葬迁于旧茔雍州万年县北山乡神和原”[11]。天宝二载（七四三）《实际寺故寺主怀恽奉敕赠隆阐大法师碑铭》云：“遂于凤城南神和原崇灵塔也。其地前终峰之南镇，后帝城之北里。”[12]其余从盛唐至晚唐书写“神和原”名称之文献案例，实不烦枚举（参见附录一），可知“神和原”名称在唐代犹一直沿用，即便是同时期已经出现了“神禾原”的名称以后，依然并用而不绝。
那么，神和原名称的出现是缘何而来？或者说有何人文内涵？目前的材料尚未发现能够揭示神和原得名的直接理由，所知汉代樊哙墓与隋代史万岁别业皆在此原上，然与神和原得名似亦无甚瓜葛。北魏太安二年（456）《嵩高灵庙碑》有云“天清地宁，人神和会”[13]，唐代张说《为留守奏嘉禾》又云“天听自人，神和在德”[14]，则将“前终峰之南镇，后帝城之北里”之间的这座川原取名为“神和”，推其或许含有受天之祚，神和四畅之意焉。
二
目前所见“神禾原”名称出现最早的材料当是唐武周天授二年（691）《梓州飞乌县令南阳郡公王九功墓志》云“归葬于雍州明堂县神禾原从祔先茔”[15]。同年，神禾原上又有了神禾乡之设，即天授二年（691）《王九言暨妻崔氏墓志》云：“以咸亨四年归葬先考及诸父昆弟凡一十一丧于明堂县之旧茔。明年，有嘉禾廿六茎生于坟侧，县令元知让乃改其所居里为神禾乡……以今天授二年十月廿四日合葬于神禾乡之旧茔礼也。”[16]缘此或可推知神禾原名称的出现缘由，盖因咸亨五年在原上发现了廿六茎的神禾巨穗，遂有了神禾乡之名，同时也理应出现了神禾原的名称。此事在两唐书中未见记载，明堂县令元知让，史传亦无其人。然陈子昂撰《周故内供奉学士怀州河内县尉陈君硕人墓志铭》云“开耀元年制举太子舍人司议郎太府少卿元知让应制荐君于朝堂”者[17]，或即斯人。检读近年新出唐代墓志，复有天授三年（692）韦承庆撰《王守真墓志》云“粤以天授三年岁次壬辰三月一日丁卯朔六日壬申，迁窆于雍州明堂县神禾乡兴盛里使君公之旧茔，礼也”[18]。天授三年（692）《润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李正因墓志》又云：“显庆四年三月十八日终于崇仁里之私第，春秋卅二。以天授三年岁次壬辰二月丁酉朔廿四日庚申窆于雍州明堂县神禾乡兴盛里，礼也。”[19]墓志云李正因“年十有七，适琅耶润州府君”，此王府君者，盖即王约，前揭《王守真墓志》曰“父约，唐太子洗马、尚书吏部郎中、博州刺史、赠润州刺史”，又曰迁葬于“使君公之旧茔”，可知王约所葬亦在雍州明堂县神禾乡兴盛里之地，而且王守真比其母李正因祔葬于其父旧茔的时间仅晚六天。另外，景龙三年（709）《法琬法师碑》亦曰“奉敕起塔于雍州长安县之神禾原，礼也”[20]。这些案例无疑为神禾乡与神禾原名称的出现及其时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嗣后，直至晚唐，神禾原的名称在墓志中的出现渐多渐广，并最终在视听上超越了“神和原”而基本成为约定俗成并影响至今的名称。不过，实际上在宋代以后，神禾与神和的名称也还是往往互见的。如范仲淹撰《东染院使种君（士衡）墓志铭》曰“葬于京兆万年县之神和原”[21]，欧阳修撰《尚书比部员外郎陈君墓志铭》曰“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神禾原”[22]。
从上举史料来看，神禾原当是缘灵征而得嘉名。嘉禾为古代十瑞之一，柳宗元《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三表之第三表云：“黄龙皓兔，甘露庆云，神禾嘉瓜，祥莲瑞木，万物畅遂，百谷茂滋，此天之至灵也。”[23]古来传说“尧时嘉禾七茎，连三十五穗”[24]，后世遂多有神禾瑞应的美谈，所谓“神禾郁乎浩京，巨穗横我玄台”[25]，所谓“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26]，又所谓“嘉禾者，五谷之长也，王者徳茂则生”[27]，皆以赞喻盛世明君与国泰民安。又见《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第三》记贞观二年“六月，长安县献嘉禾”[28]，未详此次所献嘉禾是否也生于神禾原上。另外，考察“和”与“禾”的字形字义，可知“禾”字有与“和”字相通的义项，如《吕氏春秋》卷一四《必己》曰：“一上一下，以禾为量。”陈奇猷校释云：“高注：‘禾两三变，故以为法也。’一曰：‘禾，中和。’俞越曰：‘“禾”当作“和”，《庄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是其证。“禾”即“和”之坏字。’杨树达曰：‘和从禾声，《说文》谓“禾得时之中和”（《系传》本），故谓之禾，知禾本含和义。谓禾当读为和可矣，谓“禾”为误字则非也。’于省吾先生曰：‘禾乃和之借字。’”[29]又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云：“今臣欲以齐大〔恶〕而去赵，胃（谓）齐王：赵之禾（和）也，阴外齐，谋齐。齐赵必大恶矣。”[30]则从“神和”到“神禾”的嬗变，恐非仅仅是缘灵征而得嘉名的附会，似也有顺乎其理的字形字义的借用因素，唐宋之间犹见“神和”与“神禾”参差并用的情形，或亦可资佐证。
