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象志》所述仅是普六如徽之对宇文僭代西魏皇权的赤诚助推，而于对自己有提携重用之恩、又同被赐姓普六如的杨忠、杨坚父子却只字不提，《大业志》则适得其反，其缘由不难解释。普六如徽之卒于宣政元年（578）八月，其时，宣帝宇文赟刚刚继位两个月，并于继位当月，清除了齐王宇文宪势力。自此至大象元年（579）十月普六如徽之入葬其间，正是宣帝宇文赟将下一个开刀的对象锁定隋国公杨坚的当口，宣帝步步紧逼，处处寻衅，图灭杨坚。杨门情状，已危若累卵，《大象志》出于此境下，可想而知。而《大业志》季当杨隋。
普六如徽之两方墓志的参照阅读，让人感触最深的是其对原皇权的“忠诚”和对下一个皇权的忠诚潜移。可以说，二志在不同的时代极尽表白对当朝皇权的忠心时，却于无意间更深刻地刻画出了其忠诚的潜移。可以想象，这种发生在移鼎之际的忠诚潜移，怕不是一朝臣班中个别将吏的心理潜变，应该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正是这种发生在臣班里的忠诚潜移，让东部的高欢、西部的宇文泰僭代元魏的意图更加坚定，也使得换鼎过程相对平顺。
从北朝诸史看，除《隋书·高祖纪》记述了大统七年（541）杨坚诞生时的灵异祥瑞外，对于杨隋代周，虽从杨坚执政后期始笔，但对其父杨忠行迹的著述，多从“忠”着手。据《周书·杨忠传》载，杨忠早年对西魏忠心赤胆。入周，对周宇文泰又丹诚辅弼。其间，虽对晋公宇文护隐有不满，可对宇文皇权无疑是肱股忠臣。周隋换鼎，其因出于宣帝宇文赟的荒淫无道和对杨氏一门的步步死逼不得已而为之。(www.xing528.com)
然而，《大业志》却泄露不同的信息：“初，太祖武元皇帝，晦迹屈己，俟时藏用。蕴兴王之志，韬拨乱之心。”杨坚立国，追其父杨忠为太祖武元皇帝。可见，隋国公杨忠对宇文早有异心深藏。
接下来《大业志》继续给予证据：“文皇帝诞生之夜，瑞气神光，唯以告公。徬无知者，寻补谘议带长史。”古来帝王降世多以瑞象，隋文帝亦然。其中“瑞气神光”与《隋书·高祖纪》载“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相合[78]。又载：“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沈深严重。”[79]两汉以来，谶纬之说盛行。禅让改朝之际，必有太史宣述天地祥瑞一节，如《周书·孝闵帝纪》载及孝闵受禅：“魏帝临朝，遣户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绂。固辞。公卿百辟劝进，太史陈祥瑞，乃从之。”[80]北周，庾季才奉敕撰《灵台秘苑》，又与其子编撰《垂象志》，而纬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皇权天许神授的合法性得到宣示，以获取朝野的认同。这既是继统者所欢喜的，又是称尊者所深深忌讳的。如：《北史》记载：“初，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为三封，斩其北凤皇山以毁其形。”[81]北齐时，有望气者说“邺城有天子气”，致使孝昭帝高演将居住在邺城的前废帝高殷扼杀而死[82]。这不禁又使人想起北周武帝末季，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轨向武帝谏言诛除杨坚的故事：“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83]齐王宇文宪于宇文皇族奇姿杰出，即便如此，对普六如坚亦甚是忌惮。深受武帝倚重的内史王轨亦激谏：“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84]武帝虽不悦于其言，亦喟叹：“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杨坚闻之，“甚惧，深自晦匿”[85]。如此看来，一是隋国公杨坚相貌奇伟，有人主之兆。其二者怕是杨府的瑞象在外已有风传。杨坚深沉，于人篱下，不得不深匿之。而杨忠不避忌讳，宣之于普六如徽之，其隐衷若何，可以想见。于此，瑞象的真实与否，不是问题的实质。而杨坚又“五千养士，早蓄嘉谟。九二在田，方见君德。公备申匡益，私荐腹心。帝嘉其款诚，特降殊礼”。很明显，杨忠、杨坚父子早有异心，并蓄有私兵，夯实准备。可见，宣帝登基伊始，即欲铲除杨家的行径，不是没有渊源的。普六如徽之于大统七年（541）杨坚诞生之后，与杨忠假密享瑞象之机缘，私荐腹心，结为阴党。而杨忠对徽之也“特降殊礼”，引为“谘议带长史”。杨忠过世，徽之继与杨坚结党图谋，为杨氏窃国之拥趸。所谓“九二在田，方见君德”。既是《易·乾》之卦，又是异心之假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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