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解放战争时期

（一）边区领导对银行工作的指示

九月初一以后，检讨日本投降以后的银行工作，九月二十二到二十四日在沙园会议上林主席指出：“日本投降以后，那时党争取和平是必要的，而时局迅速转变，我们工作上转变则是迟慢的。去年二、三月政协会议后，固然要准备和平，但七月后西北局已提出备战，我们都来得慢……毛主席与朱老总的方针，依然是正确的，问题在我们如何执行……革命家务也要建立在人民身上，事实很明显，这半年战争就依靠人民的力量。因此不论银行、贸司对人民的生产帮助才叫群众观点。虽然各地区有其不同特点，如陕晋要土产，但最后还要依靠人民……我们工作同志都有摆不脱土产的思想，因而无摆脱的准备。比如在预算上，军事第一是对的，但对国民经济的补助，表现出来就很差……”这就是我们在财经政策上没有依靠这个方针。在法币问题上，要以法币作外汇等是对的。四〇年以来，西北局就提出打击法币的方针，然而我们没有做到。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自有责任，我们这些同志不能坚持这个方针，又受到旧的理论束缚，我们应用我们一套去看货币。思想上如在旧的货币论范畴内打圈子，是无法搞好的。贸易公司应在独立货币上努力工作。银行已有贸易结合，完全有力量使货币独立，苏联就是例子。把法币做工具是对的（应把法币作为打他的工具，不代他背上）。把边币稳定在比价上，这是不妥当的。固然在物价上不易永久稳固，但相对稳定是可以的。国民党过去常想使边区在政治上成为附属的。我们在政治上又力争主动，金融上也应争取独立自主。现在要把过去对货币的观点与理论加以检讨，华北财经会议已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过去对货币的思想与工作是有错误的。我们思想已动摇了，因而对独立的方针就做得不力，与这二年小公的捣乱固有关系，但昨天亚光发言，可见银行就早有自己的打算了。管理外汇，打击法币，先是自己不坚决。

习书记指出：“过去是有明确的方针的——即生产自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贸易上严格管理。这三条方针不但以前（四二年）高干会有，以后几年还是这几条，问题在如何执行。这三个原则，即独立自主原则。在金融问题上，我们不是独立自主，而是敌我不分；不是扶助民生，而是私商路线……牌价再次变动，都是搞的群众。生产贷款微乎其微。在贸易上出入口自由，单纯财政观点……批评了财经工作同志向党闹独立性，没有执行贯彻党的政策。”

贺老总也指出：“边区金融是自己搞坏的，银行自己就投机违法……财经部门的群众观点、阶级路线少得可怜。金融贸易对敌人比较好，打法币就是打蒋介石，打白洋就是打地主。是否那样坚决彻底呢？金融问题，独立自主决不能动摇。坚决打法币、打白洋，禁止法币、白洋到内地使用，禁止携带。严格管理外汇（买医药、兵工、交通、器材、花布一定数量，还要看那里，向西以花为主，向东以太行布为主。土产出去换金子作外汇），牌价兑进不兑出，牌价要保证群众不吃亏。”

西北局十月十一日指出：“检讨边区财经工作，一年来犯有严重的错误，在此次战争中更加明显暴露。金融上放弃外汇管理，在内地抛白洋、黄金，无限制兑换法币。明日打击黑市，稳定边币，结果白洋、法币愈抛愈多，挤掉边币市场，稳边币于比价上，实即使边币依存法币……这不是坚决贯彻独立自主方针，而是不相信自己；不是为了一百万老百姓服务，而只是替十万公家人打算。……这是对党既定政策与原则表现动摇……思想混乱。普遍有着浓厚的小商人观点，单纯追逐利润以及违法投机，因而对今后确定：‘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严格管理对外贸易。三大方针决不可移。金融上坚决打击法币、白洋，严禁使用。严格管理外汇。牌价（内部）兑进不兑出……不论财政、金融、贸易都以扶助群众生产为主要任务。”

兴县会议，十月十九日确定币制统一，以农币为本币，暂行券币与农币同流，以一比一的比价，两边区通用，以后逐渐收回券币。金融贸易机构统一，银行和贸易公司本身组织合一，以求更加步调一致和精简。——强调财经工作第一为了农民，第二为了士兵，以扶助经济和保证战争供应为主要任务。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坚决打击法币、白洋，相信本币，提高本币。

在此方针政策指导下，我们起草了目前实用的“陕甘宁晋绥外汇管理办法”和药品、白洋、蒋币、赤金的缉私办法。

（边区银行：《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金融概况》，1948年2月16日）

（二）贯彻“发展生产，稳定金融”的方针

三月自卫战争中，边区与国民党区经济关系上的变化。

1.主要输出品（土产）减到战前的1%左右。

2.主要输入品（花布）亦减少到几乎断绝。

3.与兄弟解放区（晋冀鲁豫、晋绥）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由于晋南大片地区扩大，提供了以后更趋密切的可能性。因此，战前的主要贸易方向——南，逐渐转到新的方向——东；战前的主要贸易对象——敌，逐渐转到新的对象——己。这个转变的物质基础主要是：由于陕甘宁最需要的是花、布，而晋南又是花、布产量最富的地区（如洪洞，距边区较大关中近得多），且产量极丰。

4.基于这一变化，在边区金融上就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对国民党区的依赖性大大减少，因此对蒋币、外汇的需要也大大减少，同时来源也大大减少。如果说以前券币是三分独立、七分从属的话，那么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了；如果说以前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把券币认为是“兑换券”性质的话，今天这种说法的物质基础已经消逝了。

5.蒋政府随着军事、政治、经济的日益危机，在金融物价上已发生了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没有的严重现象。而且这一趋势是发展的，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到：

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深，无法遏止。

以一九三六年发行与物价为一〇〇（当时发行约14亿），则：

在今年蒋区物价狂涨、蒋币狂跌的三次中，其特点是：周期性的惨跌，其间歇越来越短。第一次在二月上旬（即蒋介石宣布紧急措施）；第二次在四月中旬，直到六月初旬才渐趋暂稳；第三次则于六月下旬又开始大波动，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加深。因此，可以看出：（1）第一次与第二次之间间歇为两个月，第二次与第三次之间其间歇则仅两三个礼拜。（2）第一次波动时间较短，第二次则延长到一个半月以上，第三次现在仍无迹象稳定。

6.从以上事实看出：（1）边区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2）券币与法币的关系随贸易关系之变化而趋向新的变化。（3）事实告诉我们，新的趋势也暗示我们，券币不敢再随蒋币之惨跌而跌落，同时也可以不再跟其跌落而跌落，即是说逐渐脱离蒋币之直接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7.因此在我们金融物价政策上，应该改变以前“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内容。为了明确起见，应如此提法，即对蒋币随环境，对友币求稳定；物价随环境，利润求稳定。

所谓“对蒋币随环境”，就是依据蒋币在蒋管区的下跌程度，与券币在边区的下跌程度之差额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券币对蒋币之比价，这就与过去对蒋币求稳定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边区与敌区依然是有些经济关系的，将来也不可能完全断绝，同时蒋币也不是马上完全要垮台，因此应该在一定的基础上去逐渐提高，而不能把主观愿望当作政治问题去处理。

所谓“对友币求稳定”，即是对我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兄弟解放区的货币求稳定，以便利贸易。

所谓“物价随环境”，不是随蒋管区的环境，而是随有贸易关系的（即货物之来源地区）兄弟解放区的环境。

所谓“利润求稳定”，即内部市场之调剂问题，保证从其他解放区运货至边区之一定利润，在这个基础上来稳定物价（显然不是绝对的稳）。

以上四句连在一起，其精神即是逐渐脱离蒋币之影响，转而与兄弟解放区更进一步地密切联系，与他们的货币求得稳定，物价随他们的环境，能做到这样，陕甘宁的金融物价将会好转，而且前途是光明的。就是说贫穷的陕甘宁的物价金融是建筑在较富庶的解放区的基础上。

