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筹建背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二〇师领导下的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军队的“晋西政变”后,乘胜向晋西北进军,战胜了阎锡山部下赵承绶的西北师,把阎锡山的军队从五寨、苛兰、兴县、临县、岚县、河曲、保德等地赶跑了。扩大了西北解放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兴县葵家崖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行署主任续范亭,行署副主任牛荫冠。晋绥区党委书记贺龙,副书记林风,组织部长王大成,宣传部长张家富。
一九四〇年二月,晋绥行署如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制定晋西北《六大施政纲领》。决定以原兴县地方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
晋绥革命根据地虽然建立了,但它的周围还被日伪和国民党的军队包围着,它的东南和东北是日伪军,西南是阎锡山的军队,西北是国民党榆林的军队。日伪和国民党的军队,把晋绥边区的军民看成眼中钉、肉中刺,阎锡山恶狠狠地提出了“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消灭八路军”的反动口号。对晋绥边区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使得晋绥边区军民缺吃少穿,处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
为了粉碎日伪和国民党的封锁禁运,晋绥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劳武结合,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敌人对晋绥边区进行封锁的同时,国民党的法币,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山西晋华银行的钞票还在边区流通,控制着边区市场。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发展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了支援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钞票印刷厂。
西北银行建立之前,边区政府派晋绥行署财政处长汤平同志在体育场筹建洪涛印刷厂工作。为了尽快把洪涛印刷厂筹建起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亲自派在他部下工作的李吉宇同志参加筹建工作,还从延安总政政治部调来安德坤同志,从晋西南党委调来李明同志参加筹建。在汤平同志的领导下,经过李吉宇、安德坤、李明等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四日,正式建立了专司印制晋绥边区货币的洪涛印刷厂。
建立地点在兴县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石楞子村。连住人、放机器设备,共占了四五孔窑洞。
(安德坤、阎敬斋、黄伊基)
洪涛印刷厂建立不久,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在兴县县城里,正式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同志特通知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同志给刘少白同志写信,请他参加新政权工作,刘少白担任了西北农民银行的经理。
西北农民银行的任务是:稳定农币,帮助生产,保护法币,对日进行货币斗争,发行西北农民银行钞票,流通于晋绥地区。
(牛荫冠、师育谦)
2.初期生产规模
建厂初期的工人,以阎经斋、马景昌、任直卿等二十来个技术工人为基础。他们原是设在蔡家会的阎锡山晋华银行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在晋西政变时,阎锡山货币印刷厂南逃宜川,半路被一二〇师领导的新军解放过来,进了刚筹备的洪涛印刷厂。他们还带来了设计用的铜版和作版用的石头和四台石印机。
