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莉[1]
题记含义有三：第一指就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怀，第二指写在文章正文前或题目下的文字，第三指古人在各处名胜地题写的文字。本文讨论的主要是指汉魏碑刻上面或附加到其他刻石上面以及碑帖前面或后面的文字，多为碑刻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内容，为金石学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随着金石考据的勃兴和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形成了碑学考据之风，碑石题记也蔚为风气。影响最大和保存资料最多的就是黄易对山东济宁汉魏碑刻的题记。本文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据黄易所著以及同时期其他金石学者的记载，结合现存黄易题记山东济宁汉魏石刻文物，综述其对古代石刻的调查、搜集、保护和传拓，并依此对他在金石学上所做的贡献进行总结。
一
黄易，字小松，号秋盦，浙江钱塘人，官至山东运河通判、同知，驻济宁直隶州。家境贫寒，自幼敏学，在金石碑版的研究上倾注了毕生心血，著有《秋景庵印谱》《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被誉为“金石五家”。
黄易官居山东期间，亲履州、府（兖州），寻碑访石，发现、搜集、保护了一大批古代石刻。所访得碑主要收集在他所著《得碑十二图》《岱麓访碑图》中，本文拟据黄易的这两部碑刻专著以及各碑刻后所附的题记，探讨他在山东汉魏碑刻的发现和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黄易《得碑十二图》[2]，记录了乾隆四十年（1775）至五十八年（1793）间，其在山东、河北等地访碑、传拓的经过。12幅图每幅有黄易题识和翁方纲诗跋，翁并作序[3]，除第一至第三幅和第七幅外，其他六幅记录的都是在今山东济宁访碑、得碑和保护之事。如第四幅《济宁学宫升碑图》，记乾隆丙午年（1786）在济宁学宫升《汉尉氏令郑季宣碑》事。该碑现藏于济宁汉碑室，碑右侧有黄易题跋，曰：“汉尉氏令郑季宣碑，正面尚壁，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纲，欲显全文，嘱运河通判黄易升碑向外，乃与知济宁直隶州事刘永铨、州判王所礼成其事，碑字复全露，殊可快也。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黄易题记。”碑左侧题记曰：“乾隆五十五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北平翁方纲来观济宁学宫诸碑，并曹仲经、张力臣手题与秋盦、铁桥考论金石赋诗而去。”由此可见，黄易升《郑季宣碑》是尊翁方纲之嘱，事成后四年，翁方纲又来观并赋诗。第十二幅《小蓬莱阁贺碑图》，记乾隆癸丑（1793）十月，在曲阜东门外得汉熹平二年（173）半碑，“喜极命酒，邀李铁桥醉赏，同志者闻之共来作贺”。该残碑现藏孔庙内，残碑左侧有礼部侍郎、时任山东学政阮元题刻黄易发现此碑题记一则，翁方纲、袁庭翙等观看题记两则，孔昭薰嵌同文门壁题记。
黄易《岱麓访碑图》[4]24帧，记录他于嘉庆二年（1797）正月至二月间，20余日在邹县、曲阜、泰安、济南等地的访、拓碑经历。据《岱岩访古日记》[5]末尾写到，自邹鲁调查传拓到岱后“留顾仆在泰安、灵岩尽拓诸碑，再还济宁，此行所得不少也”。遂结束了此次访、拓活动。此行访、拓的邹县（邹城市）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大字径尺，书体古拙，可与岱岩“石经谷”刻经争雄，黄易访拓后十分激动。他在第四帧“铁山”图后题曰：“铁山在邹县北门外三里许，崖刻八分书佛经，字大径尺，其上篆额止石颂二字，大二尺许。经后字稍杀，径五六寸，有汉丞相匡衡苗裔喆造经□咸韬书皇周大象元年等字。崖势陡滑，拓字良难，余数拓，始获其全，文辞雄丽，与岱麓摩崖刻争胜，而近在城外千余年，无人过问。余始拓之，亦奇事也。经下石壁刻宁朔将军孙洽，僧安道壹、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闾长嵩等分书，又一石崖刻李巨教等题名，俱奇伟。”可见黄易对北朝摩刻亦有研究。也正是黄易此次对“四山”刻经的“访古”行动，刻经始得以名世，引起众多金石学家及书法家的重视。如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李佐贤《石泉书屋金石题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杨守敬《匡喆刻经颂》等相继著录与研究。