（边区银行：《目前金融工作的参考意见》，1947年7月7日）

根据各地情况，对今年上半年金融贸易工作，提出以下几点，望各地具体研究实行。

第一是扶植生产和救死救荒。今年的春耕，一般是在农民平分土地后进行的。但由于去年边区普遍受到灾荒，农民仍极端贫困，且贫雇农刚分得土地，尚无生产基础，故春耕中困难仍极多。贸易上应尽力设法帮助解决，如缺乏口粮、种籽、农具、耕牛与生产中的其他具体困难，在我们能办到的情况下，均应调剂解决，使农民能致力于生产，并应有计划地利用各地骡马大会，发动群众，组织商贩，向外购买春耕中的各种必需品到会供销，便于互相调剂所需。在救死救荒中，贸易上如何调剂粮食供需是一大事，各地在春耕前之粮食调拨运转工作基本上应完成，以便供应各地出售。鉴于贸易上存粮有限，群众需粮迫切，故各地存粮不能采取一下子卖完，或者老存不卖。根据解决生产困难及青黄不接时群众急需口粮等情况，原则上规定分期出售存粮，即在三月初春耕行将开始时，可以陆续出售存粮的五分之二，到夏收前后再继续出售五分之二，以解决口粮，同时调剂收购药材之用，下余五分之一，备作其他临时急用。

为了发展生产，还应组织土产运销，各地要依据内外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研究进行。与兄弟解放区贸易畅通后，布花来路广，加灾荒粮价特高，以致影响纺织利润低落，但以棉花计算，仍然有利，故仍须贯彻自纺自织自用的方针，以解放群众的穿衣问题，减少外布进口。对二分区之硫黄、五分区之盐、六分区之木材、九分区之炭铁等土产，应组织其运销出口。在发展生产、运销土产中，贸易上主要是积极给土产找出路，有计划地调整价格，调剂淡旺月，收买成品，并应发动组织群众、商投自由运销土产出口。公司在经营土产供销上，不应看取重利，应以推广销路、求得多销、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群众收入为目的。对于真正为群众服务，并为群众掌握与领导的生产变工的互助性质的小型合作社，应加以扶植。过去无阶级性的、盲目的、单纯的在经济上扶植以及不重视扶植合作社的偏向，应加以纠正。对合作社的扶植，主要应多从业务上给以指导，给合作社帮助想办法（如组织其运输，组织纺织、熬硝等生产，给公司代收代销货物等），与其经常密切联系。经济往来应在营业性质与守信用的原则下，使公私两不吃亏，以扶植其发展。目前应尽量发动群众进行熬硝生产，公司大量吸收，供给军用，以利很快消灭蒋介石。

第二是稳定金融，推广本币，提高本币信用，贯彻禁绝银洋、敌币，依照当地实况，掌握物价。以往不估计具体情况，采取硬压与放任不管、任其高涨的做法，均是不对的。根据现有实力状况，在价格上应采取相对稳定的方针，并注意使各地区间、各商品交换比率间之相对平衡，防止暴涨暴跌。过去的规律，一过旧年物价即行上涨，以致金融不稳。今年各地物资充足，故须冲破这种有害规律，求得物价相对稳定，用调剂供需以掌握市价，用掌握市价以调剂供需。各地须按物资供需流通路线、路程远近，逐地掌握价格差额，并照顾逐段运输之利润，便于组织转运，以辅助恢复市场，调剂供求。各缺粮区对粮价应依此掌握，使粮流去；二、五、六、九分区应依此精神，掌握粮价，在市场出售。在批发与零售价格问题上，因商贩在组织物资流通、促进生产、解决群众购买必需品与销售农产品的困难等方面，有一定作用，故有些商品市场原有批发价格者，如遇商贩批发时，即可参考批发市价，应给其一定利润，进行交易。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金融贸易工作的指示》，1948年2月1日）

1.回顾过去，瞻望将来，我们不仅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使边区金融稳定。

应确定我们的金融方针为独立自主的稳定金融方针，不是稳定在任何货币的比价上，而是从相对稳定的物价的措施中，逐渐达到完全稳定在物价上。因此，在一切金融措施上，必须要本着提高本币的精神和办法，以求达到稳定。只有在内地稳着物价，敌币的贬值，我应提高比价，以稳定物价，不得受蒋区多种物价波动影响而提高物价或计算小的表面的金融损失，而不敢提比价。

外汇严格管理，配合贸易上的出入口管理政策，有计划地使用外汇。外汇支付必须以确定购回边区必须进口的必需品为总原则，反对过去那种自由兑换的放任办法。

2.农币的对外购买力变动原则。

今后主要是以土产作外汇，土产的价格（对农币的价格）应求稳定，以稳定金融与物价，因此各口岸外销土产的农币价格，不得任意变动。在争取旺销某种必需物资的目的下，某些口岸销货价格有必需的升降时，必须先报请示，得到总公司、总行的批准始可升降。

黄金、白洋一律严禁在内地市场流通，只作为外汇手段对外支付，并应稳定于本币价格。在稳定的总方针下，必要的价格上的调剂，必须由总公司、总行统一指挥，并须从进口物资上和数量上去限制外汇的浪费，而不应该提高外汇价格，以抵制或从中取利，贬价本币的办法是错误的。

对各兄弟解放区的货币，应以两解放区的货币购买力平价及物资对流的情况，相互可用协商协定的办法，规定适当的比价。在两解放区经济上联系的条件下，促使商品流通。

在本币对蒋币的比价上，本着逐渐提高本币的精神，看出入口贸易的情况及蒋区物价下跌的程度来规定蒋币同本币比价的变动，在边区境内严禁蒋币的流通。在内部市场收入价格（在绝禁前一时期）应低于口岸比价，并绝对禁止不准内地支付携带行使，以打击其在内部市场的流通；在各口岸蒋币的收受与否，或收受多寡，应以各口岸贸易上的需要而定，在随进随出的购进必需物资原则下，可以酌情收进一些，否则拒收，以避免蒋币跌价的损失。如果有临时需用者，临时指定数量及某口岸公司收进。

3.农币对内价格之稳定。必须尽一切力量，求得农币在内部市场的稳定。尽量维持在内部市场物价较长期的稳定，绝对禁止物价的朝定夕改、一市数价等违反金融政策的物价政策。对某些物资互相调剂，必需的升降价格，也必须是相对稳定的平涨平跌办法，应尽量避免暴涨暴跌，特别在个别地方，突然发生猛涨猛跌。该地负责人应适当掌握，同时立即报告上级调剂，不得任其剧烈上升，以致影响全局。

4.在贸易金融业务上，必须在稳定金融的总方针下，调剂筹码，发展生产，支持财政。

禁止在内地市场以物易物，或以物资作实物贷款，这对于货币的吞吐、调剂流通都是不利的。必须以货币交易，以利吞吐、调剂流通，稳定金融。

应办理一般的存款业务，特别折实存款的业务，保证农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以达到调剂发行的目的。银行放款禁止实物放款，始适合本币稳定政策，但放款数额必须有限度，要照顾财政及自己的力量。

办理农村低利贷款，扶助农业生产及农村副业，配合土改，使翻身农民得到经济发展。办理城镇工商业发展的贷款，扶植工商业发展。一切贷款必须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目的，若以赚钱为目的是不对的。但是不照顾金融财政，无限制地赊放救济，单纯赐予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金融物价的稳定，才是发展工农生产、建设经济最有力量的基本问题。如果过分加重金融的负担，减弱稳定的力量，所谓救济赐予，实则是舍本逐末，利少而害多的。

举办陕甘宁、晋绥两边区内部汇竞业务及与其他兄弟解放区的通汇，借使商品流通，促进经济繁荣（汇兑及具体通汇办法另订）。

在总的方针下，办理一切有关银行业务。

5.贸易工作上配合金融。

在贸易及税收政策的配合上，必须从严格管理出入口贸易，有计划地输入边区缺少的必需品，禁止奢侈、迷信等非必需品的输入，组织与刺激土产品的出口。一切贸易税收政策，必须与以上金融稳定、金融方针互为配合，互相促进。

