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光华印刷厂的建立及设备来源

1.筹建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们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步步退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重担，落在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红军和工农群众肩上。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事变，使国共合作出现了新局面，国民党的东北军，让出了延安、甘泉、合水、庆阳四个县。中央决定党、政机关从志丹迁往延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随中央机关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到了延安城。西北分行所属财经印刷所与银行住在一起。到延安后因敌人轰炸，就搬到清凉山，继续印刷西北分行货币。

“一九三七年九月，党中央决定将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部门。”“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奉命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财政部长兼西北分行行长林伯渠同志调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边区政府任命我为财政厅长和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摘引《曹菊如文稿》第30、31页）

“一九三七年底，中央认为有成立一个公营商店的必要，办理内外贸易，解决边区的军需民用。”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光华商店。划归边区银行领导，余建新任经理，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在一些重要地区均设立了光华商店分店。”

“国共合作抗战协议中规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的定员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

（摘引《曹菊如文稿》第32页）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专门从事边币印刷工作的财政印刷所奉命合并到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中央印刷厂直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后改由中行部领导。

中央印刷厂成立初期，厂长祝志澄，副厂长朱华民，下设工务科、总务科、校对科、排字科及印部、铅印部、装订部、机修部和铸字纸型组。

中央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厂三日刊的《新华报》，后来改为《解放日报》，还印刷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央文件和时事手册等。

（李长彬）

“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之初，边区市场全部流通法币，而法币的主币居多，面额较大。辅币异常缺乏，找零极为不便，群众被迫以邮票代辅币使用。为了适应需要，便利市场交易，经边区政府批准，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

（摘引《曹菊如文稿》第33页）

一九三八年夏天，中央印刷厂石印部开始印刷“光华商店代价券”。石印部主任李长彬，辅币的设计人员高秉仁，写字人员高秉义，雕刻人员商伯衡，制版人员高秉仁。“光华商店代价券”用石印印刷。最早印刷的“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随后又印刷了面额柒角伍分的一种。这种辅币与法币同流于边区市场，比价为一比一。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为其妥协投降做准备，在边区制造军事摩擦，并少拨按规定应拨付的军事费用。边区政府为应付这一突然事变，决定以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名义，印制面额壹元的主币，在必要时发行。”

（摘引《曹菊如文稿》第33页）

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日趋恶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秔战军民的财政日益困难，国民党不但停止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而且还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战军民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以印制边币，供应边区军需民用为根本任务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在延安新市场孤魂沟着手筹建。

2.建立初期

陕甘宁边政府和银行确定建立边区货币印刷厂后，通过各级领导机关，向陕甘宁边区各个单位广泛征调印刷技术人员和青年工人。

一九四〇年十月八、九日，中央印刷厂石印部的技术骨干高秉仁、高秉义、沈信祥、赵楚、商伯衡、高广成、张继昌等同志最早到达延安新市场孤魂沟光华印刷厂。他们首先清理厂址，雇用当地居民挖窑洞，并从中央印刷厂向光华印刷厂运送机器。

（沈信祥、肖煌）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从抗大调来的肖煌、江琳、王慎、杜志学等同志来到光华印刷厂。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党校组训班范耀武、吴志正等同志和马列学院的路俊耀、薛正国等同志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文化用品社的曹承宗、师兆祥、王洪涛、孟立贞、丁立智、吴宗林、韩培凡、焦力人、石显君、马德仁、李万玉等十多人，也应调来到光华印刷厂。

此外，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牛牧野，鲁迅艺术学院的孙帮达、鲁明，八路军印刷厂的范培才、崔文彦、王国春、彭林和晋西北的薛兆林、张淑华等，也调到光华印刷厂。

光华印刷厂建立初期，形成了三十多人的骨干队伍。第一任厂长是曹承宗，副厂长高秉仁，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沈信祥，工务科长高秉义，负责生产调度和材料管理；保管科长师兆祥，负责发放印刷用纸，收回成品、半成品；会计科长王洪涛；总务科长芦俊义；木工组高广成、石显君（肖煌、欲信祥、江琳）。铜版雕刻商伯衡；票面设计高秉仁；制版高秉仁、范耀武、王慎、薛兆林；石印范耀武、沈信祥、王慎、赵楚、肖煌、孟立贞、吴宗林、丁立智、张继昌、孙邦达、阎树亭等；铅印雷达天、江琳、杨满仓、王福林；完成马德仁、张淑华，以后又吸收一些家属参加点票、检查号码和封包工作。

最早的设备有从中央印刷厂带来的二、三台石印机，从八路军印刷厂带来的两台石印机。铅印号码机两台。

因为边区急需钞票，光华印刷厂边建设边生产，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就赶印柒角伍份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并设计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主币壹元券，制版后没印刷，何时印刷听周副主席的召唤。最早印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券，有壹角、贰角和伍角几种。

