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审核结果发现我国履约立法存在的不足，而下一轮审核即将到来，IMO审核机制虽未明确要求成员国就履约工作建立相应的履约机制，但是审核的各个要素无不指向于一个完善的、体系化管理的履约机制，这意味着我国提高海事管理能力和建立海事履约机制迫在眉睫。《IMO强制性文件实施规则》要求成员国的海事管理立法、措施和水平都要与国际海事公约相一致，这无疑对我国海事管理能力的优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海事管理的基础设施和装备虽有所提高，但是对我国海事管理的成效并不明显，海事系统缺乏体系化的机制与制度，缺乏一个能够系统化地衡量和评估我国履约情况、全面和清晰地反映海事管理机构履约要素的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国海事履约规则》《海事履约体系管理标准》与《中国海事履约管理机制推进方案》等相关文件，海事履约体系建设已经纳入海事管理体系中，我国的海事履约立法成果仍然和审核要求有一定的差距，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第一，国际公约及其国内法规的管理、协调、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程序尚未建立，缺乏系统化、文件化管理，同时，国际海事公约的整理、编印、发布的官方机制不健全，使得国际公约及其国内法规管理、协调、监督难以有效实施和执行。国际公约国内化流程尚未建立。新修正案和相关决议的转化缺乏一定的时效性，无法为项目管理决策中提供有效的、快速的数据信息。
第二，未建立对国际海事公约转化部门的跟踪、分析、督办的工作机制。
由于海事部门内部机制和体制原因，对负责国际海事公约转化的单位、部门缺乏有效的跟踪、分析和督办，监督机制尚未建立。对于国际海事公约的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一般是委托履约分委会所挂靠的直属海事局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单位，主要是完成转化建议的拟定和部分专家评审工作。但有时候一项修正案或新公约太复杂或太重要，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直属局参与共同研究。尽管一般来说，直属海事局在部海事局下达工作安排后，都会立即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研究，但未建立相应机制开展对转化责任单位、部门的跟踪、分析、督办。(www.xing528.com)
第三，缺乏一套有效、实用和全面的与执行机制相配套的履约信息支持系统。
完善的履约执行机制应该与立法机制紧密结合、配套一体，其首先应清晰地标识其履约的依据和内容，并能快捷、准确地向法规执行者提供执法的界限、处理的方式方法。作为现场执法者来说，最好能有一套与海事履约文件相配套的执行文件或信息支持系统，能及时浏览最新的海事履约文件、按查询检查对象的相关履约要求，并进行下载学习。在这方面，中国海事管理机构落后于其监管对象船级社（CCS），CCS目前已建立包括公约转化子系统、检验技术支持子系统、FAQ评估平台、公共代码管理系统规范的中国船级社信息系统。部分直属海事局也做了有益的尝试，如天津海事局的法规查询系统（主要为船舶安检工作服务，为安检人员提供法律法规检查依据、标准等），河北海事局电子法规数据库及查询系统（注重体现法规库查询和导出功能）其系统基本功能也能满足海事法律法规查询要求，但两个系统提供的功能相对单一，国际公约库、国内法规库内容不够全面。CCS所使用信息系统，虽其内容多，功能全，但其创制立足与本身检验业务，与其船检工作关系密切，不能体现对海事监管和政府义务履行的内容，因此，从建立长效的日常履约机制出发，保障立法与执法的有效衔接，应建立海事履约信息服务系统。该系统应以国际公约数据库、海事法律文件数据库为基础，实现对我国海事履约法律文件的全面管理，对海事的立法、实施、执行整个流程、所需功能的全面覆盖。
第四，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在执行政府义务条款的缺乏统一协调衔接机制。
由于缺乏统一协调的衔接机制和有效实施的管理体系，使得我国海事机构不能有效地执行国际海事公约，不能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船旗国、沿岸国和港口国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目前部分直属局采取自行建立管理体系的方法，以达到对其自身和下属分支局、处的在执行公约政府义务条款的统一协调和分配，有的直属局建立体系是为了加强内部科学管理，有的建立体系为了提供对外监管服务质量，目的各有不同。这种“画地为牢”“自说自划”的履约体系的建设，缺乏相互执行的总体一致，在执行公约要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国际公约纳入国内法的立法程序，导致公约中所规定的、需要政府采取许可行为的履职条款在执行时，被《行政许可法》排除在外，同时，有关履约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在国内立法中也存在缺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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