内部市场的物资调剂，陕甘宁边区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西地区的粮食、牲畜与东地区的布匹、棉花等各种物资互相对流，以流通本币。

发展扶植真正为农村服务的合作社、正当商贩、货郎担等，在物资上应予批改支持，但必须以现款交易，支持与照顾首先为合作社在批发价格上照顾，合作社暂定为百分之一，正当商贩及货郎担为百分之三，使这些合作小商贩、货郎担子成为金融贸易的基层，使农币下乡生根。

6.必须在各种业务方针上、具体的业务措施上及日常的细小业务工作上贯彻稳定金融的思路。在政令上坚决贯彻农币一元化的货币政策，严禁蒋币、白洋、黄金在内部市场流通。在稳定金融总方针下，一切应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出发，掌握工作业务，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做法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不顾财政金融负担，只从贷放救济上看群众眼前表面利益，不从稳定金融物价上去看发展经济的基本作用，这样的做法，同样是错误的。希即详加研究并掌握之。

（《西北贸易公司农民银行稳定金融方针指示》，1948年4月3日）

（新华社晋绥十一日电）边区生产会议闭幕会上，贺龙司令员评论发展生产问题。他首先指出，过去一年来生产工作是有成绩的，这可归纳为两个主要内容。即：（1）有力地支援了战争；（2）解决了群众生产困难，因而能与灾荒做斗争。但在去年一年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特别着重批评金融贸易部门某些同志，迄今仍认为投资生产与财政开支互相矛盾的错误领导思想。贺司令员说：这些同志出发点是为了支援战争，保证供给，但这种财政观点是不全面的，没有与群众观点和发展生产统一起来，不能反映群众的困难，结果就会使金融波动，物价不稳，不利于发展生产，财政供给也会更加困难。他提出“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发展生产，稳定金融”为今后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他说，全面的财政观点，必须是与群众观点一致的，而要一致，就必须发展生产。他又批评了金融贸易机关过去用于发展生产的力量太少，银行绝大部分力量用于财政开支；贸易公司与公营商店也只顾完成财政任务，帮助发展生产很不够；金融贸易工作悬在空中，没有在群众中生根。他说，“我们银行与贸易公司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发展生产，稳定金融，平定物价”。他主张金融贸易部门与财政部门之任务，须划分清楚，银行、贸易公司、公营商店专管发展生产、稳定金融、平定物价，不负担财政任务，而对财政开支只是建立借款的关系，这样划分好任务，出现的矛盾就比较好解决。他说，农币乃是一种工具，应当发挥这样四种作用：（1）发展生产；（2）与蒋币、白洋作斗争；（3）媒介作用，改变以物易物状态；（4）储存作用。现在农币没有起它应有的作用，因而不能在群众中生根。他号召大家起来整理金融，要有计划地储存物资，抛售物资，以紧缩通货；而特别重要的是，应使农币与土改后广大得地农民的生产结合起来，要大量投资农村生产，并发展农村交换，举办有利或无利的贷款，使农币下乡。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完全有力量把金融整理好，与广大得地农民的生产相结合，乃是第一个有利的保证。其次，是银行有雄厚的资金；再就是经过土地改革，地主富农与经济反革命的金融投机、违法走私的事，大大减少了；还有就是靠与会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同志弄通发展生产的思想。

他对于贸易政策，重申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原则，对外汇也应严加管理。他说，政策是以有利于人民发展生产为依归的。对内应坚决执行贸易自由政策，以发展交换，繁荣市场；对外要看那些需要出口的就奖励出口，不应出口的就不准出口，必需品应允许入口，非必需的奢侈品就不准进来。外汇管理也是根据需要，不能无限制地供给一切外汇。

（贺龙：《关于财经工作方针的讲话》，1948年5月）

“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基本政策下，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的金融方针，使边区金融摆脱了蒋匪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这是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喻杰同志接见记者时，对边区金融政策获得初步胜利的概括。他接着分析西北自卫战争以来的经济变化：第一，陕甘宁、晋绥两地在币制上统一后，财力物力集中，便于调剂和向外作有利的经济斗争。第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光辉胜利使我区逐渐扩大（如晋南、黄龙等产棉、粮地区的解放），敌区日益缩小，增加和充实了边区的物资。第三，各地解放军胜利反攻，使许多兄弟解放区联成一片，在经济上可以互相支持接济，物资便于交流。这些情况的变化，使我们可以摆脱过去对蒋区某种程度的依赖，而执行“独立自主”的金融方针。

（《发展生产，稳定金融，提高农币，根据敌币》，1948年6月25日）

银行工作方针

1.“发展生产，稳定金融”。金融为生产服务，是银行工作的总方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达到金融稳定的目的。在目前情况下，应求得金融的稳定，使生产得到正常发展。应该认识到只有生产合理的发展，金融才能够得到稳定。

2.单纯的紧缩通货或其他方法求得金融的稳定（或者说物价上的稳定），而不把金融稳定的基础稳固地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本币生根，使本币流通市场扩大，周转自如，是错误的，亦只是暂时的。

3.我们为生产服务，首先必须以大力投入生产，但同时绝不应放松吸收与组织闲散资金来达到投资生产的目的，后者应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在目前来讲，更重要的是怎样刺激与组织农村借贷，调剂农村的资金周转。

4.为了保证边区金融物价的稳定，必须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及对敌比价斗争。在内部市场，必须贯彻严禁白洋流通的政令，以达到本币独占内部流通市场。在稳定金融的总方针下，在目前来说，有头等重要意义，忽视这一工作，是错误的。

（《西北贸易公司金融工作计划草案〔初稿〕》，1948年7月）

当前摆在我们金融贸易工作者面前不少重大的与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与问题，例如：

1.经过胡匪残酷破坏及严重天灾的农村经济与工商业，如何使之迅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起来？如何使金融贸易工作服务于发展生产的总方针？

2.如何在发展生产的方针下，加强内部物资调剂，反过来怎样从加强内部物资调剂以刺激生产发展？又如何适当掌握价格政策，以刺激物资交流与发展生产，并达到金融稳定。

3.如何争取足够数量的土产品的输出，如何争取足够必需品的输入？并如何进行对敌斗争（比价上、外汇与市场管理上……）并掌握独立自主的金融政策（本币一元化与本币稳定方针……），以达到有利于我边区经济的发展。

4.在新区如何迅速驱逐猛烈贬值、严重剥削老百姓的敌币（并如何使之不影响当时社会经济，且要对我有利）？如何使本币迅速在新区推行并生根？如何使新区经济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道路？

5.在新恢复的老区及大部分新区，敌币已是迅速地被驱逐出去或遭到严重的打击，大体可不成问题了。但还有不少地方白洋未能肃清，在市场与农村中严重地捣乱我们的金融与物价，我们应怎样肃清这些白洋而维护金融？

……

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任务，这些在全边区范围来讲，有的地方已顺利正确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并完成了一部分任务；有的地方则还未获得适当解决，或甚至还犯了一些错误，使工作遭受到损失；还有一些地方则表现徬徨苦恼，不知怎样办才好；也还有少数同志对工作及对自身的进步，还缺乏足够的责任心，不知积极去学习与改进工作以及提高自己。

因此，领导有责任及时地去组织各地经验教训的交流，指示正确的道路，提高工作干部的业务修养及工作积极性，以改进工作，提高干部质量。

《业务通讯》就是应该担负这个组织与引导的责任的。我们全体同志应该爱护它、重视它，并积极帮助它完成任务。

我们《业务通讯》对同志们的希望就是如此，愿大家努力！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即《业务通讯》第一期油印出版后，奉习、马书记指示：为帮助分区及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熟悉金融贸易业务，使他们更熟练地领导当地金贸工作，决定将《业务通讯》铅印发至分区及县级领导干部。我在此亦代表《业务通讯》欢迎与要求他们以及所有读到《业务通讯》的同志多多指教和来稿！