（肖煌、马正义、沈信祥）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边区政府作出决定，由边区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

一九四一年六月，光华印刷厂石印机发展到十二台，铅印号码机两台，全厂人数达到七十来人。

（肖煌、马正义）

3.艰苦生活

光华印刷厂所在地的延安城外的孤魂沟，历来是埋死人的地方，乔木丛丛，野草莽莽，偏僻荒凉。刚建厂时，没有几孔窑洞，工人干部的生活艰苦清贫。有一天夜里，四点来钟，石印工人肖煌和孟立贞下夜班回宿舍睡觉，两个人把工房的灯灭掉，关好工房门，一边说笑一边往宿舍走。走着走着孟立贞觉得很饿，就和肖煌说了一声回厂到厨房里找东西吃，孟立贞走后，肖煌站在山坡上挖的平台等他。这时，山沟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从光华厂的豆腐房那边亮起两盏蓝绿色的灯光。那时，孤魂沟根本没有电灯，那是什么东西呢？肖煌心里嘀咕着，再看时，那峡谷两个蓝绿的圆光还在活动，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肖煌不知是什么东西，心里感到阴森可怕，后来，两个圆光停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孟立贞从厨房出来，肖煌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说给孟立贞，两个人就回宿舍去了。第二天，肖煌到原来的地方一看，只见地上有一个个的梅花印，这才知道昨天夜里看见的是一只出来寻食的豹子。

光华印刷厂成立的年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时候。因此，光华印刷厂工人和干部的生活就非常艰难，那时，光华印刷厂实行的是供给制，每人每天给××斤粮、××钱油、×盐。一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稍后一些时候，边区物资供应更紧张了，把一年一套单衣改为两年一套单衣，虽然管伙食的红军干部李万玉老汉想办法做豆腐、养猪，调节了工人干部的伙食，但仍然改变不了困难的处境。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吃不饱肚子，青年人就更感不够吃。同志们身上穿的就一身单衣没有替换，生产又很忙，上班穿下班也穿，穿不到一年连袖子都磨掉了。鞋也很紧张，上级没那么多鞋子发给，多数同志都是自己来厂时穿来的那双鞋，穿破了就没得换了，实在没有办法，有的同志就用搅机器用的破皮带钉把当鞋穿。有的人感到困难得待不住了，曾闹着要回家。

一九四二年临近春节的时候，有一天，孟立贞在石印机上摇了一夜石印把子，下了班又累又困又饿，想吃点东西，没地方去找，就在草垫子上饿了一天。正在这时候，孟立贞的父亲从老家韩城来延安卖年画，顺便到光华印刷厂来看儿子。孟立贞连自己也吃不到饭，哪里有东西给父亲吃，父亲看着孟立贞为难的样子很心疼，待了一会儿没吃饭就回去了。孟立贞思前想后，觉得对不起父亲，难过地坐在打谷场上直哭。年仅十八岁的孟立贞，心里一时想不通。很自然地想起了父亲以前对自己的教诲。

那是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带着部队到孟立贞的家乡——韩城，孟立贞的父亲，经过大半辈子兵乱，什么样的军队都见过，可是从来还没见过像八路军这样好的军队。他们和老百姓一样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和老百姓一样辛勤，他们憎恨敌人，爱护人民，真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父亲语重心长的地对孟立贞说：长大了要当八路军。父亲的话，在孟立贞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真的按照父亲的希望参加了革命工作。

孟立贞来光华印刷厂，思想上有了吃苦的准备，可是他没想到会苦到这种程度，自己的父亲远路来看望，连顿饭也管不起，心里难过得不知怎样好，因此，一个人在打谷上哭。

哭声传到了范耀武同志的耳朵里，老范把孟立贞叫到办公室，问清了事情原由，对孟立贞进行安慰，他亲兄弟似的耐心向孟立贞讲述革命者的苦乐观，讲述先苦后乐的道理，鼓励孟立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干好工作。最后，范耀武同志看到孟立贞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子，就把女友用女式衣服为自己改做的衣服送给了孟立贞。孟立贞从老范的话里懂得了当一个革命者如何对待困难的道理，感受到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脸上的愁容消失了，心里高兴了，取消了回家的念头，坚定了干好工作的信心。