三
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之七《原丘·原》载：“神禾原：在御宿川北樊川之原，东西三四十里。《剧谈录》曰‘晋天福六年，生禾一穗，重六斤，故号为神禾原。’”[31]后此，凡言神禾原得名之由者，皆援引此说。然今本唐骈《剧谈录》中并未见此文字，缘故是此书成于唐乾宁二年（895），自不可能记载数十年后的后晋天福六年（941）事，显然是骆天骧所记有误焉。而据前文所考，亦知神禾原名称早在唐武周时期已出现，并非晚至后晋天福六年。至于“生禾一穗，重六斤”的说法，恐亦为“嘉禾廿六茎”或一茎六穗的讹传。
梳理史料，从行政地理的角度考察，可以获知隋唐两朝在神禾原上有北山（山北）乡长原里、神禾乡兴盛里、万春乡、神禾乡、姜尹村、永寿乡任王村及不知属乡的尹村等四个乡、两个里、三个村，而这些乡、里、村名皆为《长安志》所未载，案例可参详文末的附录一与附录二。其中北山（山北）乡与神禾乡属万年（明堂）县，万春乡与永寿乡属长安（乾封）县，北山乡方位又当在神禾乡之南，万春乡方位也当在永寿乡之南，而兴盛里应该就是今天的长安区皇甫乡兴盛村所在，长原里约当今杜曲附近，任王村属神禾乡，神禾乡属万年县，则任王村当位于神禾原的东段，尹村只知属长安县，未详与姜尹村是否为同一村，且两村的具体所在皆未能考详[32]。《隋书》卷三九《地理上》京兆郡大兴县条小注曰：“开皇三年置，后周旧郡置县曰万年，高祖龙潜，封号大兴，故至是改焉。有长乐宫。有后魏杜城县、西霸城县、西魏山北县，并后周废。”[33]由是知隋唐之北山（山北）乡盖缘西魏北周时期的山北县得名，且依据材料的时段，盖先有北山乡之名，大约在唐玄宗朝又改为山北乡焉。又，唐麟德二年（665）《韦整暨妻杜氏崔氏墓志》云“合葬于神和原之新城，礼也”[34]，此处的“新城”恐非地名，而应是指新修的茔墓。贞元九年（793）《卢倕第三女十七娘墓志》云“葬于万年县神禾乡毕原”[35]，贞元十七年（801）《裴匠墓志》亦云“归葬于京师万年县神禾乡之毕原”[36]，神禾乡在神禾原东段的偏北部，故得与潏水北岸的毕原接壤，而如果特别说明葬地在毕原的话，那么神禾乡或有可能还管辖到了潏水以北的毕原（或称御宿北原、韦曲原），这样的话，这两方墓志的葬地也有可能不在神禾原上，而在偏北的毕原上了。1948年冬出土于长安县神禾原贾里村的唐大中四年（850）《裴氏小娘子墓志》云“归葬于长安里御宿川神禾原祔先茔之侧也”[37]，墓志出土地贾里村在御宿川南岸的神禾原上，其行政区划在当时属长安县管辖，可知葬地所在的“长安里”即今香积寺东边的贾里村一带。
图2 《游城南记》城南图（图版采自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神禾原的地理方位，借墓志文献也可窥其一斑。唐景云二年（711）《蒋义忠墓志》云：“合葬于京兆神和原，礼也。依周公之制，遵孔氏之典，北眺毕陌，南瞻杜原。”[38]毕陌即毕原，又称韦曲原，方位在神禾原正北面，两原之间有潏水间隔。杜原即杜陵原，也称少陵原，方位在神禾原东南，两原之间有樊川间隔。
四
地名的嬗变沿革理当聚现着密切的人地关系，亦即人文社会的影响直接关系了地名的演化。因此，从社会文化地理的视域，人们常常会以“人杰地灵”的历史人文观念去关照自然地理的变迁。因此，关于神禾原的人文地理，也确有值得寻绎的累累历史印迹。所谓关中胜迹繁伙，实以号为“神京善地”的隋唐都邑之地为精华所在，而长安胜游之处，则又多萃于城南。“韦曲城南锦绣堆”，展读宋代张礼的《游城南记》和明代赵崡的《游城南》，无疑最能唤起人们对隋唐长安城南郊以樊川及其两畔的神禾原与少陵原为中心的那一片号为胜游之区的向往和追忆，以及对彼时世族显宦广置宅园与高僧大德驻锡弘法的联想和钦羡，当然也会为那些渐行渐远的人事代谢与模糊记忆的往来古今而心生留恋和喟叹。也正是因缘这些依稀尚存的辙迹，才得以长远地固化着地名与人文的关系，并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与历史情怀。
上溯汉代，潏水与滈水之间的神禾原作为一片洪积平原，虽然已有其独立的形态，却还没有它专门的名称。那时的神禾原这一片川原是纳入在皇家上林南苑（御宿苑）范围里的，故不得使人往来游观，也就没有百姓在这里聚居生息。只是因为汉将军樊哙被“赐食邑杜之樊乡”[39]，这一带遂有了樊乡亦曰樊川的名称，特别是当樊哙的茔墓葬在了神禾原上[40]，从此神禾原便有了可以算得上人杰地灵的人文印记，正所谓“此人既云往，地灵亦以移”[41]。不过遗憾的是，樊哙墓究竟在神禾原上的什么地方，今天已经难以考实。揆诸文献，降至隋代竟出现了一个与樊哙墓相关的精彩故事：《太平广记》卷三二七注出《两京记》“史万岁”条曰：“长安待贤坊，隋北（左）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柩，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42]待贤坊为隋大兴城内朱雀门街西第五街街西从北第九坊，属长安县管辖。据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图志杂说”之“樊川”条注曰：“本樊哙食邑，故名。人云今其墓在神禾南原上。”[43]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八“山陵冢墓”亦云：“汉樊哙墓在樊川南原上。樊乡，乃哙食邑。”[44]神禾原在樊川南，故曰樊川南原。实则当时也有将神禾原称为樊川原者。由此推知史万岁当时是将樊哙墓从城内的待贤坊改葬到神禾原的南段，尽管这只是基于唐人韦述载录的一则传闻，但至少说明樊哙墓在隋唐人的认知中已属于神禾原上的旧迹矣。