（西北贸易公司、西北农民银行：《业务通讯》第1期（33），1948年7月20日）

（三）贯彻执行金融方针的教训

金融是财政经济中的枢纽，是建筑在生产、贸易、财政的基础上的。生产不发达，出入口贸易不平衡，财政赤字庞大，依靠发行解决，单独要求得金融稳定，保持货币购买力是不可能的。但是金融方针的正确实施，对生产、贸易、财政又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边区目前的情况下，要达到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怎样稳定金融，应该成为整个经济部门中的中心任务。因为只有金融稳定，才可以使生产正常发展，更好地管理出入口贸易与内部市场的调剂，保证财政预算的不被冲破。因此，在整个经济问题中，存在金融本位主义是错误的；但只顾及某一部门的单独小的利益，而妨害了金融稳定，同样是错误的。历史的教训如下：

1.一九四四年前（当时的财政经济条件不可避免），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的上半期（当时的财政经济条件已可避免），金融方针是“物价随环境，比价求稳定”的政策，实质是跟随国民党通货膨胀政策而膨胀的政策。在货币斗争上，是依靠敌币来稳定金融，是使本币跟随蒋币的跌价，放弃独立自主的方针，以此布棉主要特效的对外依附性，加上金融思想上的从属性，其结果是本币比蒋币跌得更快，使本币降为蒋币的兑换券。

2.货币管理就是外汇管理，实质是贸易管理的外形表现。如果出入口贸易不能严格管理，单纯地施行货币管理，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方能达到管理的目的。但是外汇的放任也会使出入口贸易的管理困难，或直接破坏了出入口贸易上的管理。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的上半期外汇管理政策无限制地兑换与蒋币行使禁令的松懈，对内是缩小了本币流通的市场，助长了蒋币的横流或禁令较紧的暗流，对外是破坏出入口物资的管理。这种外汇的自由政策，对边区基本的经济利益是有损失的。

3.调节发行，吞吐筹码。过去曾犯过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只顾财政需要，而不顾金融的监发；一种是金融本位强调稳定，不管财政的困难。这两种偏向，对财政经济都是有害的，今后必须力戒。

在物价政策上，也曾发生过两种严重的倾向：一种硬压，不管主观力量如何，客观的变化如何，强调抑制物价，提高本币；另一种倾向，小商人观点，也是本位观点表现之一，不顾经济、金融、财政如何，强调吃亏，公司货价随市价，放弃主导市场掌握物价、稳定金融的责任，任凭物价无限上涨，或者无限制地下跌，一步一超的价虽然在小的范围内赚一点小利，表现一点益，结果在财政、经济、金融上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此种保守思想，不讲政策，在公司所属金融贸易干部中虽有很大进步，但尚未完全改变过来。

4.新的情况：全国解放军的大反攻及毗邻解放区的扩大，尤其有直接影响的是西北解放军转入反攻，宜川大捷，收复失地，开展广大新区，已经成为现实与将要成为现实，已使边区的经济条件起了或将要起着根本的变化。

首先是贸易情况的改变。过去军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特别是布棉，绝大部分要靠蒋管区输入，因此迫使我们的本币不能不与蒋币取得密切联系，在物质优劣的形势下，迫使我们在货币斗争上常是被动多于主动。现在边区布棉贸易主要对象，不再是蒋区而是晋察冀太岳等兄弟解放区了。随着我西北解放军胜利的大反攻与大西北的解放，某些地区，如黄龙分区的韩城，大关中与陇东的一些地区的解放，我们所需的棉布及其他某些必需品的供给，亦将获得全部解决及部分解决。在这些军事形势的胜利发展之下，我们必须看到边区的贸易形势，不仅像目前已脱离或正在脱离对蒋区的依附形势，且将变为对蒋区绝对优势。

过去的一年，虽然因为经济贫困及天灾、胡祸为害，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是由于华北财经办事处的成立，已取得了局部调剂，如晋冀鲁豫调剂粮食二十万市石，晋察冀调剂棉花一百万斤、土布八十万匹。这些物资的调剂支持了大军打出去，使得一年来受的严重的创伤的边区经济，得到了复苏部分帮助。

由于蒋介石内战的失败、地区的缩小，城市不断为我解放并孤立，蒋区经济已濒于破产，货币空前膨胀，而物价急剧飞涨，我们决不能使本币随敌币的无限下跌而再跌。

陕甘宁、晋绥两边区，在金融贸易上的统一，财政上的统筹统支，使我们能更集中财力，稳定金融，支援前线。

（《西北贸易公司、农民银行稳定金融方针指示》，1948年4月3日）

（四）新时期的金融政策

1.金融是一切经济集中的最高表现。在目前革命战争过程中，它担负了支持战争、发展经济的伟大任务，它应成为支持战争、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不应把它变为要人民纳税的工具。

2.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物资缺乏，财政困难，不可能不依靠部分发行。因此，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一因素谁也不能否认。但是绝不可因为有这一因素而放弃各方面的努力，不去力争货币稳定的措施政策，反而使货币变为商品，商品变为货币，发行变为税收，而不去保持货币购买力，这样就会使货币的力量削弱，信用下降，从乡村排挤于城市，城市排挤于街道，最后归于国营企业、机关。这样一来，就助长了金融波动。由于金融波动，就助长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愈囤积则市场物资愈缺乏，市场物资愈缺乏则愈抢购囤积，就会使金融愈波动，金融愈波动则愈增加抢购和囤积居奇，结果影响通货周转愈快，金融波动愈烈，最后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影响生产发展，商业停滞，财政更加困难，市场大部物资囤积，小部周转，或者囤积坐吃，或者物物交换，白洋充斥，倒退到原始社会物物交换的办法，则发行就愈发不出去，或者物价走向发行前面好几倍，这时会使我军队行动非带实物及白洋不可，会妨害战争发展，破坏生产。这种循环的破坏性，是必须认清的。

3.为要使革命战争更顺利地进行，经济更加速地恢复和发展，如何发挥货币的效能，成为支持战争、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必须从积极出发，确定全套稳定金融的措施、政策。国营经济掌握领导，合作经济支持，则人民经济自然随之而来。引导广大群众维持金融货币信用提高是可能的，金融就会自然稳定，巩固货币购买力，自然会得到相对的保持，然后货币的容纳量与需要量就愈会增多，发行量就愈能增加，货币效能就愈大，随之支持战争、发展经济就更顺利，力量就更大，一切事情也就比较好办了。目前战争胜利如此突飞猛进，地区不断地扩大，战争必须支持，生产必须恢复和发展情况下，就应当改变过去和现在的作法。随着新的形势，采取进攻的稳定的金融措施、政策，在目前是迫切需要而且可能的。内外工商业者及广大群众，也希望稳定的货币出现，而且只要我们领导着，他们是会拥护的。

4.为了顺利地领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向前发展，必须掌握领导巨大的国营经济（国家事务），还要有合作经济，领导私人经济走向正确的道路，才能顺利地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这虽是谁也不能否认与违背的。但是经过了十余年战争创伤，国民党通货膨胀所破坏的新区城市与乡村，土改后经济尚未恢复的城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应该如何使一切物力资力均用到发展生产、支持战争方面来；如何调剂物资，加速周转，稳定金融，支持战争，发展生产力方面来；引导私人的物力资力，使其得以发挥，是目前很迫切的问题。同时，这一力量必须要有其他适当政策去配合（土改负担等），才能发挥起来。目前的国营经济应很好地来领导与掌握这一工作，如何把物资引导出来，支持战争，发展生产，稳定金融，而不是把物资囤积。所谓掌握起来，甚至狭隘地从发行上把许多呆死的东西囤积起来，作为扩大资金的方法，增加通货膨胀。这些做法是不适于目前形势的，也不是公私所要求的。国营经济是应该发展的、壮大的，但是只要整个经济恢复发展了，操纵国民生计的大企业又掌握在国家手上，再加上国家的财政权和发行权，国营经济的扩大是不难的。

5.目前从发行解决一部分财政困难，一部分发展生产，是必需的。在新的形势下，也是可以的，只要运用得好，也不会很大地影响金融。如果我们把发行当作向群众上税，这是不妥当的。因为税收是有一定数额的，它有明确的阶级性，负担是公平的，通货膨胀给群众负担是极不公平的、无深浅的。聪明者或奸商不但不负担，而且可乘机赚钱发财；奉公守法的或愚笨者，不但赚不到钱，轻者可能资本逐渐削弱，重者可能倾家荡产。因此，无限制的膨胀政策是得不偿失的、没出路的。