（肖煌、孟立贞）

4.克服生产困难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不仅使边区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而且也使生产工作出现了很大困难。印刷厂刚印刷钞票的时候，用的是道林纸，因为从敌占区买不进来，道林纸用了一个时期就没有了。为了解决印刷用纸问题，陕甘宁边区专门建立了造纸厂，用当时出产的马莲草和羊毛造纸，这种纸很不容易造出来，拿到石印机上一试，因太厚，不能使用，为此，又想办法把厚纸压薄压平再拿到石印机上印刷，经过压薄后，厚度比原先减了一些，但还是比道林纸厚得多，也很粗糙，在石印机上印刷，对石头版磨损得很厉害，一块石头版印不了多长时间，就磨薄了，不能用了。为了解决石头版的问题，经过试验，用水泥托在石头版下边加厚来使用。然而，因水泥质地太脆，用不了几次，水泥就断裂了，这样一块一块损坏了不少石头印版。这些石印版都是从德国、日本进口，解放区用外汇买到光华印刷厂来的。敌人封锁后，石头版买不进来，没有办法，就用当地石头制版印刷。当地的石头版质量太差，也是印不了多少活就不能用了，还要想别的办法。

当时的困难很大，但是，工人干部克服困难的精神很旺，生产干劲很足。

一九四二年，石印机已经发展到十七台，铅印号码机还是两台。这一年，印刷的钞票是陕甘宁边区贸易流通券，面额有伍元、拾元两种。因为任务要得紧，生产上开昼夜两班，印完后暂不发行，放在库里存起来，什么时候发行听中央的通知。经过工人干部的共同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完成了生产任务。

（马正义）

5.丰富的精神生活

光华印刷厂的政治思想工作及工会青年团的工作，都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每逢一、三、五进行政治学习，二、四、六进行文体活动。

政治学习分高级组和初级组。高级组到延安北门外大边沟的中央党校听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和哲学报告等等；初级组由领导成员讲课或组织学习。学习成绩张榜公布，对学习好的同志公开表扬。一时学习较差或榜上无名的人对比学习好的同志，感到脸上无光，自己就坐不住了，要求自己把学习赶上去，在干部工人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对提高思想和文化素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于工务科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结合生产进行，在当时的艰苦革命年代，生产任务经常都是很艰巨的，而且物质条件、技术条件欠缺，每一次生产任务下来，都结合每项具体工作做好动员，向大家讲清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要求每个人用饱满的精神对待生产工作，开展劳动竞赛，团结一心地克服困难，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党员在群众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党支部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生产工作学习中起模范作用，而且要求党员在和群众一起活动中，考察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工作情绪，随时随地做好思想工作。党员做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和群众交朋友，那时，每一个党员至少都要交一个非党朋友，通过交朋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团结群众共同搞好光华厂的各项工作。

工会负责全厂的文娱体育活动，配合总务部门搞好伙食，与行政部门一起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光华厂的文体活动，常年坚持不断，每逢二、四、六都组织活动，如唱歌、演戏、打球等，周末组织文娱晚会，每逢大的纪念日，都组织报告会或纪念活动。

由于光华印刷厂常年注重政治思想工作，常年注重工人干部的学习，常年注重文娱体育活动，再加上艰苦条件的磨炼，使广大工人干部养成了积极、进取、不怕困难、团结一心、紧张活泼的良好风气；培养了干部与干部、上级与下级、党员与群众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尤其是光华厂的党支部领导成员，虽然几经更换，但这一些人，始终坚持学习，并自觉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开会时，互相争论，常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会后，还是互相支持，互相关怀。他们思想扎实，作风纯正，没发现哪个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给光华厂的党员和工人群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师兆祥、肖煌）

6.开荒

一九四二年，光华印刷厂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起来，到延安城南四十多里的客来沟开荒，客来沟环境很美，山上是灌木丛林，河里是芦苇、水草。那年共开垦荒地一百多亩，种粮近百亩，种菜十多亩。与此同时，把工厂周围的闲地和山坡也都种上蔬菜，大家拿着铁锨和镐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刨地的刨地，播种的播种，浇水的浇水，大家高高兴兴，说说笑笑。种的蔬菜有白菜、萝卜、芫荽、韭菜、西红柿、南瓜、大葱等等。

因为光华印刷厂的很多工人来自农村，开荒种地有不少能手。如马正义同志，干农活有很多门道。他干起农活来又快又利索，姿势也好看。他还会很多农谚，什么“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什么“冰凌响，萝卜长”等等。他自己干得好，指挥别人的办法也是一套一套的。

延安那地方土好，把种子种上，只要有水浇，就长得很好。每年都种粮种菜，每年都收获很多，生产的蔬菜全部交给食堂，改善大家的伙食。

除去开荒种地外，厂里还养猪，逢年过节，杀个猪，让大家能吃上肉。杀猪，光华印刷厂也有能人，吴宗林就是一个。每次杀猪都是他的拿手差事。他把袖子一挽，一个大猪一会儿就拾掇得干干净净。

由于光华印刷厂开荒种地搞得好，保证了每人每日五钱油、五钱盐、一斤半菜、二两肉。改善了职工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肖煌、师兆祥）