魏晋北朝时期，神禾原渐渐成为世家贵族置业宴游与佛门僧侣修行悟道乃至僧俗聚葬的形胜之地。宋代张礼《游城南记》尝记其登神禾原，“上道安洞”，并自注曰：“南行四里至道安洞，今为尼院。院中起小塔，西倚高崖，东眺樊川之景，举目可尽。”[45]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之“道安洞”条又云：“樊村之东南，靠神禾原凿洞，晋道安和尚所居，东眺樊川之景。洞中塑道安像，前起塔立碑。俗呼为憨师埪是也。”[46]明代赵崡《石墨镌华》卷七亦曰：“渡潏水，寻道安洞，葬塔半倾，寺亦寥落。道安事无考，有金人所为碑，独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东眺樊南之景，举目可尽’，茂中言不虚也。”[47]道安为东晋僧人，后为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在佛门影响广大，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高僧传》卷五有传。道安所居洞窟位于神禾原东麓，即今杜曲镇彰仪村的护国道安寺所在。今存道安寺的金代兴定二年（1218）《大金重修京兆府咸宁县义安院苻秦国师和尚塔碑记》略云：“府城之南有义安院，寔苻秦国师之遗迹也……国师姓卫氏，讳道安，常山人也……京兆谚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是塔以碑石无存，漫不可考。庆历中，有尼智悟大师惠修者，断肱励志，行业清苦。为楚国公主所知，出入宫禁，赐予甚厚。悉以所藏，命甄工起二塔，□□□之泗州，竹谷之寿圣院者，而重葺此塔焉。《长安城南记》云：此释道安栖隐之所，薨瘗于此，信不诬矣！院倚西冈，东望玉山，南眺太一，殿塔宏丽，华木扶疏，真胜境也。”[48]碑阴刻大定年间《尚书礼部特赐义安院牒》与兴定二年《议葬碑阴记》。由此可知义安院即道安洞，又称国师洞。《游城南记》所说的“今为尼院”乃建于北宋庆历间，院主为尼智悟大师惠修。一九三五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曾在义安院遗址上为“金人所为碑”建立碑楼，冀以永固焉[49]。
隋唐时期，长安成为渐次兴起的中国化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之地，其中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及其创始人善导大师的灵塔就建立在神禾原西麓，至今香火鼎盛。《游城南记》张礼自注云：“香积寺，唐永隆二年建，中多石像，塔砖中裂，院中荒凉，人鲜游者。”[50]明代赵崡也说：“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积寺，殿颓塔裂不记年，断碑犹拂‘开元’字。”[51]香积寺虽然自宋代以后渐趋荒凉颓败，但是唐代王维《过香积寺》的诗句早已广为流传，“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的幽深意蕴，使得香积寺的名声不仅在佛门更在世俗社会越千载以下而显耀古今。除了香积寺的善导塔外，唐代佛家弟子瘗身神禾原者，还有景龙三年（709）唐中宗三从姑《法琬法师碑》“奉敕起塔于雍州长安县之神禾原，礼也”[52]，开元十四年（726）《唐大荐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师志文》“葬神禾原涂山寺东名”[53]，开元十七年（729）《敬节法师塔铭》“窆于神和原律也……恐岸成川，起塔崇礼”[54]，开元十二年（724）《大唐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导阇梨域内崇灵塔也”[55]，天宝二载（743）《隆阐法师碑》“遂于凤城南神和原崇灵塔也”[56]，乾元元年（758）《大唐大荐福寺主临坛大德法振律师墓志》“门人玄宗等迁神起塔于万年县神禾原”[57]，贞元六年（790）《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迁神于城南神禾原□郎中之茔，从俗礼也”[58]，不胜枚举。可见神禾原这一片窗外好山、竹间流水的富饶田园，在隋唐之间不仅是世俗官宦吟咏娱乐的胜游之地，也已然成为了释门信徒灭罪度亡的寄托之所。