此外，济宁市博物馆藏一件北齐薛匡造像，在《得碑十二图》和《岱麓访碑图》中均无载。北宋崇宁五年（1105）建造铁塔基时，挖出佛像一尊，出土时已残缺不全，弃置寺内无人重视。乾隆年间被黄易发现，审之为南北朝北齐武平元年（570）薛匡、薛任所造，后经黄易修补，供置在塔基小室内。此造像青石质地，通高33.3厘米，宽14厘米，厚9厘米。人物为立像，光头，面部秀骨清像，神态自然，身穿袒右袈裟，跣足立于方形台座之上。右手曲臂向上施无畏印，左手曲臂掌心向下为与愿印，桃形身背，身背上端有篆书六字“北齐薛匡造像”。右侧“辛未五月五日中州李汉章观”。左侧“庚午……松同北平……”。省略之处已损，难以辨认，应记载黄易和翁方纲事。方形台座刻铭文二十八字，释文为“武平元年薛匡生为□母上□薛仕惟上女佛晖愿造石像□家养属愿”；背面题刻黄易题记：“佛像造自北齐武平元年仅存下半，乾隆甲寅五月黄易补全仍供铁塔寺内。”此造像采用浮雕的表现形式，雕凿手法简洁，黄易所补与原作衔接自然，浑然一体，堪称造像精品。
综上所述，黄易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嘉庆二年（1797），在山东济宁前后访、拓碑有10年以上。时间之长、得碑之多，在其他地区是少见的。这些石刻，为当时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对清乾嘉时期金石学之繁荣和汉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
早在金石学兴起的宋代，位于嘉祥县西南的东汉武氏墓群石刻已被发现和著录，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皆录武氏碑刻与石室画像，洪适的《隶释》和《隶续》则录武梁祠榜题与画像。元明两代，金石学衰，武氏石刻再无人问津，又嘉祥地势低洼，常受水患，几百年间，武氏诸祠堂逐渐倾毁湮没于地下。直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因黄易等人的发掘，武氏墓群石刻才重见天日，引起世人的关注。
《钱塘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6]一文，记述了黄易等人发现、发掘和保护武氏墓群石刻的经过。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黄易从河南返回济宁，途经嘉祥县署，翻阅《嘉祥县志》，见载：“县南三十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忠孝人物，极纤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于是他遂暂缓东行，亲自寻访，知堂为武梁，碑为武斑，不禁狂喜。同年九月，黄易亲自主持发掘，得“武梁祠堂画像”“孔子见老子”“后石室画像”“武家林”断石柱、“前石室画像”“祥瑞图”等二十余石，并将露出地面三尺的双阙深掘八九尺，现出全貌。乾隆五十四年（1789），山西洪洞李克正在此督工建房时，又得“左石室画像”十石。此时，黄易与山东济宁知州刘永铨，把“孔子见老子”一石移置济宁州学明伦堂，与早年移去的《武荣碑》安放一处。两石现藏于济宁汉碑室，其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左方有题记：“孔子见老子画像，载洪氏《隶续》。乾隆丙午冬，钱塘黄易得此石于嘉祥武宅山，敬移石济宁州学。郑文宗、李东琪监立，洪洞李克正、南正炎来观”。至1789年，黄易发掘保护的石刻有三十九块画像石、一对石阙、两方汉碑以及一块隔梁石。黄易又与州人李东琪（铁桥），洪洞李克正（梅村）、南正炎（明高）等人，共同谋划筹资，就地建屋，将画像石砌于屋内四壁上，中立武斑碑，外绕石垣，围双阙于内，门额题曰：“武氏祠堂”。为了更好保护管理，“易与济宁数人量力先捐，海内好事者闻而乐从”，在空地种植了树木，让当地村民负责看守，为了减少或避免官员乱拓，还“定价资其利而杜其累”，“非数百金不办”，并“立石存记，为久远之图”。武氏墓群石刻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有效保护。