6.从发行上发放贷款，就某些重大建筑事业，群众办不到的事业，是必需的。一般的不应用发行贷款或投资，应引导与尽量发挥民力资力。中国小农经济与小生产者，分散的力量是极大的，如果只急于要发展生产，不顾一切地发行货币，看不到金融波动破坏生产；只图发放数目，不计算效力。商业虽然在繁荣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但它本身无生产价值，同时商业的发展，是依赖于工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要工农业得到发展，有正确的商业政策，商业资本是容易扩大的。因此，商业是不需要发放贷款的，尤其是从发行发放更不应该。就是工农业的贷款，在今天金融不稳、干部不多、工作不熟练、思想不明确的情况下，从发行贷款着手，不如从稳定金融、确定适当负担政策着手，发挥民资民力去做的效果会更大。因为金融是国计民生、财政经济最高的集中表现，一切生计都不能离开。如果金融不能稳定，物资缺乏，反而从发行贷款（特别是商业贷款）去做，结果除了助长囤积抢购，增加市场物资需要，减少物资力量，加速金融波动的程度，对生产可能起相反的破坏作用，或者把贷款对销了，结果公私得不偿失。

7.保本问题。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上，国营经济应居领导地位。在国营经济发展并领导私人经济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保本，而且应该有些利息，使得逐渐壮大，成为将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向是万分正确的。但如何来完成这伟大的任务，并使之不妨碍整个经济发展并支持战争呢？同时，只能达到国营经济的保本与壮大呢？这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因为它是决定国营经济经营的方针政策问题，稍有偏差，就会发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结果。如若没有个正确的保本领导做中心，各做各的，各从本位出发，就会把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降到私人经济的水平，甚至走向投机囤积的危险，而造成金融波动，使私人经济更加离开国营经济与金融。一旦国营经济失去领导地位，货币就会失去效能；货币一旦失去效能，对整个经济发展，支持战争，均是不利的。过去陕边行也提出过“保持购买力与壮大资金”的口号，我认为口号并不坏，而是具体应用和政策问题。如果用到整个金融政策上，以稳定金融为中心的话，那就不但银行购买力保持了，资金壮大了，而且整个购买力也保持了，经济可自然发展，财政困难也可减少；相反地，把这口号用于本单位的营业上，结果做商业投机，囤积居奇，走私违法，甚至总行赚分行的钱，分行买了贵货，则转给总行，有钱赚的归自己，你抢我夺，最后除了在本身业务上造成巨大的损失外，政策上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请参看辛波案）。实物存放也是打击货币信用的，是原始时最落后的办法，亦可应提倡与采用。同时，实物有一定的季节性，供求关系以平均物价指数来计算，也是无法保本的。因此，保本的原则，必须是反对恩赐救济观点、只有放收等现象，而不应订出一些打击金融的办法，又要靠发行，又教群众不用票子，因此保本必须从稳定金融开始。就是说，一切财政经济措施、政策，都应从稳定金融出发，才能达到金融支持财政，发展经济的效能。组织国营经济与财政力量，领导合作经济与私人经济，都应围绕着稳定金融方向做，才能保持购买力，这样自然就达到保本，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对财政及公私经济均是有利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经验证明，私人经济并不喜欢金融波动的囤积居奇（对大关中来商人都是这样说），只要公营经济领导，它是会服从和拥护的，谁也不愿意把资金压起来，不去周转。囤积居奇是通货膨胀政策，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通货膨胀政策长久下去是没有出路的。

8.今后的意见：

（1）确定稳定金融政策，放弃放任的、消极的膨胀思想政策。随着军事、政治的发展形势，转为进攻的、积极的、稳定的政策，一切的财政经济措施，必须服从以稳定金融为中心，提高货币信用，发挥货币效能，打击一切其他非本位币，取消物物交换，扩大本币市场，以达到增加发行，增强财政与发展经济的力量。

（2）开辟财源，增强税收。税收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稳定金融。

（3）变呆货为目前支持财政、发展生产、稳定金融的财政经济力量（如土产、金银及其他呆货），以度过战争时期的财政困难和恢复经济，取消囤积居奇（不是搜查，而是稳定金融，囤积自然会出来的）。

（4）取消小单位，一切商业资金收归国有，实现统筹统支。集中所有小单位的营业人员派去发展新区，比在老区有利得多。经验证明，小单位经营商业，弊多利少，除走私违法抓大公外，搞坏了许多干部，别无强处，真正经营正当商业得利的占极少数。

（5）奖励节约储蓄，必要时发行。还本还息、有信用。吸收存款，除放生产贷款外，放款主要对象为财政、贸易，国营企业之建国公债，以支持财政，建设经济，减少发行。

（6）尽量缩小商业贷款（或者取消）。因为商业的发展，是建立于工农业发展基础上的。只要政策正确，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商业资本是容易发展的，因为商业超过了工农业发展是有害生产的。监督工业贷款，防止以工业贷款名义去进行商业投机或者囤积居奇（陕边已出三家是如此，已催其收回）。

（7）出入口问题。统一出入口于贸易机关，以利对敌斗争。根据实际情况，放宽出入口尺度，严禁非必需品入口。在对外贸易上，坚决不与敌币或外币发生信用关系，但比价必须存在，以示知群众。一切对外交易，以本币计算，变本币为敌区（或外国）对我区贸易外汇，或者以物物交换，稳定出入口物价，掌握有利交换或等价交换，规定交换比例，稳定出口物价，以稳定进口物价，达到稳定内地物价。新收复的城市，无论消费品、必需品，均一律酌情加税，准其下乡交换农产品，以使城乡物资交流，解决当前困难。稳定金融，事后逐渐在消费品生产上予以限制或禁止。

（8）新收复城市与乡村中豪富巨商，可以实行一次征粮或捐税，以解决财政，稳定金融。

（9）一切财政经济公营企业机关，要有健全的领导机构（减少系统，能合并的尽量合并，以节省人力资力，集中的力量大，行动迅速）与严格管理，统一行动，克服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现象。

（10）厉行节约。开支必须分轻重急缓，防止百废俱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与发行。

（喻杰：《新形势下的金融政策》，1949年1月16日）

（五）一九四八年金融贸易情况和方针、做法

四八年的金融贸易工作，是在陕甘宁全部地区被胡匪摧残抢劫，西北地区遭受严重的旱、雹、霜、冻之后进行的。

胡匪与灾荒给予人民财力、物力的损失，生产的破坏，饥馑的严重程度是空前的。计：陕甘宁边区被胡匪拉走并杀害的人有4，393人，抢掠与破坏的粮食19万大石，油20万斤，盐13万斤，牛驴骡马65，147头，羊149，723只，猪29827只，鸡77万只，破坏烧毁农具23万余件，纺车35，140架，织布机12，107架。损毁麦苗50万亩，荒芜土地365万亩，灾民达40万。饿肿2，000余人，饿死282人，因加上旱、涝、雹、霜、冻等灾害，使四七年全边区收成平均减少一半，粮食的质量亦差一半（如通常一斗谷能碾米六升，四七年的谷只能碾二至四升）。晋绥区虽战争情况较好（个别地区如神府亦甚严重），但荒旱不亚于陕甘宁。少数地区收成尚可（如九、六分区），大部地区收成为通常产量的3—4成，全区收成不过4—5成。灾民数目虽无精确统计，估计亦在四十万以上。

贸易公司损失：各种洋布904匹，土布27，328丈，土产5，556件，粮食136石，棉花233，026斤，盐碱28万余斤，油33，944斤，其他杂货、皮毛、纸张等值农币42，700余万元，其值247，695万余元（46年账面金额）。

陕甘宁边区银行损失：赤金290余两，各种货币、物资等共值48，500余万元。

四八年初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银行的家务仅有洋布一千余匹，棉花约15万斤，土产53万件，黄金1.5万两，一切组织据点都是重新恢复或建立。