神禾原上还有一处叫“莲花洞”的唐代人文胜迹颇为著名。宋代张礼《游城南记》“循（神禾）原而东，诣莲花洞”条张礼自注曰：“自（张）思道之居东行五六里，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莲花，旧为村人郑氏之业。郑氏远祖潜曜，尚明皇之女临晋公主。杜甫诗有《宴郑驸马洞中》云‘主家阴洞细烟雾’，疑即此地也。”[59]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图志杂说”之“樊川”条亦云：“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所谓主家阴洞者也。”[60]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之“莲花洞”条所记更详：“在杜曲南樊村，倚神禾半原，高百尺，凿数洞，俗呼莲花埪，亦云郑驸马洞。按《唐书》：‘明皇临晋公主下降郑虔侄郑潜曜，临崖筑洞以避暑。’杜甫《郑驸马宴洞中》诗曰：‘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椀碧玛瑙寒。误疑茆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厌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今为野僧之居。”[61]明代赵崡《石墨镌华》又云：“（自道安洞）又东南行，过郑家庄，唐郑驸马潜曜后族尚百人。据《记》，郑氏居莲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东南，岂年久迁徙耶？似不可晓。”[62]郑潜曜，《游城南记》误作“干耀”。其人入《新唐书·孝友传》：“郑潜曜者，父万钧，驸马都尉、荥阳郡公。母，代国长公主。开元中，主寝疾，潜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面贵面。主疾侵，刺血为书请诸神，丐以身代。火书，而‘神许’二字独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无敢言。后尚临晋长公主，历太仆光禄卿。”[63]杜甫受托于郑潜曜而撰写的《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亦云：“有女曰临晋公主，出降代国长公主子荥阳潜曜，官曰光禄卿，爵曰驸马都尉。”[64]可知潜曜为睿宗外孙，所尚公主为玄宗第十二女，其所居莲花洞，在宋代尚为“村人郑氏之业”，到元代则已成“野僧之居”，至今更无遗迹可寻，其大体位置约在今神禾原北崖的樊村乡小江村禅经寺后，诚所谓“昔日最多风景处，今人偏动黍离愁”[65]。郑潜曜以其父子两代皆为驸马而著名于时，其父郑万钧在正史无传，其子嗣亦无载记，所幸新近出土的唐天宝七载（748）《郑鼎（字万钧）墓志》适可稍补遗憾，并可据以见证唐代郑氏驸马家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影响[66]。又，唐独孤及《毘陵集》卷一七《郑驸马孝行记》载郑潜曜生平甚详，亦可补唐书孝友传之不足。
自道安洞南行七八里，在神禾原的最东南首，直抵终南山北麓，还有一道一佛两大宗教文化遗迹，东边是汉太乙宫与唐太乙观遗址，西边是唐百塔寺遗址。太乙又曰太一，相传太乙真人尝于此修炼而立观祭祀。遗址在西安城南五十里太乙山谷口，传说汉元封初，南山谷间云气融结，阴翳成象，武帝于此建宫。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六“太一山”条引《三秦记》云：“在长安东方南八十里太一谷。中有太一元君湫池。汉武帝元封二年，祀太一于此，建太一宫。”[67]然而尤为脍炙人口的则是王维《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诗句，竟将此地渲染成一处胜游之域。王维又有《过太乙观买生房》诗，知太乙观在唐代香火颇盛。百塔寺北距长安城约五十里，是隋唐三阶教的祖庭所在，创始人为隋代的信行禅师[68]，后收骨立塔于此，初名至相道场，唐大历年间，已有小塔累累逾百，遂改名百塔寺。宋代张礼《游城南记》曰：“百塔在梗梓谷口，唐信行禅师塔院，今谓之兴教院。唐裴行俭妻厍狄氏尝读《信行集录》，及殁，迁窆于终南山鸱号堆信行塔之后，由是异信行者往往归葬于此。今小塔累累相比，因谓之百塔。”[69]明代赵崡《石墨镌华》卷七云：“又东南五里，为百塔寺，本信行禅师塔院。山畔，唐裴行俭妻厍狄氏葬塔尚存。余小塔，《记》所谓‘累累相比，谓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经幢，无可书，殊绝。”[70]此外，唐《梁师亮墓志》也曾存于此寺，而今存西安碑林的传为唐代国长公主驸马郑万钧草书《心经》刻石，亦尝为百塔寺旧物。