7.文体活动

光华印刷厂重视在工人干部中开展文体活动，业余生活很活跃，体育活动有打乒乓球、打排球，更多的是打篮球。由于厂里经常组织体育活动，各项活动，特别是打篮球有一定的水平，王慎和江琳等同志曾代表光华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中央印刷厂等单位的工人，组织了边区第一个工人代表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运动会。比赛时，朱总司令当啦啦队长，给工人代表队鼓劲、加油。那次运动会还拍了电影。

再一项文娱活动，是参加边区政府组织的业务剧团。剧团团长是甘露，有一次演出《母与子》，江琳演主角，甘露演儿子。下了白班就去排练，最后在参议会礼堂正式演出。

（江琳）

为把文娱活动开展的更活跃、更经常，一九四三年成立了秧歌队，除平常在厂里开展活动外，每年春节到中央驻地，给中央首长拜年，并演出自己编排的文娱节目，有唱歌、有跳舞，还有歌舞结合的秧歌剧。徐老、林老、王稼祥、贺老总、叶帅、少奇都看过演出，毛主席、周副主席每次都看。每次演出后，中央首长都热情招待演出队的同志们。周副主席还亲自给端饭倒茶。大家围着圆桌会餐，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有一次，周副主席还给同志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春节陕甘宁边区银行张定繁同志负责带队到杨家岭会议室外边的坪子上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送锦旗、拜年。张定繁同志念完祝词，乐队指挥肖煌同志因犯寒腿病，疼得走不了路，还是赶到了。张定繁同志生怕没有乐队指挥演出砸锅，急得不知怎么好。徐景君同志得知肖煌腿疼的消息，很快拿来一缸子（水碗）虎骨酒。肖煌也非常着急，为止住腿疼，指挥乐队演出，咕嘟咕嘟一下子全喝下去了。以为喝了虎骨酒腿就不疼了，不料想疼得更厉害了。如果肖煌去不成，那演出就真的砸锅了，肖煌忍疼坚持要去，走不了路，就让陶世俊、杨林山等同志把肖煌从山坡上背下来，然后扶到马背上，用马把肖煌驮到演出地点。张定繁同志看到肖煌来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演出过程中，肖煌的腿仍疼得厉害，张定繁生怕肖煌坚持不住，不时问“怎么样”？肖煌深知坚持不住的后果，他咬着牙坚持指挥。

那次演出，看的人很多，除中央首长、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老乡，演出地的周围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在杨家岭演完后，紧跟着到联防司令部给贺老总等军队领导同志们演出，之后，又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给朱老总、彭老总及军部其他领导同志们演出。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把节目演完。这时，肖煌再也坚持不住了，这才进了医院治疗。

（马正义、肖煌）(www.xing528.com)

8.欢迎毛主席重庆谈判归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期遭受侵略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然而，美蒋反动派早已打定主意要消灭共产党，开始发动对解放区的局部进攻，并准备大规模的内战。但是，美蒋反动派又害怕革命力量的强大和全中国、全世界民主舆论谴责，因此，一再玩弄“和谈”阴谋，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中共中央为粉碎美蒋反动派的阴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派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光华印刷厂广大工人干部，工作、生活在中央所在地，很多同志都亲眼看到过毛主席、周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不少人还参加过给中央首长拜年和文娱演出活动，对中央领导有着深厚的感情。毛主席率代表团去重庆，很多人都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担心，有的甚至急得直哭。中央领导同志对光华厂的工人干部非常关怀，经常过问光华厂的生产、生活状况。周副主席知道光华厂纸张有困难，在去重庆谈判期间，工作那么忙，还通过关系给光华厂买了道林纸，派飞机运到延安飞机场。让光华厂再组织力量从机场运回厂内。代表团在重庆谈判，光华厂工人干部日日挂念，盼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早日谈判成功，安全返回。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主席回到延安，光华厂的工人干部同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一样，兴高采烈地庆祝毛主席胜利归来。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举行晚会，庆祝重庆谈判胜利，欢迎毛主席归来。那时，鲁艺等专业文艺团体都到外地去了，就组织业余文艺队伍演出，上级用电话找到金紫光、肖煌、姚笛、钟林和李博等各单位的业余文艺骨干，很快把业余文艺队伍组织起来到党中央驻地进行了演出。演出的节目共有四个，第一个是《大腰鼓》，第二个是《兄弟开荒》，第三个是《大提琴独奏》，第四个是《黄河大合唱》。节目演出得很成功，气氛很热烈。演出后，中央设宴招待全体演员、伴奏及舞台工作人员。中央领导同志特别嘱咐多加几个菜，把红军长征时带来的“发菜”都拿出来。

