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森林资源发展历程

据考证，中国古代是一个多森林的国家。从第四纪最末一次冰期以后，中国天然植被的分布，从东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及荒漠3个地带，森林地带主要是森林，草原、荒漠地带也有天然森林分布。现在森林植被稀少的西北黄土高原，古代也是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据泥炭沼孢粉的分析证明，北京郊区在2500～7500年前，分布着以栎属为主的松、榆、椴、桦、槭、鹅耳枥、朴、核桃、榛等针阔叶混交林。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森林开发利用的规模扩大和对森林的种种破坏，以致森林面积逐步缩小或消失。长期的历史过程说明，森林消失和减少是先从平原地区开始的，进而扩展到人烟稠密的附近山区，直到交通沿线的深山高山区。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遗留下来的森林多分布在边远山区，就是这样演变的结果。中国古代和近代森林资源所受到的破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扩展农耕，毁坏森林

森林本来是人类栖息、生存、繁衍的场所。但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了用火和兴起原始农业以后，就采用了烧毁森林的刀耕火种方法扩展耕地。传说尧时大地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影响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尧令舜采取措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既然指派专人掌火，可见当时放火焚烧山林的规模已经很不小了。这种做法以后一直相沿成俗，至今中国有些地方还仍然放火烧山，毁林开荒种粮。农业地区的扩大，森林地区也就相对缩小，因此也就意味着森林受到相当的破坏。

古代发展农业，最早多在平原地区，平原地区的森林因而也就最先受到破坏，以至于消失。陕西的关中平原，晋南的汾涑流域，河南的伊洛河下游以及太行以南地区，春秋时期有相当多的森林。但是由于这些地方适宜发展农业，同时人口众多，土地开垦进展迅速，到秦汉时期已是“富者田连阡陌”（《汉书》卷二十四上《货殖列传》董仲舒语），除了关中平原有些皇家园林和竹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森林了。华北平原中南部，战国时代人口比较多，开拓桑林草原的速度也比较快，因而已有“宋（古国名，建都今河南商丘南）无长木”的记载。到公元前2世纪末，山东山地丘陵西麓，已经是“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了。

黄土高原的陇东、陕北、晋西北及宁夏南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和东胜一带，古来是处于农牧业交替变动的地带。从秦代以后多次向这个地区移民屯垦，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明清时代，这里不仅平原没有“弃地”，就是丘陵沟壑以至山区坡地，也都在开垦之列。公元1589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在雁门三关以南的山西镇和陕西都司（包括陕西行都司防区）共屯田20多万顷，神宗万历二十年又在延绥镇屯田48000余顷。处在吕梁山林区的山西永宁（今离石县）等地，屯田有的“错列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有的更是“锄山为田”，由永宁到延绥之间，“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山西芦芽山西面的兴县，到清代中叶还是举火焚烧丛翳的山林，垦荒播种。现在这个地区到处是千沟万壑、光山秃岭，成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长期以来毁林种粮是主要原因之一。

长江流域扩展耕垦始于东汉，比起北方时间为晚。但是到南宋时期，高山耕耘已有“层层而上至顶”的景况。而且在以后的历代中，垦山耕种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到1947年，全流域的森林面积仅有81000多平方公里。