在“武氏祠堂”建成后，好事者又陆续将所得的汉画像石增入祠内，如同时在乾隆年间得到的“武氏祠南道旁画像石”“武氏祠东北墓间画像石”。清同治年间，南武轩辕华所得的“祥瑞图”残石、“何馈画像”残石，光绪六年（1880）又得的“王陵母画像”残石（与“左石室一”相接），吴兴丁容江等人一并将三石置入祠中。并于同年集资重修祠屋，陈锦写了《重修武氏祠石室记》。光绪八年（1882），葵纫秋（寿生）又将所得三块画像石增入。此后，祠堂内又陆续增进一些从未著录的画像石。
三
黄易一生注重访石、传拓，与其他金石学家相比，著述不多。然而，其为数不多的金石学著述，凡在山东济宁访得、保护的石刻皆有记录。如一节提到的《得碑十二图》其中的8幅，《岱麓访碑图》24帧其中的6帧，皆有图文并茂的记录，这在当时金石学家中实不多见。还在石刻和拓片上作题跋记录。《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共5册，每册录两种石刻，其中第四册录《范式碑》等，第五册录《唐拓武梁祠像》等。《范式碑》原在济宁州学，现藏于济宁汉碑室。关于所谓“唐拓武梁寺像”[7]，黄易分别摹录了伏羲以来帝王等14幅图像，每幅图像后皆有释文和黄易、翁方纲等人的跋文考释等。黄易并记录了自乾隆乙未（1739）五月，曾于扬州汪雪礓处见此拓本，至辛亥（1791）正月拓本归于他手的经过，并在同年十月“黄易识于济宁官廨”。此外，还有《钱塘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一文，该石未见，但收入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五中，另有《前后左石室画像及祥瑞图三跋》，亦收入方朔《枕经堂金石题跋》卷二中，等等。
黄易这些著述，充分反映了他对金石学所做的重要贡献，也为后人保存、研究山东济宁古代石刻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从黄易访得碑刻的过程，以及对石刻的题记考释中可看出他的独到之处。(www.xing528.com)
第一，在访碑前先做调查，包括查看文献资料和走访当地官民，发现线索，亲履石刻现场考察、观摹或捶拓，然后以图文和题跋方式记录石刻地点、时代和得碑情况。这种访碑类似于今天的田野考古调查和调查日记，不仅在当时金石学家中独树一帜，走在前列，而且也几近于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得碑十二图》和《岱麓访碑图》（手稿本故宫博物院藏本），则是研究黄易访拓古代石刻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如此，不少跋语中还就石刻有关问题谈出他的看法，如他在《祥瑞图跋》中说：“武梁石室右一石平露，残泐最甚，其旁又得残石三，刻人物鸟兽，有小八分书标题，与武梁石室题字如出一手……背若瓦脊，是为石室之顶，其内题刻可以仰观也……《嘉祥县志》云：石室内刻伏羲以来祥瑞，所指即此，因名之曰：武氏祠祥瑞图。”由此看出，黄易当年已认识到武梁祠画像三石和祥瑞图二石是构成独立一室的石材。近年有学者对此复原，证明了他这一认识是正确的[8]。可见黄易在金石考据学上的独到见解，对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在武氏祠汉画像石发掘方面，与盗掘者有本质的区别。黄易把发掘和发现的原祠堂上的“断石残壁”进行了配置复原。他在确认了武梁祠后，以其为基准，把在其附近发现的祠堂画像分别定名为前石室、左石室和后石室，如实记录有关石刻资料。随后建室保护，把画像石砌于墙壁上时，又对这四组画像石进行了编号：“武梁祠画像”三石编号为“武梁祠一”至“武梁祠三”；“祥瑞图”编号为“祥瑞图一”“祥瑞图二”；“后石室画像”九石编号为“后石室一”至“后石室九”；“前石室画像”十二石编号为“前石室一”至“前石室十二”；“左石室画像”十石编号为“左石室一”至“左石室十”。这些编号，有的刻在原石的正面，有的在侧面。