神禾原皇甫村附近今天还有一处大洼地，时当地人皆以为是唐代著名的自然景观旧迹——“干湫”。其传说大约始于唐代，有韩愈的诗为证，一曰《题炭谷湫祠堂》，诗中道出了湫池“厌处平地水，巢居插天山”的缘由[71]。二曰《龙移》：“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韩愈又尝题注云：“此诗谓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风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为土。”[72]后长安人遂谓之干湫。至于湫池的移去之处，当即终南山太乙谷的唐代澄源夫人湫庙所在地，韩愈亦有《南山》“因缘窥其湫，凝湛门必阴兽”与《秋怀》“清晓卷书坐，南山见高棱。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诗句为之写照[73]。《游城南记》“壬子，渡潏水而南，上原观干湫”条张礼注曰：“干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东。”[74]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之九《胜游·御宿川》“干湫”条云：“在神禾原兴盛坊。旧有湫池，龙移去，遂涸，谓之干湫。韩退之诗曰：‘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击雌雄随，清泉百尺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谓龙移于太一湫池也。”[75]可见自然景观亦往往有赖于人文底蕴而得以张大其形象与影响。
余 论
黍离麦秀，沧海桑田。宋代张礼在《游城南记》结尾的自注中尝不无惋惜地总结道：“城南之景，有闻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若《牛头寺》碑阴记永清公主庄，《长安志》载沙城镇、薛据南山别业，罗隐《杂感》诗有景星观、姚家围、叶家林，闻其名而失其地者也。翠台庄、高望楼、公主浮图、温国塔、朱坡，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杨舍人庄、唯释院、神禾少陵两原、三清观、涂山寺、陈氏昆仲报德庐、《刘翔集》之蒙溪、刘子衷之樊溪、五台僧坟院，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故皆略之，以俟再考。至于名迹可据，而暴于人之耳目者，皆得以详书焉。”[76]其中的“神禾少陵两原”与“涂山寺”皆是列在“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故为张礼所略之而以俟再考也。然则，神禾原之名实递嬗，据本文已基本梳理出来，其“见于近世而未着于前代者”之谓可以休矣，亦即唐之“神禾”乃由隋之“神和”而来，且在字形字义的关系上也应有联系，因丰年祥瑞而得获嘉名当然也是一个主要缘故。至于“少陵原”，其实也已经厘清了其早著于前代的名称递嬗，亦即是由周隋时期的“小陵原”到唐代贞观末年初始改为“少陵原”焉[77]。又譬如涂山寺，张礼列之为“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而约为金元间人的《续注》也只说“涂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东南”[78]，今以开元十四年（726）《唐大荐福寺故大德思恒律师志文》“葬神禾原涂山寺东”相与印证[79]，可知涂山寺在唐代已有，且确实在神禾原上，其遗址当在今皇甫村东的东寺附近。又以思恒号为律师推之，涂山寺或亦为律宗寺院。
归纳本文的基本内容与观点：神禾原又称神和原，是隋唐以来长安城南直抵终南山北麓的一座丘原的名称。其名称的沿革，在隋代以前尚不明晰，隋代始称神和原，唐代武周时期开始出现神禾原的称谓，并且有了因神禾巨穗的瑞应传说而得名的人文背景和史料依据。不过，神禾与神和之名迄于唐末犹并用互见，直到唐代以后神禾之名始渐趋普及稳定而约定俗成。神禾原的四至以及史料所见知的乡里村落，也是值得梳理与关注的行政地理元素。至于神禾原的人文内涵，则十分丰富而不胜枚举。诸如樊哙墓所昭示的悠久的历史渊源，道安洞与太乙宫所凸显的佛教与道教的早期印迹，香积寺与百塔寺所象征的净土宗与三阶教的祖庭标志，莲花洞所代表的唐代显宦与文人的宅园胜游之地，以及干湫这一自然景观所深深烙印着的唐代文学色彩等等，皆能传递给我们这样的认知：即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象征，地名无疑烙印着深深的人文色彩，因而它绝不单纯是一个指示方位的地理坐标，它必然还蕴含着自然条件、历史状况和过往的故事等诸多人文信息。所以说地名的传承性与稳定性特质，使得古今时空下的人文历史真实面目得以保存，而这种保存正可以为人们催生出一种由衷的温情与敬意。从隋唐之间“神和原”到“神禾原”的名称沿革，从其中的文化意蕴和所载负的承上启下的人文内涵，正可以透过地名语言及其地理风貌的表象，而感悟到基于民族心理与信仰、观念与情怀而呈现出来的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强大的文化定力。