建厂后,最早的厂长是李吉宇。管理方面的人员有:秘书苏义,工务李明,保管兼收发董之新,总务哈太成、安德坤,政治思想工作李明,文化教员王扈,保卫张仁金。
生产方面的人员有:票面设计和制版李凤鸣、马景昌,石印组李巨文、高跃轩、陈松万、武战雷、阎敬斋、赵九如、任直卿;铅印组宋文瀛等二人;完成组赵德海、于绪英。
最初的机器设备有:石印机四台,铅印机两台,其中手摇机一台、脚踏机一台。
时隔不久,上级又调来曹书孔,他带来两台石印机,两个印刷工人。还从部队调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姓魏,一个姓齐。
(阎敬斋、安德坤)
正式印制钞票之前,是为部队印米票、料票、草票。
在兴县石楞子村生产期间,虽然有了一小块根据地,但环境还是困难,整个边区四面楚歌,只有一条很窄的道路从佳县、米脂、绥德通往延安。再加上阎锡山的部队在逃跑之前,把财物都放火烧掉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吃的是一半小米一半黑豆,吃不饱,大家饿肚子干活,生产上很多材料都买不到。就千方百计用代用品。如,没有宣纸就用油光纸代替,没有机油用猪油代替,没有牛皮带用猪皮带代替。还用捡树皮代替桃胶,用纱布代替海绵,用细沙石代替青石等等。发行货币,必须有后备资金,没有资金就用献钱、献粮、献物和扩兵“四大动员”募集的钱作为发行货币的后备。“四大动员”中,群众有献银元的,也有少数献金子的,还有妇女献耳环、手镯的,共筹集了三百万元的资金。
(安德坤、任直卿)
3.在路家南湾
一九四〇年六七月,日寇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直往石楞子村打炮弹,为了洪涛厂的安全,就转移到兴县靠黄河边的毕村。在毕村也待不住,没开工,又向西过黄河转移到陕北神木县的路家南湾村。路家南湾是个小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工厂各个机构设在窑洞里很安宁、很僻静。
(安德坤、阎敬斋、任直卿)
到路家南湾后,又从各县各地区调进来不少人,生产规模有了扩大。这时,生产用的油墨纸张等材料运输是用牲口驮,用的牲口是晋绥边区政府财政局派去的。当时,晋绥边区财政局长李华南,副局长白如冰。
洪涛印刷厂到路家南湾后开始印钞票。最初印的钞票是西北农民银行壹角、贰角、伍角的。开始印钞票印刷材料还是很缺乏,油墨只有两个颜色,黑色和红色。正面印红色,背面印黑色。最初印的钞票上没有印上行长副行长之章,只是打印上晋绥财政处处长汤平的名章。
一九四〇年秋天,西北农民银行和财政处一起,搬到神木县的阎家铺,行长刘少白。一九四一年春,晋绥区党委派狄景襄同志到西北农民银行担任协理。
在路家南湾时,厂长还是李吉宇,副厂长是那文英。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李吉宇同志病故,副厂长那文英升任厂长。秘书刘伯音负责党支部工作。刘伯音调走后,上级派黄×峰任指导员,黄指导员走后又换了王扈。工会主席任直卿,文化教员苏毅。管理方面,工务科长曹书孔,会计科长刘殿功,总务科长张仁金,搞总务工作的还有马平、安德坤。生产方面,石印组马景昌,铅印组李文喜,收发组宋文瀛,完成组赵德海。
票面设计和制版负责人马景昌。
在路家南湾时又增加了两台石印机,一台是从吕梁印刷厂弄来的,另一台是从工卫旅弄来的。
印刷的产品有伍角、壹元、贰元。图案是北京万寿山。壹元的是绿色,贰元的是紫色。在路家南湾生产一个短时期后,道林纸没有了,改用临县生产的麻纸。单层麻纸也不行,又和临县造纸厂研究,生产双层麻纸。
为了防假,在版纹里记得有小米粒那样小的“晋西北”三个字。
(安德坤、顾廷安、降以林、任直卿)
4.背粮
一九四一年六月,因为洪涛厂吃粮紧张,老百姓和厂里工人都没粮食吃,生活非常困难,为解决工人吃饭问题,厂领导组织工人去山西临县等地方背粮食,到黄河边坐船到山西,来回有一百五十来里地。山西虽比陕西地区好一些,但粮食也很缺少,工人跋山涉水背来的都是黑豆。因此,从那时起,工人的伙食以黑豆为主,一点白面也没有。一天三顿干饭是黑豆,吃豆芽菜也是黑豆,还做黑豆豆腐。
虽然生活很艰苦,生产任务却很紧张,全厂的工人干部精神很饱满,为了完成任务,多印钞票,大家你追我赶,组织劳动竞赛,月月出色完成任务。
(降以林、顾廷安)
5.迁移贾家沟
