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石经《周易》经碑复原百年研究

汉石经《周易》经碑具体记载，最早见晋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19]惜未见《周易》个经之数。经碑复原，最早论及为民国王国维。王氏研魏石经，有《魏石经考》《魏石经碑图考》，前文且论及汉石经之碑行、字数甚多，惜仅限于宏观。1936年张国淦著《汉石经碑图·易经》为《易经》复原开篇之作，其经碑复原为四石八面，正反旋读，为百年来《易经》复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历史局限，张氏所见残石数量有限，部分复原图为其后出土残字证实有误。如第一石正面《碑图》复原为39行，行73字，其中“近望月”“人于野”“国之五”三石经文与文本不合。观卦至剥卦一残石下少复原5行20字，复原图将一石分为二段。可见此图复原为失败之作^[20]。

1984年台湾学者屈万里发表《汉石经周易残字辑证》一书，针对张国淦《碑图》复原中存在的问题，重新研究复原。屈氏首先对《碑图》经文与残字不符合问题进行修正，利用唐石经本全面校文，查找今古文字同异，使易经研究前进一大步，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复原图。之前，因马衡、屈万里石经《周易》版本之辩，在汉石经为梁丘本问题上成果卓著，成为一时石经研究著名学者。盛名之下，对《汉石经周易残字辑证》的著述倍加重视，遂尽心收集汉《易经》资料。由于历史原因，屈氏仅有碑林藏周易残石之资料，而不知石藏何处，更没见过实物。因此对原刻文字疏于考究。台湾“中央图书馆”存有一套《旧雨楼藏汉熹平石经》拓本。其中《周易》残石四石，多达三千余字，残字多于碑林残石数倍。屈万里大喜，称“稀如星凤、皆世人所未见者”。遂作为重要依据，收入该书，并将复原图朱墨二色套印，出版发行。遗憾的是《旧雨楼藏汉熹平石经》为伪刻。旧雨楼为民国学者收藏家方若书斋^[21]。据《方家长物》一书记载，方若藏古钱万枚，集珍稀品上始东周下至于清，上下两千余年，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亦爱金石。曾有《校碑随笔》传世。抗战期间山东宋氏以张国淦《汉石经碑图》为范本，伪刻熹平石经七经，共一万余字^[22]。据传1934年春方若购这批“石经”时资金不足，将所藏全部古钱以十万元转让给上海收藏家陈仁涛。解放前夕由陈仁涛携至香港，20世纪50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为后来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藏品基础。而旧雨楼藏石不久就被认伪。193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吴承仕撰文，指认旧雨楼藏石伪刻，惜屈万里未见此文，视伪为宝，《易经》以此复原十分遗憾。后屈万里发表《汉熹平石经尚书残字辑证》后得见此文，便撰写《旧雨楼本汉石经尚书残字之伪》收入《屈万里全集》，而《易经》《尚书》之复原图屈氏已无力重新修改，仍以伪刻复原之碑图收入《屈万里全集》。

1992年范邦瑾发表《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补释》一文^[23]，对碑林《周易》残石、文素松藏残石全面深入研究，范先生逐字校勘，在经文方面，成果丰厚，但复原图十分遗憾。除上述二石外，范文收录上海博物馆藏《周易》下经残石。该石原为旧雨楼藏石，流散后此石由上海治印名家金铁芝收藏。金氏与于右任、张继等上层人物相从甚密，受其影响收藏石经，但不识真伪。1951年金氏将经石上交上海文管会，后转上海博物馆。(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马衡、张国淦、屈万里、范邦瑾诸家，是碑林《周易》残石最为关注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百年来汉石经《周易》学说的最高水平，亦不乏经验与教训。然经验与教训都是该经研究的宝贵财富，总结前人之成果，正者承之，误者正之，阙者补之，伪者辨之。据此恢复汉石经的本来面貌，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