二月间陕甘宁边区所控制的地区仅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洲、清涧、志丹、子长等九县，人口约七十万，五月间宜川大捷后，才陆续光复与扩大，最大时人口160万，比1946年人口多20万。

由于战争及灾情关系，使西北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困难的一面是：盐、浪、油由有剩余大量出口变为不够用大量进口，财政赤字加大（计65.2%，这一点与金融物价关系甚大），对外贸易口岸因军事关系均撤销，重新恢复建立，很费时日。有利的一百是：全面转入反攻的形势，兄弟解放区的联成一片及物资上的支援，计援助13万市石粮，土布80万匹（每匹42方尺），花100万斤。

有关四八年金融贸易工作方针的重要确定及指示，根据以上情况：

甲、四七年九月间沙园会议确定了以下工作方针：

1.金融：独立自主一元化的方针，坚决打击白洋、法币，批审管理外汇，黄金在内地只兑入不兑出。

2.贸易：

对内：稳定金融，调剂市场，发展国民经济，支持财政。

对外：独占口岸，严禁非必需品入口，组织土产出口（对外管理，对内在法令下自由）。对外价格实行等价与不等价配合应用，内地市场以本产货为主。

恢复工作：以十万件土产解决财政，恢复生产救灾，以五万件救济，以五万件由贸易津贴廉价卖生产工具及粮、布、花、油油盐等之亏损。

3.工作关系：财政与银行往来关系，财政与贸易是税收关系，纺织贸易公司只负调剂责任，以营业性质往来。

乙、四七年十月间兴县会议又确定：

1.陕甘宁边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仍用两个名义，晋绥西北农民银行、晋绥贸易公司与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统一为西北农民银行、西北贸易公司。

2.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之流通券与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之西农币，固定比价为1：1，相互流通，并决定以西家为本位币，流通券逐渐收回。

3.减少发行，稳定金融，动用家务，黄金出笼，打开对外贸易，年销土产160万件（计陕甘宁80万件，华北60万件，晋绥20万件），以渡过难关。(www.xing528.com)

丙、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西北局决定二、三、四三个月财政金融贸易计划，总的精神是（详见原计划）：

1.动员全党展开对外贸易，杜绝走私，指定河西每月销土产五万件，售金子三百两，河东每月销售土产二万件，购入物资，以保证前后方供给。

2.内部大量抛售物资，并指定河东每月售出粮食6千石，以回笼本币，减少发行，稳定金融，供给开支。

3.指定晋绥三、九分区大批售粮，压低粮价，以便河西人民前往贩运，使粮食西流绥属灾区，一面稳定金融物价，一面救灾。

丁、三月间晋绥召开生产会议，亦根据以上基本原则，确定了稳定金融、平衡物价、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

戊、四月三号西北贸易总公司、总行发出稳定金融方针指示，批判了过去的各种作法，并根据上述原则确定具体新做法（详见3/4贸总指示）。

总之，四八年工作方针是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战争、生产、救灾、恢复集市与工商业等等。当时为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而采取了举足轻重的方法，则是主要从稳定金融上着手，以求得许多矛盾问题的统一解决。

一年来的主要工作：

1.生产救荒，不救荒则无法进行生产，要救荒就必须从发展生产着手。

（1）调剂粮食以解决民食。

境外购入：据已知数字晋绥一万余大石（合22，380市石），陕甘宁、陇东8，000余大石（合17，904市石），建属500余大石（合1，119市石），共18，500余大石（合41，403余市石）。方法是贸易公司以出口物资有意识、有计划地吸收，并掌握内地价高于边缘区的梯形价格，以利于组织发动群众购运。

境内调剂：主要靠群众贩运，贸易公司掌握价格，供给与收买粮贩的粮食，保证市场上有粮及贩运者有利。晋绥于青黄不接时抛售粮食五万多大石（合119，000市石），陕甘宁一万余大石（合22，380市石），群众自行贩运者无法统计，故其数不详。具体做法是贸易公司将粮食分布于各主要市镇，全西北解放区共二百余处，供给粮贩贩运与群众食用，掌握地区间差价，便利脚户贩运，建立购运粮站，组织粮盐交流。在志丹专设转运及组织陇东粮食流入灾区的办事处，仅延属分公司即组设购运粮站十处，在市场上粮多时则收买，粮少时则抛售。在价格失常时，贸司曾用高价收入、低价卖出的办法，以保证粮食的流动、转运与组织粮食流向灾区，计贸司专派运输队运粮200大石（合447市石）到河西。为救灾及时，借用陇东公粮五千大石（合11，190市石），以包运、记住运、自运等办法，运往灾区，该公粮随后由贸司购还。在灾区普遍设平粜处，低于市价一升一合的零售，便利灾民难民。据陕甘宁不完全统计，共零星平粜4，137大石（合9，258市石）。此外，还于交通要道组织建立与恢复集市，以便群众进行粮食等必需商品的交换。计陕甘宁边区恢复与建立集市有20处，如偏僻的青阳岔，恢复集市后，保持每集平均有粮食七八十大石的交易，最多时达200大石（估计群众贩运之数目大公司二倍到三倍之巨）。

（2）组织与扶助群众生产使群众有购买力。

贷款：由于财政困难，银行、贸司资金大部支持了财政开支，使贷款受到很大限制。计银行货币发行用于贷款者全年76.1亿，另外以银贸家务进行贷款，据已知者有利民堡设炭拨贷款四亿，孝义贷给煤窑5.25亿，汾阳贷三千万，河津贷15亿，陕甘宁贷麦子1，046大石，折本币15亿多，晋绥二分区贷80亿，关中贷棉花三万斤，三边贷盐七万斤，合计为137亿多，连发行贷款共为213亿多。

底垫资本：晋绥五分公司给山阴盐锅底垫40亿，约定产盐后归还，或以盐折还，这样维持了五十余口缺资锅盐的生产，可产盐490万斤。兴县给炭窑垫资本9，000余万。

以工代赈：朔县、怀仁兴修水利共出款8亿，以雇用贫困群众挖渠修坝，岱岳、朔县于青黄不接时，修建仓库雇用无工可做之贫民。

收买生产品：朔县于春季组织发动群众上山挖药材度荒，春天由贸易公司收买三个月的时间，共收买40余万斤，该县灾民因此得以解决生产问题。同时，还连带的发展了打铁、编席、打麻绳、做木箱等许多副业。贸司将药材运安国销售后亦有微利。晋绥五分区于夏季收存吴家窑大小西湾寺峰山等煤窑淡月炭3，000余万斤，兴县存23万斤，各地贸司收买群众熬出的火硝转交工业部，年约收三四十万斤，收买硫黄除供给工业部火柴厂用外，并转售给华北，使硫黄生产曾提高8倍。其他如志丹购毛口袋、毡及绥德、延安收买皮衣等，均有助于生产。

低价供给原料：为了救灾，使生产者多得利，并同时稳定市场物价，春天曾在警区以每斤花低于市价一万至二万元之价格供给灾区纺织，计共销花十万余斤，又拨救灾做军鞋花将近二十万斤。

组织运输：这一工作差不多各地都做了，唯限于条件关系，故规模之大小与群众获利的多寡亦有不同。比较以陇东及晋绥二、五、六分区组织较好，规模较大，群众获利亦大。如陇东元城子区有六、十乡，参加贩运粮、花者有201人，牲口258头，除去人和牲口开支外，净赚粮食137石多。

以上这些方法，除贷款一项由于严重地存在救济恩赐观点，贷款对象未选好，致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其中以收买生产品收效最好，亦合乎两利原则。

（3）除以上调剂粮食、扶助生产等办法外，并拨付物资现款75亿多（陕甘宁区），专门救灾。

2.掌握金融物价：

物价是一切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所以掌握物价便成为执行各种经济政策的重要工作。而四八年的财政、救灾、金融、贸易困难重重、矛盾多端的工作，则是以集中力量、稳定金融的方针来进行的。