附录1：碑志所见“神和原”名称表览（仅据一己之见随手采录而非谓于斯已尽）
续表
续表
附录2：碑志所见“神禾原”名称表览（仅据一己之见随手采录而非谓于斯已尽）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责任编辑：郑红莉）
【注释】
[1]王其祎：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2]史念海：《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卷第157—169页。《游城南记》曰：“复相率济潏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积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谓之交水，西合于沣，北入于渭。”史念海、曹尔琴校注云：“神禾原起自终南山北坡，与少陵原同为东南、西北走向，隔樊川东西对峙……神和原也就是神禾原。则神禾原名唐代已有。”（［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3—124页。）《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樊川》“潏水”条：“一水瓜洲村起梁山堰至申店上神禾原，凿深五六十尺，谓之坈河，至香积寺西合御宿川交河。”（［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273页。）
[3]史念海：《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二、原的分布及其切割破坏”，载《史念海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卷第129—143页。
[4]［北魏］郦道元撰，［清］王先谦校：《水经注》卷一九《渭水注》，巴蜀书社，1985年，第325—348页。
[5]《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二、原的分布及其切割破坏”，载《史念海全集》，第6卷第137页。
[6]王其祎、周晓薇编：《隋代墓志铭汇考》，线装书局，2007年，第2册第332页。
[7]胡戟编：《珍稀墓志百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第48页。
[8]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71页。
[9]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42页。
[10]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册第173页。
[11]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148页。
[12]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
[13]石存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内。
[14]［唐］张说：《张燕公集》卷一四，《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15]《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1册第284页。
[16]《西安新获墓志集萃》，第96页。
[17]［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卷六“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
[18]《珍稀墓志百品》，第88页。
[19]《西安新获墓志集萃》，第99页。
[20]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www.xing528.com)
[21]［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2页。
[22]［宋］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三〇，巴蜀书社，2007年，第503页。
[23]［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七“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583页。