（肖煌、孟立贞、马正义）

9.从延安到志丹

一九四六年六月，美蒋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蠢蠢欲动，延安的安全受到威胁。党中央和西北局作出决定，让陕甘宁边区银行金库、贸易公司、光华印刷厂等单位先行转移到志丹城。

按照上级的指示，光华印刷厂的广大工人干部很快拆卸了机器，连同各种印刷材料、成品、半成品装了箱，用毛驴驮走，人员步行与驮队一齐走，从延安走九十华里，先到西河湖，路过康家沟，又走九十华里到志丹，住在原红军大学的旧址。到达目的地后，工人干部齐动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准备就绪，安上了机器，开始了生产。由于形势紧急，一方面需要加紧生产，快出产品，一方面需要保卫工厂安全。吴宗林同志自告奋勇负责工厂的安全保卫工作，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保卫工厂很重要，同意并积极支持吴宗林同志的工作。当时工人干部每人发一支枪，上班时放下枪搞生产，下了班拿起枪搞军事训练。一旦敌人来了就拿起枪武力保卫工厂。

（肖煌、孟立贞）

范耀武同志早在一九四四年被民主选举为光华印刷厂厂长，到志丹后范耀武同志仍为厂长，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是师兆祥同志，工会主席是肖煌同志，工务科长是薛兆林同志。因为敌情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封锁得厉害，印刷材料越来越困难，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为解决印刷材料问题，上级派范耀武同志亲自去晋西北，通过晋西北印刷厂，从敌占区购进纸张、油墨、甘油等印刷材料。在范耀武同志离厂期间，上级委派师兆祥同志代行厂长职务。为了加强制版技术力量，肖煌、孟立贞调到制版室工作。印刷的产品是陕甘宁边区贸易流通券，面额是伍元和拾元。

为了随时掌握敌情，保证工厂安全，师兆祥和肖煌等工厂的领导骨干每天到县委去看《参考消息》，根据敌情变化，安排光华厂的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

（肖煌）

刚从延安转移到志丹时，生活很困难，没有菜吃，当时领导组织人上山挖野葱、野百合花、苦苦菜、灰灰菜、线菜等当菜吃。

党支部对伙食很关心，有一次开支部委员会，师兆祥同志说：最近有个情况不太妙，伙食差啦，虽花钱买了猪，要养大还得过一段时间，得想办法把伙食搞好点。

负责伙食工作的老红军干部李万玉老汉，平时不吭不哈，天天为光华厂的伙食费心操劳。到志丹后，蔬菜没有了，他想起在延安时种的西红柿，撤离延安时已长小柿子了，如果不被敌人发现，到了该吃的时候了。于是，他带上两个同志和几头毛驴，走小路，抄近道，边侦察边摸索着去收摘西红柿。到了种西红柿的地，西红柿果真长大了，他们把西红柿摘下来，用毛驴驮回，吃了一段时间，后边的菜地也接上了。

（肖煌）

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新华书店合并到光华印刷厂，并带来三四台石印机。

（张慕明）

一九四七年春节，志丹一带安定一些了。为了欢庆春节，光华印刷厂搞了几天秧歌活动，还编了反对封建迷信的秧歌剧《全家福》进行演出，肖煌同志的爱人姜清云同志扮演接生婆。

（肖煌）

10.曲折的行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为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第二天，上级党委书记马希武同志派通讯员给光华印刷厂下达了撤离志丹的命令，命令大意是：我军撤离延安，军事情况变化很大。马辉的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志丹方向进逼，接到命令，立即转移。

光会印刷厂的领导同志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很可能是奔陕甘宁边区银行和光华印刷厂来了。因为光华厂是专门印钞的单位，一向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而且陕甘宁边区银行和光华印刷厂在一起，保存着金银财宝，所以，光华印刷厂决定立即转移。在接到命令的当天上午就做了转移的动员，下午整理材料、拆卸机器装箱。正要出发时，厂长范耀武同志回到厂里。范耀武同志带少数人打前站，为转移队伍开路。师兆祥、肖煌等同志随大队一块走，马正义同志负责带一个武装排七个驮子，孟立贞同志负责带家属，一切准备就绪后，光华印刷厂和边区银行、贸易公司一起，走上了转移的路。

离开了志丹城。第一站到了离志丹二十五华里的富寒崾崄的一个小村里，把机器、材料暂时存放在山洞里，停了两三天，又继续转移，路过安塞的真武洞，穿过离敌人据点不到二十华里的公路，到了子长县（瓦窑堡）附近。因为县城里有敌人，就从子长县城外迂回过去。走到半路上，孟立贞带的家属队没吃的了，就向贸易公司要了两件土产作为饭钱。队伍连续昼夜行军两三天，人们又饿又困又乏，有的人走着路就打起呼噜来了。