（1）一年来对物价的方针是力争稳定，并彻底改变过去稳于比价的金融政策，因而具体的措施是：

对外：出口一律以本币计价，以土产直接充当外汇，出口的土产采取稳价办法，对外贸易实行以物易物，外来物资的内地价按照土产对外交换比例及土产的本币价决定。敌区物价上涨，我则提高比价，保持我区物价不受影响。

对内：春天集中力量调剂粮食，尽力维持粮价不使上涨；控制布花价格，各地商店门市部定价零整批发，指导群众贩运油盐，保持几种主要物资的正常流与适当的供给，防止其价格高涨，以维持货币一定的购买力及维持财政预算不被物价上涨冲破。夏收后，稳定布花等价格，并有意识地使麦价下落到一定水平而稳定之。秋收后，微提布价，稍降低土产对外交换比例，加紧贸易周转，大量回笼本币，以减少发行，除支持财政者外，并尽量购存粮花，以保持粮花的正常价格。解放区货币统一后，华北物价涨我亦随涨。

（2）总计1948年西农币发行总指数为922.43（1947年12月底为基期），发行用途计财政用73.58%，银行贸易用18.02%，生产用0.73%，印制费用7.67%。

以1947年12月物价为期，至1948年12月物价指数，晋绥兴县、五寨、碛口、新绛平均为204.7%，陕甘宁绥德129.5%，延安以4月为基期为129.6%，华北石家庄为547%，邯郸322%，临清359%，西安敌区为147，310%。

一九四八年贸易公司共销售物资计（缺陇东材料）：

以上数目计供给市场者占75%，供给党政军者占21%，转晋绥者占4%。

3.对敌斗争与支援战争：

对敌斗争是以贸易斗争为主，货币斗争为辅，相互结合着进行的。在具体的作法上则是根据我之要求及敌我情况，掌握变更内地物价、土产对外交换比例及本币与敌币的比价，而且物价、交比、比价亦是相互结合，协同一致的。

（1）推销土产换入物资：

推销土产是我们进行对敌斗争、稳定金融、支持财政的基本环节。如果土产销不出去，则严重地影响金融物价及物资供给。但敌人用种种办法封锁查禁我土产出口及必需物资购入。一年来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各地党政军指导与缉私的加强及各口岸工作同志顽强地坚持工作（如关中铁王、柳林口岸曾数次受敌人袭击，陇东牺牲干部四人，三边贸易公司、银行则经常在政府及部队的前面80余里）及实行对外掌握交换比例，对内稳于本币价格上，并根据内外主要商品价格，调整敌我货币比价等政策，与用武装推销、游击推销、内外推销（即在内地成交，加强准予出口外销）、派会客组到敌区迎接客人等办法，共销出土产1，116，662件（超过全年任务80万件的39.6%）。共换入主要物资计各种洋布64，899匹，各种土89万丈，棉花87万斤，各种粮食万余石，油32万斤，盐200余万斤，碱64万斤，金子7，219两，白洋7万余元，银子三千余两，骡子613头，各种纸张20，000余刀，颜料万余桶，连同各种印刷、卫生电料、兵工器材、杂货等共约值农币5，000余亿，此110余万件土产的销售大大有利于本币之巩固、物价的稳定及战争的供给。

（2）驱逐敌币，使本币占领与巩固阵地：

政府禁止敌币在解放区流通周使，银行用比价打击及摧毁敌币的价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机能，以驱走敌币，贸司用实物支持本币价格，拒收敌币，巩固本币信用。计在七月以前即将收复区、警区、延属、三边、陇东、关中及新解放区黄龙等地的敌币完全肃清；九月以后将边沿各地土桥、官桥、龙高、职田镇、张家畔等地的敌我货币混合市场的敌币驱走，变为本币市场；并使本币伸入到敌区张洪、通润、九砚、店乐、盘克等市镇流通周使。十一月后，因我区物价一涨再涨，使我已占领的新阵地缩小不少。

（3）掌握于提高对敌币比价：

根据敌币贬值程度随时提高本币比价，计由二月的1：3九月提至1：400，十一月提至1：1000，十二月底提到1：2000，全年比价指数为66666%，即比价上提665倍。而我边沿地区（如关中）一年货币购买力下跌约一倍，故比价上提实际为1332倍，同期西安物价全年共上涨1473倍，如按年初实际比价1：1计算，则比价上提二千倍或四千倍（加上本币跌落率二倍），虽然曾在敌区物价大波动时，我们的比价曾经常是追击性的提比价，但追得很猛，并且数次追得超过当时应提的理论比价，所以说一年来的比价斗争还是相当成功的。

（4）支援战争：

支援战争，主要表现在稳定物价，驱逐打击敌币，巩固本币信用，以便于部队在内地整训及出击作战，随时随地可以取得供给品，并且有许多商人随着军队前进，其次是以大量财力、物资供给开支。计：

A.1948年1—12月银行发行垫支财政共7，690余亿，占发行总数73.58%，占全部财政开支（不包括公粮）54.3%。

B.自1—10月陕甘宁贸易公司垫付财政开支22，249，543，909元（内现款723亿，1947年旧欠147亿多，物资折款1，689亿多，减去代收家务款等335亿多），占全部财政开支（不包括公粮）30.28%。

11—12月贸司代财政厅推销土产共付款280多亿，财政上一方面大量透支发行，另一方面贸司支持金融的实物又大量垫付财政，这是维持市场金融物价极不利的形势，同时物资的调运分发，现金的周转，亦是一件极其繁重的工作。

对几种不同认识的看法：

（1）银行贸司合并问题

有些人认为银行、贸易公司的合并是陕甘宁晋绥化了，是因为边区银行业务处犯了错误，是取消了银行业务，是杀母鸡的政策，因而合并是错误的。

实际上以上这些说法才是错误的，他们既不看合并时的条件，又不看合并后的效果，仅抽象地喊，其他兄弟区均在扩大银行，而我们在取消银行等不切实际的说法。

首先陕甘宁边区银行、贸易公司的合并，是整个陕甘宁与晋绥的彻底统一，是西农币与流通券统一的一部分，是整个合并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前方的一部分，是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救死度灾。而合并的实质又是领导的统一，是一个机构两个机能，并非取消银行。一年的工作证明，合并是正确的，它完成了它的救灾生产、驱走敌币、稳定物价、支援战争等任务。所谓合并后银行没有了，业务与过去来比，只是没有了忙于兑换敌币，没有了银行单独进行商业活动，至于存放汇兑等业务不多，是条件作法问题，与合并并无关系。

（2）物价问题

今年的物价是比较稳定的。有些人也不同意这样争取稳定，说什么稳定的结果大公吃了亏，贴了钱了，本应该长期打算，保住老本。实际上这些说法是没有很好地算账的，物价越稳定，本保得越多，所以必须力争稳定。

又如稳定于比价、稳定于物价问题。事实证明，稳定于比价是错误的，是将本币从属于敌币的做法，其结果是使我货币的跌落率等于敌币跌落率，再加我区物价上涨数，这便失去独立自主性。四八年证明稳于物价是正确的、可能的。

（3）土产卖本币不收敌币问题

过去卖土产出口，主要吸收物资及敌币，四八年则订吸收物资及本币。过去说土产出口不吸收敌币或吸收本币不成。影响土产销售，行不通；四八年证明不但行得通，而且是巩固本币，驱农敌币，便利零星土产出口好办法。

又有人说土产吸收本币的结果，会将土产的一部分利润贴补于本币的落价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对本币不负责任的说法。实际上这是最有利的，因为总是公家发行票子收买群众物资在前，群众用票子买公家的东西在后，即群众需先出物资，才能取得票子。如果我们仅设想让群众相信票子、使用票子，而不保证群众取得票子后能向我们买东西，那谁还肯接收使用我们的票子呢？因此我们便必须用我们的主要物资支持我们的票子，这样则是维持我们发票子的信用，并不是什么贴补。片面算账的人，才叫贴补；就是贴补，那总比贴补于敌币的落价上强得多吧！所以土产出口，应拒收敌币，吸收本币，亦即我们必须以土产支持本币，坚决拒绝支持敌币。

