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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贷款工作经验教训

时间:2023-08-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扩大生产建设贷款的一些教训和几点农贷经验。亚光同志首先检讨了去年生产贷款的工作。某些地区将贷款视同“赈济”,有贷无收。接着亚光同志即分析和批判了去年农业贷款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偏向:第一、大部分干部和农民存在着严重的恩赐救济观点,他们将农业贷款视同赈款或救济款。

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贷款工作经验教训

一九四二年,农贷经过银行发放。因有放款的机构与账目,多少能够反映一些材料,及时研究改进。但与整个组织领导生产的县、区党政缺少密切的联系,不听从其指导。有些走了富农路线,发放得不甚适当。一九四三年指出其错误后,全部撤销其机构,改由区乡政府接收办理。政府承办的结果,对于确定具体的发放对象与整个领导生产的组织能适当地配合。但由于政府人员调动频繁,账目无专人管。时间拖长,人员变动后,放给谁了也无人知道,因此,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的农贷,至今还是空挂总数,年年增加,变成年年报销了事。据一九四五年的反映,农民认为是政府七大好处之一。但这笔资金落在谁手,确是无处可查了。

一九四六年银行因搞的农村典型放款的材料,也带给我们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扩大生产建设贷款的一些教训和几点农贷经验。

1.摆脱一切顾虑和困难,克服过去的保守观点;同时,也应反对把农贷和赈济款混淆不清的思想与粗枝大叶随便乱放的大少爷作风,才能放手扩大并搞好生产建设的信用贷款

2.必须稳定金融,稳定物价,才能发展生产事业并真正发挥贷款的作用,否则很难保证把贷款投向生产。

3.信贷工作必需紧密地结合生产,适合实际的生产需要,否则不能顺利发展。

4.土改之后,必需放手扩大农贷。

几点农贷的经验:

1.贷款对象应集中于有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贷款期限应根据贷款户的生产过程,自愿订定。分配方法,应采取民主评议

2.放款不应采取平均主义,应集中的放给需款迫切而又能生产获利的那些县、区与农家。并须以能解决问题为限。

3.放款路线,依靠群众,区乡负责,银行参与指导。必须相信土改之后区乡群众、干部能发放得好。(www.xing528.com)

4.在乡村中必须公布贷款的总数目。

5.必须银行参加经常检查,会计账目银行应帮助建立。

6.领导机关务须强调农贷的重要,并加强对区乡干部的教育

7.放款利息不能过高或过低,但必须低于当地的一般利息。

8.放款必须适合农时,手续愈简单愈好。

(《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金融概况》,1948年2月16日)

[本报讯]三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经理黄亚光同志,在西北财经会议上报告关于生产贷款的问题。亚光同志首先检讨了去年生产贷款的工作。去年陕甘宁、晋绥、晋西北除盐业贷款及实物贷款外,总共发放农币二百一十三亿元左右,其中陕甘宁各种贷款计农币一百二十六亿余元。全部放出贷款约可收回百分之五十左右,像绥德分区手工业贷款能全部收回,并无滥账。某些地区将贷款视同“赈济”,有贷无收。去年所放贷款对边区农业、工商业等起了一定的作用。因边区农民遭受胡匪劫掠和天灾后吃粮、籽种、农具、耕畜及其他生产工具等损失惨重,贷款的发放,曾解决了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困难。例如延属分区贷麦五百余石,增种冬麦九千余垧,估计可收麦三千六百石左右。发放贷款中,某些地区经过民主方式,按群众切实需要实行贷放,如延安县蟠龙区和青化区群众,缺乏麦籽,工作组即协同区乡政府,进行个别调查了解,人畜力及土地,每户能种麦多少,缺乏麦籽多少等情况后,召开群众会议由大家公议,谁应借麦籽及借给多少,这样麦籽既能贷给应借的群众,同时使麦籽不致浪费。

接着亚光同志即分析和批判了去年农业贷款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偏向:第一、大部分干部和农民存在着严重的恩赐救济观点,他们将农业贷款视同赈款或救济款。有的说:“不应把生产和救济严格区分”;有的说:“我们的银行就是人民的银行,银行赔了钱,人民得了利是应该的”;有的地区只管放出,不管收回,错误地认为:“只要多收一把公粮,贷款就回来了”。他们没有把农贷用到生产中的具体组织工作上,没有发动农民将所得贷款去购买农具、籽种、耕畜等生产资料,而片面的强调解决农民生活上的困难。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但放下去收不回来,即对生产亦不能发生积极作用。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他们只有片面的近视的“群众”观点,没有掌握“公私兼顾”“公私两利”的原则,不了解这样会削弱国家资本的力量,因而使国家资本无法在全部经济中起领导作用,不知道资金的不断周转,能够帮助更多的群众生产发家。亚光同志指示:在今后发放农贷时,必须坚持“有借有还”的原则,坚决反对“把贷款视同赈款”的恩赐救济观点。第二,部分干部发放贷款时,存在着“平均分配、利益均沾”的思想。甘泉原贷麦籽十石,延属专署指示以道佐、劳山一带为贷放地区,结果平均分配了。这样使多数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得不到或只得到无补于发展生产的少量贷款,而不需要贷款的,反分配了贷款。结果浪费了人民的资财,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同时,某些干部在发放贷款前,对贷款对象没有调查研究;贷放后,又怕麻烦,敷衍塞责,不检查官僚主义作风,故发生将贷款用作投机生产等不正当用途;甚至有徇私、贪污等恶劣现象,因而使生产贷款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群众日报:《发挥国家资本的领导作用》,黄亚光同志在财经会上报告生产贷款问题,194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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