自从队伍过了子长县，就摸不着敌情了，领导派肖煌同志参加打前站。有一天，吴宗林在队伍后边做保护工作，队伍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敌机来轰炸，炸死了数头骡子，有些女同志吓得直喊叫，薛兆林的爱人张淑华自动做保护工作，把骡子驮的东西，组织大家分担，东西没受一点损失。

队伍走清涧地区，听说国民党廖耀湘占了清涧，又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路过店子沟，到了杜家圪台。为了光华厂的安全，范耀武、肖煌、孟立贞、马正义等同志在村口上瞭望，突然，发现远处来了两个人。马正义对范耀武说，你快走。范耀武说，那不行。眼看着来人越走越近，孟立贞猛地一喊：“干什么的？”那两个人没吱声，孟立贞又喊道：“不回答我就开枪啦！”那两个人急忙回答说：“我们是宣抚来啦。”革命队伍中根本没有听过宣抚这个词，就问肖煌什么是宣抚？肖煌：“他们是国民党。”孟立贞猛地拿出一颗手榴弹扔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响。这时，清涧县游击队也在山上发现敌人，也冲过来向敌人打枪，敌以为被包围了，就慌忙逃跑了。

11.保护铜版

把敌人打跑后，大家认真分析了敌情，判定是敌人来侦察了，很可能有被包围的危险，决定立即转移。为了保护光华厂的重要技术资料，组织上找到肖煌说，杜家圪台西面的清涧、绥德、无定河边、韩家沟都有敌人，队伍转移困难很大，你把铜版背上，与大队分开行动。只要你安全突出去，把铜版保护好，就是工厂没有了，仍然可以组织人设计、制版、印刷。肖煌同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为了行动方便，领导给肖煌派了个通讯员马成祖。

组织上向肖煌交代完任务，迅速组织工人干部把机器、材料坚壁起来，就转移了。这时，各单位都隐蔽的隐蔽，转移的转移了，村里的老乡也都跑了。

肖煌背着沉重的资料和马成祖一起向外围转移，走着走着，从山头上跑过来一头失散了的毛驴，他俩把毛驴拉过来说，这不定是哪个老乡的驴丢了，我们先借用一下，事后再想办法找到老乡送还。肖煌把铜版等资料放到驴背上，马成祖的前边侦察，摸索着往外走。

光华印刷厂的大队，离开杜家圪台，越走形势越紧张。领导方面为了保护家属，也为了缩小大队的目标，动员家属留在老百姓家里。可是，老百姓也要东奔西走，躲躲藏藏，连自己的安全也无保证，怕家属出问题，因此都愿意拿出粮食和牲口帮助大队把家属带走。

肖煌和马成祖，多次突围也没成功出去，他们已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走着走着看到一家人家。肖煌对马成祖说，你看着驴，我去要点东西吃。肖煌到老乡家，要了两个黑面馍馍。肖煌回来一看，马成祖不见了，肖煌向远处一看，马成祖正向半山坡跑。肖煌生怕马成祖被敌人捉住工厂出问题，就拼命把马成祖追回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肖煌和马成祖一人吃一个黑馍馍，继续向外冲。他们转来转去，又和大队走到一起了。虽然最终没有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但是他们保护的重要技术资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2.东渡黄河

转移的队伍来到苏家河村，那一带敌情也很紧张，甚至连金银、土产这些少量的贵重物资携带着也危险了。为了保证这些财产的安全，请老乡帮助坚壁在老乡的窑洞里，然后老乡刨土把窑洞埋起来，自己再到别处找居住的地方。队伍从苏家河出来到了王家山，敌人正向王家山这边追来，到处能听到敌人的枪炮声。经过上级对敌人动向的分析，认为在陕北待不住了，因此，决定东渡黄河到山西去。这时，队伍住处传来女同志的哭声，肖煌等同志顺哭声找去，原来是吴宗林的老伴谢秀明在哭。一问，才知道吴宗林怕老伴行动迟慢，连累工厂大队的行动，又怕被敌人抓去泄露工厂的机密，急得他要用枪打死自己的老伴。肖煌等同志狠狠批评了吴宗林一顿，才没出事。

队伍很快从王家山到黄河西岸的枣林坪。经过紧张的动员和组织工作，顺利渡过黄河，到了黄河东岸的河口村。到河口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河口村一带已被敌人破坏得七零八落，男人被抓走，没被抓走的也逃跑了，全村没有一头毛驴，老乡也没有吃的东西，就把仅有一点枣糠（把枣晒干磨成粉再掺上谷糠）拿出来说，就这么一点东西，咱们一块吃吧。同志们就把老乡给的枣糠放上水，搅拌搅拌就当饭吃。开始吃还觉得不错，又有甜味，吃不了两天就拉不出屎来。