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因路家南湾处在深山里,条件很差,联系工作、交通运输都很不方便。因此,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又转移到神木县的贾家沟村。到贾家沟后,由于生产任务紧,没时间打窑洞。这些窑洞原来都住着老乡,工厂的机器没处放,工人没处住,厂领导就向老乡说明意图,那里的老乡很有觉悟,听说洪涛厂要占他们的房子,就高高兴兴地搬到别处去住了。(https://www.xing528.com)
在贾家沟,厂长还是那文英,工会主席任直卿,政治思想工作黄××,工务科长曹书孔、阎敬斋,会计科长刘殿功,总务科长张仁金,这时正值张仁金六十寿辰,同志们纷纷向他祝寿,贺龙同志还给他送了寿礼。
这时的票面设计和制版由石印组负责。石印组长任直卿,副组长马景昌,铅印组长宋文瀛,完成组长赵德海。
印刷的产品还是西北农民币,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贰元、叁元、伍元和拾元。
石印机发展到十几台,其中有两台专供制版用。铅印机发展到五六台。
全厂共有一百多人。
在贾家沟时,为了保证工厂的安全,贺龙师长专门派来一排战士,保卫洪涛印刷厂。
为了活跃职工生活,洪涛印刷厂建立了俱乐部。一九四二年还在天台山演出了六天戏,有京剧、晋剧。剧目有《打渔杀家》《八大锤》《反徐州》等。
(降以林、顾廷安、刘树元、阎敬斋)
一九四二年秋天,实行精兵简政,西北农民银行和晋西北贸易局合并,牛荫冠任西北农民银行经理兼贸易局长,狄景襄、王磊任西北农民银行副经理兼贸易局副局长。
一九四三年,那文英调到晋绥行署,张静山接任厂长。指导员刘仲明。这年马景昌因成绩突击、贡献较大,出席了边区群英会。一九四四年张静山调离洪涛厂,李生忠由晋绥边区财政处长白如冰介绍,来洪涛厂接任厂长。
一九四四年降以林在贾家沟加入共产党,那时党的组织活动不公开,开会都是晚上七点来钟在山沟里秘密进行。这时的工会除了主要抓生活和文体活动外,还配合行政抓生产、搞竞赛。降以林曾是工会的生活部长。
一九四四年,边区政府在神木县的宽堂村召开群英会,洪涛厂选派生产成绩好的降以林和阎敬斋同志出席了这次群英会。
(阎敬斋、降以林)
6.返回晋西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洪涛厂从贾家沟转移到山西省兴县的杨家坡村,住在一个地主的四合院里,都是修的窑洞,很宽绰,很安静,也很安全,飞机来了都不怕。
为了扩大生产,一九四五年九月,厂领导派顾廷安、曹书孔、阎敬斋、李文喜等同志到张家口接上石印机和印刷材料。他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路过同蒲路,经过五台山,沿代县、崞县的路线,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用二十多头牲口驮回来八台石印机,其中有一台大石印机。从此,洪涛印刷厂第一次有了大石印机。顾廷安等同志还通过机器的拆卸安装学会了使用大石印机的技术。
这时,厂长还是李生忠,副厂长是阎清云,工务科长先后是马景昌、曹书孔、高志功。总务科长王明义。生产地点小石印在四合院的南屋,大石印在东屋,铅印元盘机在北屋,完成在西屋。
全厂的机器有:小石印机二十多台,铅印机十几台,大石印机一台。因为当时没有开动大石印机的动力,开始使用大石印机时是用两匹马拉。
到杨家坡后,形势在一天天好转,解放区在一天天扩大,需要的票子也一天天增多。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洪涛印刷厂的生产一天天紧张。每天开两班,每班十多个小时,连轴转,白班还没下班,上夜班的就来了。在窑洞里干活,光照条件差,就点麻油灯,有时也点蜡,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休息大礼拜。那时,生产竞赛搞得热热闹闹,谁也不甘心落后。一个班生产指标八百张,作废千分之一点二。同志们为了多生产,在工房里,在机器边吃饭。每个机台两个人,一个师傅,一个徒弟,师傅看机器印刷,徒弟领纸、摇石印把子。
(降以林)
由于杨家坡距离银行和专署较远,洪涛厂去联系工作,还要走二十五里路,而且还要翻两座山、跨一道沟,很不方便。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洪涛厂又迁到陈家沟底。这时的厂长还是李生忠,副厂长还是阎清云。指导员刘仲明。到陈家沟底后,照明和动力都有了电,大石印也用电作动力了。
7.建立分厂