尽管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石碑与祠堂的对应关系、各石室主人考证等，但他首次使用类似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结合拓片，采用实地测绘、文字记录，并对照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后来的《山左金石志》《金石索》等金石学著作都是以此为基准进行著录的。乃至现在不少学者著录仍在用此名、号，近年蒋英炬、吴文琪先生根据黄易研究复原成果对三石室画像石进行了复原研究[9]，其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第三，在石刻保护方面，不是把它们占为己有，或者贩卖，而是想方设法加以保护。如对武氏墓群石刻，黄易等筹资建屋，就地保护，并请当地村民看管，严禁盗拓。在筹资建屋时，在募得的71万钱（折合白银700余两）中，半数以上为黄易的金石同好所捐，黄易独捐14万钱；《汉尉氏令郑季宣碑》从地下提升后，就地嵌置保护；两城“朱君长”、武氏墓群石刻中的“孔子见老子”“武荣碑”刻石，移置济宁州学保护；曲阜“熹平残碑”，建议当地官府移入孔庙内保护；等等。对访得的拓片，在收藏题跋的同时，经常与同好共赏、切磋学问，或互相赠送。
此外，《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第五册中，黄易还摹刻武梁祠部分画像，共14幅，榜题文字收录507字，较洪适《隶续》多77字。他除辨认和释读榜题外，还对画像内容略有描述和考证。由于人为捶拓和自然风化，现原石残泐，榜题文字多已模糊不清，因此《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成为后世学者研究武氏墓群石刻的摹本。
总之，黄易的贡献在当时金石学界是标新立异的，故一直受到翁方纲、钱大昕等金石学家所重视。钱大昕在为黄易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序中开头就赞曰：“海内研精金石文字与予先后定交者，盖廿余家，而嗜之笃、鉴之精，则首推钱塘黄君秋盦。秋盦博极群书，元元本本，于吉金乐石，尤寝食依之。虽簿书络绎，车马殆烦，偶有小暇，启囊橐而亲摩挲焉……”结尾又说：“秋盦遭际承平，宦游斯土，加以嗜好之专，搜访之勤，是以著录多于前贤。假令文惠复生，当有退避三舍者，曰小蓬莱，谦词也，孰能为之大哉。”
（责任编辑：段志凌）
【注释】
[1]郑红莉：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
[2]《清史稿》本传所载黄易“官山东运河同知”，应指“山东运河兵备道”之官，该道设在济宁直隶州。（《清史稿》卷四八六《列传·文苑》，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20页。）另据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唐拓武梁祠像”题记：“黄易识于济宁官廨”，可知清乾嘉时期，他确实官据济宁，但并非做济宁州官。目前不少学者文曰“官济宁运河同知”或“官山东兖州府济宁运河同知”，皆有误或不准确。
[3]蔡鸿茹：《黄易〈得碑十二图〉》，《文物》1996年第3期。
[4]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文海出版社，1974年。
[5]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三，文物出版社，2000年。
[6]［清］庞元济撰：《虚斋名画录》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7]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五，台联国风出版社，1976年。石刻早已无存。
[8]清道光甲午（1834）石墨轩翻本。该书最早是嘉庆五年（1800）钩刻本。据容媛《金石书目录》，民国十九年（1930）本载。
[9]蒋英炬、吴文琪：《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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