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石经残字原石出土，使世人了解了七经局部原貌，从出土残字可以看出，汉石经文本以一家本为主，除《春秋》外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周易》为汉儒学经典重要的一部著作，关于篇章所传，古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13]《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包括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易传》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十篇。东汉末年郑玄整理时将彖传、象传及文言合于经文，每段前加“彖曰”“象曰”“文言曰”，唐开成石经本与古文本相比，比古本经多1020字。石经残字复原是为汉儒古本，无1020字，可证汉石经非郑玄本。既为《易经》十二篇[14]。《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其后历史上《周易》论经有“两派六宗”之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至宋为陈抟、邵雍所继承。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而由胡瑗、二程继承与发展[15]。可见石经立时可用版本较多。隋志谓施氏、梁丘之学，亡于西晋。孟、京两氏，至隋时亦有书无师，而后书亦并亡。汉《熹平石经》残字有“孟、施、京氏”等文字，可证汉儒所传。但究为何家，学界考证不一，成为经学公案。
1929年马衡先生撰《汉熹平石经残字跋》发表于北大图书馆月刊，谓：残石寋卦“大寋朋来”为“大蹇崩来”。困卦“于臲卼”作“刽刖”；说卦“坎者水也”之“坎”作“欿”。与《释文》所举京本合。从《易经》残石有关文字差别上认定《易》为京氏本[16]。京本即汉京房传本。京房汉元帝时为魏郡太守，开创了京氏易学，自成一派，成为中国《易经》学术源头之一。学者钱玄同、胡适之、顾颉刚等先生都同意马氏的说法。据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一文记载：钱玄同于1933年撰文称：“用《经典释文》校勘石经文字，虽然只有一个字的证据，但非常重要，肯定‘马先生的意见是很对的’。”[17]后马衡先生又撰《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进一步认定京本说[18]。
其后屈万里撰《汉熹平石经为梁丘本考》发表于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1期。其文对马衡之考证逐字排除，指出用“欿”“崩”“刽刖”等异体字断石经《周易》为京氏本牵强。并对照《诗经》“坎坎”亦作“欿欿”等谓：“马衡所论若铁证如山，莫能动摇，而审之实皆不足据。”又引经据典挑出京本“拯”作“承”，“吝”作“遴”等京本与石经不同文字，证马氏之无据。隋志谓施、梁、孟、京之学立于学宫，至隋时四家师、书亦并亡。京房有《易传》存，汉志作十一篇，《文献通考》作四卷，均与此传不同。然汉志所载古书，卷帙多与今互异，无法对石经进行校正。梁丘贺本今已不传。《汉书·儒林传》云：“梁丘贺，字长翁……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又载：“贺子临，从父学《易》，宣帝时说《易》，为黄门郎。甘露三年（前51），问学于石渠阁，专行京房法，又授徒五鹿、充宗，充宗授徒士孙张、邓彭祖、衡咸。”可知，梁丘贺师从京氏，子“行京房法”所传与京氏《易》一脉相承。文献尚无梁丘本、京本内容特征之记载。从马氏、屈氏二位先辈考证所引《经典释文》举二家异同之文字，主要是同音字、通假字之异，或抄写文本个别字的错误，而非文本自身或内容词义上的不同。以此证实石经梁丘本，或京氏本之区别均证据不足。可以说，以现有文献，汉石经《易》为梁丘氏本，从学术上考证亦无法定论。如称之为“梁丘临本”“梁氏传京氏本”亦似无不妥，但均无证据。因为从《经典释文》中个别文字之异同无法确认京本、梁丘本的可靠文本与石经校正。可见若依据实际上所传记载，今人尚无法确认石经为何本。(www.xing528.com)
罗振玉《汉石经残字集录续补》著录山东图书馆藏“易经梁”残石一方，双面有字，正面比卦至履卦残字三行，为“六比无、近望君、旋元吉”；背面校记三行“革去故、济男之、易经梁”（图2）。罗氏以此首次据为梁丘氏本，对此屈万里先生初云“顾以他无佐证，学者多不之信”。屈万里1931年末始服务于山东省图书馆，1940年冬入北平图书馆。1947年发表《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考——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一文。所藉为国民党元老张溥泉先生所藏熹平石经《周易》后记残石。此石存五行残文，其中有“施京氏”“革·孟施京氏”“养·孟施京氏”三段文字。屈氏认为：《易》经汉立太学者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校记中已出施、孟、京氏三家。则主本必梁丘氏本无疑。并以此说推翻了顾颉刚先生关于《说卦传》及《系辞传》中《尚象制器》十三卦这一章为京房之徒所伪作等说法。马衡《汉石经集存》所录249号图版《易》后记残石为梁丘氏说又增实证。该石六行，残字同时出现“施、孟、京氏”等字。马衡在注文中认真对照每行文字所校对的经文，并检讨自己“此等残石尚未出现时，仅据经文中有与京氏合者，随定汉石经用京氏本，可谓轻率武断”。表现了一代石经学巨匠的探索与求真。随转变观点，撰《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其文引释文于《归妹》下云：“几苟作既”，《中孚》下云“几京作近，石经不作近，可谓非京氏之反证亦故详辩之”。至此，汉石经《易经》用梁丘氏本成为定论。这一长达十数年之辩说明，古籍之注疏，可以作为参考，唯经石原石之残字，为考证之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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