[24]［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八七三《休征部二》“嘉谷”引《诗含神雾》，中华书局，1963年，第3872页。
[25]语出梁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引蜀汉杜琼《重思赋》，［梁］陶弘景著，（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朱越利译：《真诰校注》卷一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6页。
[26]韩愈《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引《符瑞图》，［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遗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2页。
[27]［唐］权德舆著：《权载之文集》卷四四《中书门下贺恒州华州嘉禾合穗表》引孙柔之《瑞应图》，《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第1036页。
[28]［宋］王若钦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四《帝王部·符瑞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29]［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上册第840页。
[30]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页。
[31]《类编长安志》，第209页。
[32]武伯伦：《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徐畅：《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51—172页。
[33]《隋书》卷二九《地理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808页。
[34]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第88页。
[35]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08页。
[36]贾二强：《唐裴匠墓志考》，《唐史论丛》第十八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第295页。
[37]吴敏霞主编：《长安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191页。
[3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39]《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5页。
[40]［元］李好文撰：《长安志图》载：“樊川：本樊哙食邑，故名。人云：‘今其墓在神禾原上’。”（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103年，第55页。）
[41]［明］赵崡著：《石墨镌华》卷八“杜曲”，《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5册第18660页。
[4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2597—2598页。
[43]《长安志·长安志图》，第55页。
[44]《类编长安志》，第255页。
[45]《游城南记》，第163页。
[46]《类编长安志》，第283页。
[47]《石墨镌华》，《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653页。
[48]《长安碑刻》，第238页。
[49]1935年西京筹备委员会为《苻秦国师塔记》建立碑楼的纪念刻石，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50]《游城南记》，第123页。
[51]《石墨镌华》卷八“宿香积寺”，《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661页。
[52]石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53]《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321—1322页。
