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伟大的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九月间，日寇占领了晋北重镇大同和东部要隘娘子关之后，大举进犯山西，直逼太原。阎锡山的军队和国民党的中央军都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纷纷夺路南逃。在此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八路军健儿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给日寇以迎头痛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的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当时，兴县到处是八路军，还有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建设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大约十月间，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从我们韩家吉村动身，步行五十里路，到了兴县黑峪口看望从太原回乡不久的刘少白老人。我一进门，看见他正在屋里踱步，表情非常严肃。我知道他正在思考问题，于是就未作声，便悄悄地坐在一边。好一会儿，他才发现了我，便坐下来和我谈话。当谈到“动委会”宣传抗日救亡的情形时，表示对日本鬼子非常痛恨，他希望我能为抗日救亡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称赞我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沉吟了一下，对我说：“县里要我筹办一个银行，正需要人，你如果愿意，就参加进来吧！”并讲了一些办银行的意义和他的想法。我当时虽然还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是接受了党的任务办银行的，但我深知他一向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很有学问，相信他要办的事，肯定是有益于抗日的。于是，我立刻答应了。少白老人很高兴。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就一同到了兴县县城。
这个银行是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刘少白本人的威望和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因陋就简，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开始，几乎是一无所有。地点设在县政府前面的一个两进套院内，前面是动委会的办公室，银行就设在后院。院墙高大坚固，比较安全。银行只有七八个工作人员，计有：刘少白（经理）、杨怀仁（总务）、刘孝先（保管）、李绍春（出纳），会计白象玉和牛在华（去延安后改名为牛何之）。我没有分工，主要是给刘少白搞秘书之类的工作。另外，还有县公安局派来的三名警卫战士。
办银行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对此，刘少白费了很大心血，经过多方筹划，并与各方有关要人协商，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动委会”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动员全县百余富户献款。而更主要的是刘少白亲自出马，说服动员其故友，也是全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牛有兰捐助了二万三千元白洋。原先计划集资十余万元，但因为银行急于开张，只筹集了五万元左右。另外，还有一些布匹、粮食也作为股份基金。
大约在十一月间，银行召开了首次董事会。到会的有刘少白、牛有兰、刘训三、张干丞、牛哲人等六七位董事，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有关银行开张的一些事项。刘少白德高望重，一致被推举为银行经理。
在确定银行名称的问题上，讨论很热烈。有人提议，为了区别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和阎锡山的“实业银行”，可叫作“兴县银行”。有的人则认为叫“抗日银行”更响亮，更带革命性；刘少白提议叫“兴县农民银行”。他说：“银行的革命性质，不在名称，而在实际效用。但也要考虑到今后业务的开展。根据目前国民经济的情况，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农民应该是银行业务的主要对象。因此，叫‘兴县农民银行’既可以避免反动派的干扰，又使农民感到亲切，看作是自己的银行。这样，银行就必然会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也只有这样，银行才能站稳脚跟，求得发展，才能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全体与会者十分赞赏刘少白先生的这一见解，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www.xing528.com)
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之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兴县农民银行”正式开张了。这一天非常热闹，银行院内，披红挂绿，张灯结彩，有八路军一二〇师的肖克、彭绍辉、刘仰峤等同志和县长张干丞、公安局长董一飞，“动委会”民运部长朱哲人等。还有阎锡山的晋绥军驻兴代表，东北军的几位军官以及地方上一些知名人士共二十余人，应邀参加了开张典礼。银行操办了三桌酒席，聚餐庆贺。有这样一件事，对我颇深，就是在大家祝贺声中，我们将刘少白亲笔写的“兴县农民银行”的一块大牌子悬挂在大门口。特别是在正屋高大的鲜红油漆柱子上，张贴了刘少白亲自拟写的一副对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这副对联不仅形式醒目，而且内容新颖，文字活泼，引起大家的兴趣。人们赞不绝口，兴县县长张干丞风趣地说：“刘经理不但是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哩。”开展银行业务的另一件大事是要出钞票，而当时纸张和印刷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怎么办？刘少白要求大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定要尽快地印出自己的钞票来。他说：“要解决八路军当前的经济困难，支援前线，非常重要，刻不容绥，必须分秒必争，尽快把票子印出来。”并说：“没有印票纸就用普通的纸代替，没有铜印用石印，没有人刻印版我们自己刻。”就这样对付着把钞票印出来了。然后，为了解决印票子的纸张和器材问题，刘少白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亲自到西安买回了专门印票子的纸张和铜印版。我在“兴县农民银行”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印了三批纸币。第一批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只有两万元，一律是一、二角的小票子；年底印了第二批，计五万元，都是一元一张的；第三批是一九三八年初，计十万元，还款印完，就因为日寇“扫荡”，银行搬迁，耽搁下来了。印票子先是在县城东关印刷厂，用石印机印刷，银行派人监印，然后加盖银行的钢印生效。为了防止伪造，票面含有三个暗号，对外严加保密，在银行也只有刘少白、刘孝先和我三个人知道。后来银行扩大，才搞了铜印版，印刷厂移至“新民工厂”。
小小的兴县农民银行创办不久，钞票的数量又少，质量又差，但是币值比较稳定，在群众中卓有信誉，人们都很称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是与刘少白动脑筋、想办法、苦心经营分不开。
刘经理主张钞票面额要小，便于流通。阎锡山发行的“大花脸”（十元）、“二花脸”（五元）钞票，面额大，群众使用不方便。特别是太原失守后，“阎币”“法币”都不断贬值，威信扫地。而兴县农民银行的币值比较稳定，因此，群众争先前来兑换。这样一来，不仅吸收了外埠资本，而且打开了流通市场。以后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不仅在兴县广为流通，而且在临县、岚县、保德等县，也颇受群众欢迎。
刘少白从多方面注意开源节流，紧缩开支。银行抽出部分资金，发放农业贷款，以刺激和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拨出一部分款项开办纺织厂，办供销合作社。这样，既方便了群众，又加速了资本金的流通和周转，从而保证了货币的稳定。
刘少白经常对我们说：“银行的钱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兴县农民银行的十多万元钞票，大部分都是支付了八路军，解决了军需要急用。一二〇师借款，大多是由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批示，民运部长刘仰峤亲自办理手续，每次两三千元，最多的一次提款一万元。有时银行的现金不够用，就开一张便条，加盖银行印章也可以解决问题，以后再由商店持银行的便条前来兑换现金。小小银行，每天兑款、取款、存款的人络绎不绝，显得非常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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