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间，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金融座谈会，研究金融工作，从总结经验中我们体验到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是密切的，边币与法币必须在边区市场上分离，但同时又必须在对外贸易上互相联系起来。
陈云同志指出：（一）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法币。（二）一九四四年金融稳定的原因，第一是一九四三年产了二百万斤棉花，第二是贸易出超，法币充足。（三）稳定在物价上没有可能，目前（指当时）只能稳定在比价上，目前提价是不利大公的。我们当时认为独立的边币，同时要与法币发生贸易上的交换关系。因为边区在多数地区主要是与国民党区域做生意，国民党区使用法币，而我们一百五十万人的布匹、棉花主要从那边来，这样，我们在未能实现全面管制对外贸易或实行物物交换以前，我们搞法币进来兑给商人，经过人民分散地偷运布匹、棉花进来，解决我们军民的需要，这是完全必要的。没有法币，只有金子、白洋也难行得通，因为金子从外边来，外廉内贵，用白洋则国民党区一九三五年已禁止使用，公开大量买卖有困难。因此边币与法币密切地联系着，同时，也经常地斗争着。我们认为，边区许多工业必需品一时还不能自给，当时稳在物价上已不可能，稳在于我有利的比价上有必要，而且勉强办得到。如要稳在物价上，只有经常提高边币的牌价，这等于送法币给商人，大公吃亏。因为卖出去的东西（土产、食盐）主要在公家手上，出超主要是土产。现在打法币，贬低法币，即要贬到自己身上。今天边区一大部分必需品还要从外边来，因此我们暂时主要稳定在比价上。我们又认为，要经常与法币斗争，斗争的手段，应该是以经济为主，政治为辅。一九四四年八、九、十月间，贸易处在旺月，八、九两月间兑出法币三万万三千余万，若无充分准备，即会发生问题。十月中旬不抠紧发行，也难渡过难关，这种斗争，主要依靠准备充分，如绥德出黑市，即总给法币；三边严禁法币流通，银行即能保证出外办货者准予充分兑换，这说明有经济，政治才起作用。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决定八元五角的汇价以后，比价一直是稳定的，而物价也相当稳定，其基本原因，正如陈云同志所指示的一样，首先是边区需要一百几十万匹三八土布、几百万斤棉花。九、十月各兑出法币一万万九千余万元，若无生产的二百万斤棉花，既要增加一倍，少买外来花，即是生产的胜利，抵销了多少外来货，即少付出多少法币。其次，对外贸易顺利，才能多收，用以保证充分兑换。与法币的斗争，主要是争取物资，而不在乎比价高低。对交换所管制法币办法，我们考虑了三种：（一）无限制兑换，有来即换，其坏处是中心地区流通法币，边界区也用法币讲价支付，其结果是边币市场缩小。（二）“三边办法”，即一方面禁止法币流通，另一方面无限制兑换法币，这样使政令易于推行，其坏处是法币充足时可以办到，无法币来时不好办，其结果是法币进少出多。（三）“严格管理”，即出去才兑，不出去不兑，兑要有担保，其好处是有担保更可靠，事后能检查伸缩性大，但坏处是银行交换所自己来限制也办不到，必须移交对外贸易机关物品交易所去办。限兑通常有黑市，黑市过大是否仍然会影响物价波动？依据我们的体验，采用“三边办法”比较适用。即（甲）交换所无限兑换，（乙）贸易上实行管理，（丙）政府禁止使用法币。在上述指导思想下，产生了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禁用法币办法草案》，以后又修正为《边府与联司战时严禁法币行使办法》（一九四六年一月公布），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前，我们对法币的态度与做法，大致是受此思想支配的。(www.xing528.com)
（陕甘宁边区银行：《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金融概况》，1948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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