队伍在河口村外暂停留后，就到了中阳，又从中阳路过清水河，沿柳林、军渡、碛口、三焦的路线，行程四五百华里到了山西省临县的后大禹村。到后大禹村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吃饭，我们没有粮食，吃饭全靠老乡，当时老乡给我们吃的叫钱钱饭。这种饭是把黑豆用水煮后，去了皮，用瓷锤在石头上砸成片片，再煮熟了吃。过了不久，和当地政府联系，用扁担挑来点米，吃不了多长时间又没有了，没有办法，就几个人共同签上字，把保存的金银取出点来，到一个叫嵬口的集市上买了点粮食，用羊皮作的笺子从河上运回。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从三四百里以外的五寨给调来一部分荞麦面，光华厂的工人干部又吃荞麦面馍馍。

因为在路上转移的时间，没有开工生产，前方发不出饷钱，在后大禹落脚后，很快就装上机器生产。这时，为了加强票面设计工作，肖煌、孟立贞二人正式被调去搞票面设计工作。在后大禹印刷的钞票有壹元、贰元、拾元、伍角的，都是陕甘宁边区贸易流通券。

（肖煌、孟立贞、马正义）

13.三查整党

在后大禹没生产多长时间，因为条件太困难，就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搬到临县的督督村，印刷厂设在一个大院里。

光华厂到督督村后，开始了三查整党。光华印刷厂召开党总支委员会，贫雇农小组也派人参加。一次，肖煌带着设计好的票样到兴县送审，回到厂里，正要开总支委员会，肖煌是总支委员，他到会一看，有几个人不是总支委员，就问怎么回事。到会的其他同志告诉肖煌，为了三查整党，工厂成立了贫雇农小组，开总支委员会，要有贫雇农小组的人参加。肖煌感到这么做有问题。因此，坚决不同意贫雇农小组的人参加总支委员会。由于肖煌等同志反对，会没有开成。晚上，就开肖煌的斗争会。工厂的工人听说要斗争肖煌，都很生气，有的工人不干活了，有的工人印票子也出了点问题。这时，有人到晋西北政治部把肖煌告了，说肖煌让工人罢工，肖煌说什么也不承认。后来，上级弄清了情况，才纠正了错误的做法。

14.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银行合并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两个边区银行统一为西北农民银行。这时光华印刷厂印刷的货币是西北农民银行伍万元和拾万元的。西北农民银行的货币，是两边区银行合并后设计的，设计人员有肖煌、孟立贞等同志。新货币设计出来后，把票样送西北行署，请狄景襄、刘卓夫（甫）、王磊等领导同志审查、批准后开始制版权印刷。

西北农民银行的伍万元券是肖煌设计的，商伯衡雕刻的。正面图案的两个花朵上有两个“伍万”字号，四周是花边，中间的主景有一个牛头。设计时，加上了防伪的暗记。孟立贞设计的货币上，有“立贞”两个小字作为暗记。

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市场上同时流通三种票子。一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票子叫边币，二是商业流通券，三是西北农民银行的票子。以西北农民银行的票子为本位币。

（肖煌）

15.返回延安

一九四八年四月，延安解放，光华印刷厂准备搬回延安。为此，领导派王慎等同志先去延安选厂址，选好后，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光华印刷厂就从山西省临县的后大禹村返回延安李家渠拐岇。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整个延安城破坏得不像样子，到处是房倒屋塌、颓垣断壁的混乱现象。光华印刷厂到了拐岇，没有房子，需要自己动手盖，可是又没有地方找建筑材料。经过研究，决定去拆敌人留下炮楼。当时，因为回延安的机关单位很多，都没有房子住，都抢着去拆炮楼。为了保证光华印刷厂能把厂房盖起来，孟立贞等同志就去找贺龙同志，说明光华印刷厂急需建筑材料的情况。贺龙同志很关心光华印刷厂的建设，对孟立贞等同志说：“给你们派一个警卫营，保护你们拆炮楼。”还说：“这炮楼的材料就给你们光华印刷厂了，谁也不准拆拿炮楼的东西。”就这样，光华印刷厂很快建设起来了。为了扩大生产，厂房建起来后，又从各地招收了一部分工人，使生产规模扩大了一倍。

这时光华印刷厂的机构有：

工务科，科长孟立贞，工务科下设石印股，股长薛振国，副股长谭志明；

完成科，科长王福林，工作人员有王含之、林洪禄；

会计科，科长王洪涛、工作人员有张慕明、胡祥林、张世俄、李志强；

总务科，科长闻汉德、马正义，保管股长李振邦。

票子印完检查封包后，由长征干部陈富山押运到银行。

（孟立贞、马正义、张慕明）

一九四八年十月，光华印刷厂开始印刷中国人民银行的钞票。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光华印刷厂光荣地完成了革命货币的印刷任务，长期在艰苦的年代从事革命根据地印刷工作，并作出宝贵贡献的光华印刷厂的广大工人干部，带着光华印刷厂的优良传统，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继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孟立贞、张慕明）