[54]《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356页。
[55]《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296页。明代赵崡《石墨镌华》卷七云：“（香积）寺前壁上有毕彦雄撰《净业禅师塔铭》，书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坠落者。”（《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655页。）
[56]石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57]《珍稀墓志百品》，第148页。
[58]《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858页。
[59]《游城南记》，第163页。
[60]《长安志·长安志图》，第56页。
[61]《类编长安志》，第283页。
[62]《石墨镌华》卷七，《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653页。
[63]《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郑潜曜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581页。
[64]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349页。
[65]［宋］柴望：《多景楼》诗句，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三三四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册第39908页。
[66]墓志首题“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赠工部尚书驸马都尉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郑府君墓志铭”，志文略云：“公讳鼎，字万钧，荥阳开封人也。曾祖道援，随武陵郡守。祖怀节，皇赠使持节卫州诸军事卫州刺史。父远思，皇赠使持节博郑二州诸军事郑州刺史太常卿。”又云：“嗣子潜曜，尚临晋公主，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驸马都尉、荥阳县开国男；少子讳明，中散大夫、太子洗马，清平县开国公。”尾款复云“题盖大字潜曜书”，可知郑潜曜亦长于大字榜书。（《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3册第760页。）
[67]《类编长安志》，第164页。
[68]隋开皇十四年僧法纟林撰《信行禅师传法碑》与唐武后时立越王李贞撰、张廷珪书《信行禅师碑》及唐神龙二年越王李贞撰、薛稷书《信行禅师碑兴教碑》皆已不存，仅《兴教碑》有拓本传世。
[69]《游城南记》，第154—155页。《文苑英华》卷八八三载唐张说《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云：“夫人深戒荣满，远悟真筌，固辞羸惫，超谢尘俗。毎读《信行禅师集录》，永期尊奉。开元五年四月二日归真京邑，其年八月迁窆之于终南山鸱鸣堆信行禅师灵塔之后。”宋代李复所谓“裴公看尽因缘在，百塔龛前首重回”诗句，亦典出唐裴行俭故事。
[70]《石墨镌华》卷七，《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8655页。
[71]［清］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二，中华书局，2012年，上册第84页。
[72]《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二，上册第87页。
[73]《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四、卷八，上册第202页、下册第431页。
[74]《游城南记》，第154页。
[75]《类编长安志》，第290页。
[76]《游城南记》，第173页。
[77]周晓薇、王其祎：《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第七章第四节“新见《尹彦卿墓志》并及‘小陵原’与‘少陵原’的名称沿革”。（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87—292页。）
[78]《游城南记》，第154页。
[79]《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321—132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