统治阶级大兴土木，大肆砍伐森林

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中，历代封建王朝在政权确立之后，都要大兴土木，修建富丽豪华的宫殿、苑囿、官署、宅第，使森林遭到大面积的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建有名的阿房宫，征集70多万人砍伐蜀、楚等地的森林，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说：“蜀山兀，阿房出”，说明当时秦岭一带山林所受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洛阳是东汉魏晋诸王朝的故都，由于历经战乱，使这座城市多次沦为废墟，又多次重新兴建。北魏迁都洛阳时仿照前代旧居，另建新都，其规模的宏大，为当时黄河流域少有的都会。隋唐两代建都长安，同时把洛阳定为东都。在建设这两座都城时，他们和北魏建都洛阳一样，都是因袭前代旧名，重新建城。而且隋唐两代长安的建筑比北魏洛阳的规模更为宏大，耗用的木材更多。这些木材无疑是从各地采伐来的，仅就长安附近来说，唐代除了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等地附近山中采伐以外，还远到岐山、陇山和当时岚州（今岚县）、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东胜一带）。像岐山这样不高的山，到北宋时就变成了赭色的土山。宋代在开封建都时所用木材，有取自湖南长沙所产的杉，也有衡阳、道县、零陵、常德、澧县等地的珍贵树种梌、槠、楠、樟等。近地因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都成了童山秃岭，不得不远去吕梁山采伐，而破坏最严重的是渭河上游的森林。据记载，北宋王朝刚一建立，到秦陇之间采伐木材的人就络绎不绝，除了私采私贩的以外，每年采得的大木在万株以上，竟使当时开封城内的良木堆积如山。明清两代在北京建都所耗费的木材十分惊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从公元1416年开始，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造新的宫殿苑囿，到1420年宫殿建筑才基本完工。为了从江南各地大量采伐木材，曾“以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可见对森林砍伐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明代对山西北部雁门、偏关之间长城附近森林的破坏，也是一个典型例证。这里本是北方的重要边防地区，山势高险，林木茂盛，明初达到了“人鲜径行，骑不能入”的程度。可是到了明代中叶，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地驻军将士，当地居民，群起砍伐，采伐的人“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据说，单是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木材，就不下百余万根。清代为了整修扩建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群，除在各省索取木材外，更是经年不息地在四川等地采运楠木。

历代封建皇帝，生前要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苑囿、庙坛供自己享用，死后还要大规模地修建陵寝。仅以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修建定陵为例，从他22岁开始，修建时间长达6年，耗用的木材几乎遍及全国各省。(www.xing528.com)

战火摧残

由于战争而毁坏大森林，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木材是战争中必备的物资，大军到处往往要开路、架桥，砍伐林木。同时在战术上，交战双方常常利用森林作为掩护，以便进攻对方，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而引起对森林的破坏。《诗经》里有一首西周朝廷祭祀先祖亶父的诗，颂扬了亶父治国的功绩。其中一段就说到亶父在讨伐异族时，采取先伐掉进军途中的柞棫，开通道路的办法，这样就便于出兵，征服了敌人。春秋时期，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曾下令把小国有莘（今河南陈留）的森林砍掉。三国时有“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故事。在这个战役中，东吴大将陆逊利用火攻，烧掉刘备设置在从四川巫山到彝陵深山密林里的40多座营寨，同时也烧掉了沿途五六百里的大面积森林。

统治阶级在镇压历次的农民起义中，毁坏森林、清除起义军活动的隐蔽体，也是他们惯常采用的手段。东汉时，马援奉命围剿寻阴山区农民起义军，曾有这样的献策：“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虮虱无所复依。”河北省山区在北宋时森林还是茂密的，但宋、辽、金及元代的统治者，害怕人民啸聚山林，反抗官府，对这一地区的山林大肆破坏。清代曾国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清兵“兵燹所至，无木不伐”。广州附近的白云山、罗浮山等地的森林，以及长江流域湖北以下各省的不少森林，都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大损失。其中湖南衡阳、衡南等地的广阔森林，就是在这次被焚烧毁坏以后，长期不能恢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入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到处砍伐、焚烧森林，使多数省区的森林受到破坏，其木材损失约占全国总蓄积量的10%以上。

帝国主义掠夺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肆意掠夺中国各种资源。最早侵入的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在17世纪中叶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强迫腐败的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中国东北边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强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富饶森林资源。然而，沙皇帝国主义还不满足，他们在黑龙江北岸立足以后，又肆意伸入中国境内采伐木材，把黑龙江南岸沿岸10多公里范围内的森林砍得净光。

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修路所用木材、机车燃料和数万名修路职工的烧柴等，全部依靠砍伐附近的森林来供给。与此同时，俄、日、英、美、瑞典等国的伐木商也乘机而入，对铁路两侧的森林资源进行掠夺，在本世纪初的20多年中，把从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沿线将近50公里范围内的原始森林全部毁掉。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在战败的情况下与日本签订条约，把经营南满铁路、安奉铁路以及在鸭绿江右岸伐木的权力，转让给日本。在前后不过30年的时间里，沿铁路两侧50公里以内的森林，都被砍伐净尽；被砍最远的距离，有的竟达百里。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掠走中国大量木材。“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对东北的森林资源进一步大肆掠夺。在东北被侵占的14年中，共掠夺采伐木材6400万立方米，约为当时东北林区森林总蓄积量的2%，采伐面积不少于400万公顷。此外，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还有中国台湾省、海南省等地的森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