陕甘宁边区光华印刷厂，建立于一九四〇年，厂址设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窑洞里。当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此后，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党中央西北局为了坚持抗战胜利的需要，决定成立光华印刷厂，专司印刷边币及有价证券。

光华印刷厂的前身，是由边区教育厅文化用品社、八路军政治部印刷厂（石印部分）、《解放日报》清凉山印刷厂（石印部分）三者合并而组成的。据我记得第一任厂长是曹承宗同志，高秉仁同志为副厂长（负责生产技术工作）。第二任厂长为高秉仁同志，副厂长牛牧野同志。第三任厂长高秉仁同志，副厂长常景林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组织起来》一文。肯定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并在解放区内推广。决定在光华印刷厂内推广这一经验，选举范耀武同志为光华印刷合作社主任（厂长）。一九四六年胡宗南匪军包围进攻边区的反革命战事加深，上级决定印刷厂同银行金库、边区贸易公司仓库转移到保安县（今志丹县），原红军大学旧址，组织生产。后因敌人加紧封锁边区，断绝了工厂从蒋管区进材料的路子，工厂陷于停产状态。虽然后来在米脂县组织生产马兰加麻造的纸张，但因质量太差，运输不便，不能继续供应生产。于是上级派范耀武同志赴晋西北。通过晋西北印钞厂，组织从敌后购买纸张、油墨、甘油等印刷材料，恢复生产。上级通知范耀武同志因公出差期间，任命师兆祥同志为副厂长，代行厂长职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侵占延安，工厂奉命过黄河，转移到山西省临县后大禹村。直至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收复延安，工厂返回延安李家渠拐岇，在原边区火柴厂旧址重新建厂。

印刷厂设有：生产科高秉义负责，材料科师兆祥负责，会计科王洪涛负责，总务科李海祥负责。

印刷厂产品：边区票七毛五分、壹元、伍元等。后来边区票改为代用券、拾元、伍拾元。还出版过期票，票额较大。印刷技术主要是石印。钞票花纹主要是用高秉仁同志从天津带来的一批机器刻制的铜版，复印设计拼装的，钞票中风景人物，如延安宝塔、大生产运动等图案，照相之后由商伯衡同志用铜版亲自动手雕刻而成，然后复印制版印刷。

印刷厂的技术骨干，高秉仁为设计制版技师，商伯衡为雕刻技师，还有高秉义、范耀武、薛兆林制版印刷书写绘画技师。高秉义擅长书写，范耀武擅长绘画。这些同志在建厂初期虽然本身工作很忙，但他们都日日夜夜吃住在车间、工作在车间，带头直接参加生产，有时因为一块新版的制作，彻底不眠。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培养出一大批印刷工人。解放后这批同志大部分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如沈信祥同志担任水电部科委副主任，肖煌（后改名黄达生）现任新疆工商管理厅厅长，丁立智同志任甘肃省印刷公司经理，江琳同志任成都勘测设计院院长，王福林任哈尔滨医院党委书记等。

光华印刷厂从建立之日起，一直是在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黄行长经常来厂指导工作向工人作政治报告，关心厂领导班子的团结，教育干部克服旧行会的思想倾向，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努力，办好印刷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动员了全边区党政军民，开荒种地解决粮食问题，种菜以改善职工生活，织布纺毛线以改善穿衣问题。就这样克服了物质困难，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印刷厂职工除搞好本身工业生产外，还抽人开荒一百多亩，种菜十余亩，保证了油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半，盐每人每日五钱，肉每人每月二斤，大大地改善了伙食。由天天吃大锅菜，变为每餐两菜一汤，从而促进了生产，保证了战争的需要，密切了军政、军民以及上下级间的关系。

印刷厂的政治思想及工会青年团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每逢一、三、五进行政治思想学习，二、四、六进行文娱活动。政治学习，高级组一、三、五到大边沟听联共党史及中共党史报告，初级组由厂领导上课或组织自学。经常性政治思想工作，由生产科结合生产进行，党员在教育非党员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党员都要交一个非党朋友，通过交朋友进行思想教育，团结工人，搞好工作。党支部不但对党员进行教育，而且通过党员交朋友对非党员进行教育。工会全面负责全厂的文娱教育活动，工会下面设立的俱乐部，全面具体地进行文体活动的组织工作。每逢二、四、六都有活动，如唱歌、打球等，周末总有晚会活动。每逢大的纪念日都有报告会或纪念会活动。人人工作干劲足，生活紧张活泼。

（师兆祥：《陕甘宁边区光华印刷厂历史简史》，198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