随着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李生忠带领一批懂得各种技术和管理知识的骨干去临汾先后在候村、朱元村建立分厂。
这时,设在陈家沟底的总厂,厂长是阎清云,工务科科长任直卿,总务科长杨明义,会计科长×××,铅印车间主任宋文瀛,完成车间主任赵德海,副主任高志功。全厂有五百来人。
洪涛印刷厂临汾分厂刚建立时,厂长李生忠,副厂长张德胜,指导员刘仲明。管理方面,工务曹书孔,石印降以林等二人。铅印崔候仲等二人,完成王世明、冯振基。会计刘殿功、李桂包。材料杨世才。
机器是到临汾、运城和其他地方接收来的,共十来台。开始有骨干人员二十来人,后发展到二百来人。
分厂的生产机构有:制版室主任降以林,石印车间主任降以林,收发车间、完成车间。
临汾分厂印刷的产品是西北农民币。
一九四八年秋,洪涛印刷厂抽出一半人去了西安。任直卿同志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宋文瀛。
一九四九年二月,洪涛印刷厂、陈家沟底的总厂和临汾的分厂分别向西渡过黄河,最后在陕西省的韩城合并起来。一九四九年三月开始印刷中国人民银行拾元的票子。
8.胜利结束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为晋绥边区革命印钞事业做出宝贵贡献的洪涛厂的广大工人干部,胜利结束了洪涛厂的印刷工作,带着多年养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有的到了西北区财政部,有的到了西北分行,有的到了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李生忠、马景昌、曹书孔、顾庭安等大部分同志到了刚成立的陕西省财政厅印刷厂,继续从事税票、布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刷工作。
(降以林、阎太成、张高升)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牺盟会”掌握了兴县政权。为了松动银根,增加流通筹码,成立了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名为阎锡山银行和法币的兑换券,实际上,当时动员有钱出钱,捐献抗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金银首饰和大宗银币作为发行基金,以此为后盾发行兴县农民币。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后,中共晋西区党委迁到兴县。大约在一九四〇年一二月间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在行署财政处的领导下,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因此,西北农民银行是随着政权的变更,由兴县农民银行演变过来的,前后的银行经理都是由兴县开明士绅刘少白先生担任。原兴县农民银行筹集的银元等硬通货仍然保留下来,作为西北农民银行货币发行的基金。
行署财政处长汤平,协助他具体管理银行工作的是江苏人左奇。银行经理还是刘少白,一九四一年春,晋绥区党委派狄景襄同志到西北农民银行担任协理,一九四二年秋,银行和贸易总局合并,局长牛荫冠兼银行经理。狄景襄仍任银行协理兼任晋绥贸易总局副局长。一九四二年底,派王磊同志任副局长兼副行长。这时银行对外的名义虽然存在,但实际上变成了贸易总局的一个银行业务科,由黄伊基同志负责,各分行也合并到贸易分局。
印制发行货币都是财政处和晋绥军区商定的。开始只印刷和发行伍角、壹角、贰角票。由于西北缺乏印钞纸张,请晋察冀边区印刷厂代印壹圆票,由部队的战士分别通过封锁线带回交给银行接收。银行发现与洪涛印刷厂所印钞票有一字之错,即多印一个“晋”字,把“西北农民银行”印成了“晋西北农民银行”。为此,蘸油墨把那个“晋”字涂掉才发行。以后又增发过贰元票,都是由财政处设在路家南湾的洪涛印刷厂印制的。钞票上的图案有树,还有工农兵、拖拉机等,花纹里还印有银行全称的暗记。
钞票发行的背景就是解决部队干部战士每月一元五角的津贴,向群众购买零星生活用品以及公私商业交易必不可少的支付之用。
(本文根据牛荫冠、王磊、狄景襄、傅德胜同志提供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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