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县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初期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中心和依托。是贺龙领导的一二〇师司令部的驻地。
在兴县农民银行建立之前，市面上流通着阎锡山银行发行的“花脸票”（因票面模糊，质量低劣，人称“花脸票”。十元券叫“大花脸”，五元券叫“二花脸”，一元券叫“三花脸”）。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地的经济要发展，抗日的军队要扩大，为了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的困难，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进步民主人士刘少白根据党的指示和抗日战争的需要，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兴县城内孙府前面的一个院子里，召开了有牛友兰、刘训三、张干丞、朱哲人等人参加的首次银行董事会，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由刘少白同志任银行经理。银行的工作很简单，保管人、出纳、总务和会计等六人，人员有刘少白、牛何之、刘孝先、杨怀仁、白汗三、李绍春等，另有三名警卫，保护安全。
银行成立后，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印票子。因为银行刚建立，什么都没有，印票子很困难。刘少白鼓励同志们说：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快出票子，越快越好，八路军急需用钱，政府急需用钱，农民急需用钱。
银行的同志都非常着急，工作异常紧张。为了快出票子，牛何之、刘孝先、白汗三共同研究，承担票子的设计工作，每个人都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边设计、边研究、边修改。设计的票样批准后，请一位会刻章子的工人进行雕刻，然后制版。为了保密、防假，制版时还作了三个暗号。
印版做好后，带到兴县城东关的一个书铺里去印刷，那里只有一台石印机，两个印刷工人，印刷时，兴县银行的同志轮流去监印，印好后，一百张一扎捆，当即拿回银行。然后，由银行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地加印银行专用章。因为银行人员少，又急需发行，全体人员都出动，刘少白经理也同大家一起打印“银行专用章”。因为是用手一张一张的打，同志们手上常常磨出血泡，但谁也不吭声，不叫苦。
刘经理对制版、印刷要求很严，手续很完备，不允许有丝毫马虎。虽然人员少，但秩序井然，效率很高。银行开办月余就印出了第一批票子，一角的一万元，二角的一万元，一元的一万元，共计三万元。一九三八年春节后，又印出了第二批，共计五万元。因为找不到像样的纸张，这两批票子用的都是很粗糙的纸，和信封纸差不多。为解决纸张困难，一九三八年五月，刘经理亲自专程到陕西省西安市买回一批专供印票子的张纸，又白又亮，还有铜印。紧接着又印出了第三批七万元。
兴县农民银行票子的发行，大部分是解决一二〇师的军急需，还通过借贷方式，解决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投放市场流通。因为兴县农民银行币是边区自己的钞票，而且面额较小，流通方便，虽然质量较差，但信誉很好，解决了问题。群众非常拥护“农币”，争先兑换“农币”。农币不仅在当地流通，而且在临县、岚县、保德一带也通过（行）；不仅八路军使用它，而且阎锡山的军队、东北军也使用它。由于“农币”威信提高，迫使阎锡山晋华银行的票子不断贬值。(www.xing528.com)
对兴县农民银行印制和发行“农币”的作用，党政军的负责同志都看在眼里。兴县张干丞县长及其他的领导同志一再对银行工作提出表扬。驻兴县八路军一二〇师首长贺龙、肖克、彭绍辉等都曾亲自来银行看望同志们，对银行的货币印制和发行工作进行称赞、鼓励。民运部长刘亚球同志为加强银行的保卫工作，还给银行送来枪弹。所有这些，都激励着兴县农民银行的同志把“农币”的印制和发行工作搞得更好。
（牛何之、崔海明）
兴县农民银行职工的待遇是很低的，银行初创时，一律不发工资，每人每月只有两元伙食费。到了一九三八年以后，才增加为八元月薪，经理稍高一点也只有十五元。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进行扫荡，形势相当紧张，兴县农民银行全体职工连夜清点银元、钞票，整理账簿、表册，登记打包，将全部资产装入“七九”子弹箱伪装押运出城，向距城九十里的东山转移，暂住在牺盟会区长王直家里。这里地势偏僻，地形险要，是理想的隐蔽地点，在兴县农民银行刚刚离开县城时，一股日军袭来，情况危急，八路军当即派遣了志丹大队一个连渡河支援，将日军击溃，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大约二十天后，银行又搬回兴县县城。
（《山西金融》《金融志史料专辑》，1983年（2））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生了阎锡山的反动军队进攻革命军队，破坏抗日团体的“十二月政变”，兴县农银行又转移到黄河西岸的盘塘避乱。十二月政变被粉碎，时局稳定后，又转回兴县城，直至西北农银行成立。
（牛荫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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