（4）出入口贸易的指导思想问题

出入口贸易，必须是以我为主体，从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出发，去考虑处理问题。对外商赊欠，片面地为完成推销任务而换入敌币及非必需品，敌区物价涨，土产价涨，我则降低交换比例，以迁就维持商人利润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推销土产，是为了稳定金融物价，是为了换入物资供给军民需用。达不到这个目的，或起不了这个作用，我们宁可少销不销。

敌区土产价，主要是由我之比例来决定。我们必须争取做到，出口物资，我区涨价敌区随涨；入口物资，我区价落敌区亦随落，或敌区未落，我提高敌我货币比价。即有时因供求任务关系须要灵活变通时，也只能在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下去权宜变更。

（5）拒收敌币后要不要比价问题

在敌人统治未垮台以前，敌币在敌区仍能流通、周使期间，在口岸上要有比价，以显示敌币在垮台，本币是稳定的，进而用以打击敌币，并指导公私商业进行对外贸易的计算定价。因此，比价斗争这一套，不但今天对蒋区有用，将来对因只有经济上的往来也是用得上的。

4.获得以上成绩的原因主要是：

（1）党的沙园会议、兴县会议，西北局刘家川会议及晋绥分局生产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独立自主本币一元化稳定金融物价的方针，农币、流通券统一，驱逐打击敌币，统筹统支，取消小公商生产等政策。陕甘宁晋绥统一领导，陕甘宁银行、贸司合并的组织形式，即打开对外贸易、动用家务、渡过难关、争取时间的业务作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应时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和做法。

（2）战争的胜利地区恢复扩大，使货币阵地扩大，物资来源加多，得到了兄弟解放区援助。

（3）各地党政正确领导，军队协助，缉私工作加强，各分支公司、银行、商店的同志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

（4）去年灾荒，粮食奇缺，未使所有物资随粮食基比上涨，仅使粮价突出独立地上涨，因而今年夏季收后粮价易于回跌。

（5）部分地区群众于战争灾荒之后，购买力过低，所以在市场上表现为追求物资者少，因而物价亦易稳定。

（6）敌经济危机，军事失败，货币猛烈贬值，减弱与我斗争力量。驱逐打击敌币，使我对敌经济斗争的措施，更大地发挥了力量。

5.工作中有优缺点：

甲、优点

（1）贯彻了党的各种政策。

（2）超过了年销土产160万件（陕边80万、华北60万、晋绥20万）任务，购入大量必需物资，供给军民需用。

（3）相当地稳定了物价（总平均全区指数为154.6%），并支持了财政开支。

（4）驱走了敌币，扩大了本币流通范围，基本上摆脱了敌区物价上涨给我区物价的影响。

（5）扩大了培养干部229名（包括他部调来），练习生、工厂工人1，500名，提拔干部82名（全关中陇东延属西府提拔数）。

（6）加强了业务学习及对不同政策思想的批评斗争。

乙、缺点

（1）印制票子的准备工作差，产量少，致使夏秋收后所有票子仅能支付财政用款，贻误收购物资（主要是粮），影响对市面的吞吐调剂。

（2）在比价斗争上，各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右（如黄龙、三边不敢大提比价，关中较久地使用差价，绥德满足于驱走敌币，而不积极对外斗争）或左的思想（如陇东根本不要比价），使工作上吃亏不少。

（3）在业务上由于未能更好地及时了解情况，总结经验，随时具体有系统地指导各地，以致各地在交换比例上有的过高，有的过低，或者是半必需品的交换比例过高的现象。如陇东因对必需品交换比例低及某些时半必需品交换比例高，影响物资进口。黄龙则很长时期交换比例过低（主要原因是走私抢购影响），而且半必需品又低于必需品，以致半必需品大量进口，必需的布进口少，影响内地物价。

（4）买进大量的坏货、假货、贵货，使公家吃亏甚大，纠正这种现象在时间上迟了一点。

（5）比较有计划地组织领导各级干部进行政策思想及业务上的学习不够，以致下面同志对金融贸易上的一些政策和问题迄今尚很模糊。在业务上的改进也不多。

（6）对经营出口商人，仅在经济上予以照顾，在政治上的宣传教育做得少，甚至有的在经济上迁就以致受骗，买入假货、贵货。

（西北贸易公司、西北农民银行：《一九四八年金融贸易工作总结》，1948年底）

1948年西北贸易公司、农民银行统计年鉴编辑凡例

1.本年鉴计分：金融、贸易、物价、会计、生产、人事六类，共编54种统计表。

2.本年鉴来源：除总司（行）直属部门外，主要为陕甘宁区（晋西北区及晋南区资料未包括在内），各分公司（行）工作总结报告、会计报告及物价报告与各种调查报告。

3.本年鉴资料内容：总的说来，是综合性的数字多，类别性的数字少；表示结果的数字多，记述过程的数字少；描述现象的数字多，启示原因的数字少。但总算经过了一次逻辑性地整理编纂，故还不失为将来研究、分析、比较、参考的根据，以及统计制度进一步强固树立的阶梯。

4.本年鉴编制方法：除将资料列表外，在计算方面共应用四种代表数（算术平均数、几何平均数、加权倒数平均数、中位数）、三种差异数（标准差、平均差、全距差）、三种指数（简单几何平均式、简单算术平均式、加权倒数式，其中又有基期与基点之分）以及长期趋势与季节变动；其表示之意义，并各附有简短注释。至于计算方法，则公式繁多，不及备载，读者可参看统计书籍。

5.本年鉴计有对敌货币斗争之比价分析、金银牌价分析、发行分析、土产售价分析、土产交换比例分析、物价变动程度以及农工产品交换比例、销货价格之季节性、地区交流梯形价格与市场价格、门市价格之差率等分析，并各附有简短说明，以供参考。另外并附有“本年鉴初步综合分析”一份，借以作为全面研究之参证。

6.本年鉴系初次创编，虽在资料方面力求真实，计算方面力求精确，分析方面力求合理，但纰误之处可能难免，尚希各方指正。

1949年3月

1948年陕甘宁主要口岸（关中、黄龙、陇东）比价变动统计表 〔本币（农币）一元比敌（法）币元〕

1948年金银牌价变动与黑市价格差率比较表 指数：1948年1月1日=100

1948年西北贸易公司农民银行工作人员成分统计表

工作人员工作年数统计表

工作人员文化程度统计表

工作人员年龄统计表

工作人员党籍、性别、籍贯、职别统计表

各级负责人籍贯、职别统计表

全部人员职别统计表

（西北贸易公司、银行：《1948年统计年鉴》，1949年3月）

1948年“统计年鉴”的初步综合分析

I.金融政策

1.发行——一年来的发行，从数量方面看，主要是用于支援战争。因此，发行累计额与上年底相比较，是扩大了八倍有余。定基指数为922.4——以1947年12月底为基准（100）。但亦正由于战争的胜利开展，使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条件及金融贸易方面关于物资供需的适当调剂、敌币的驱逐，促使物价得以相当稳定，使财政开支的发行，有按照金额以均匀分配于一定时间的可能性。但反过来，又由于以力求金融物价的相当稳定之指导方针与措施，实现了均匀发行的方针及支援战争的目的，基本上避免了盲目性与偶然突击性。表现在发行额的每月环比指数（120.4），比物价的每月环比指数（106.5）为大，而标准差系数（表示数列波动之强弱）则反而减少到物价的三分之一（发行指数的标准差系数为3.2%，而物价指数的标准差系数为9.3%）。这样将发行刺激物价的因素减低到了很轻微的限度，所以促成了物价指数大于发行指数四倍多的事实（以1947年12月为基准（100），则1948年12月发行指数为922.4，西北物价指数为176.5）。

2.比价——一年来的比价政策，主要是稳定内地物价，及时地提高比价的手段，以扩大本币阵地，从而以阵地的扩大、比价的提高，来配合贸易斗争，以达到货币斗争胜利的目的。从此价的全年趋势来看，则全年理论比价应提681倍，而挂牌经纪人是则提了522倍。每月平均挂牌比价低于理论比价的23%（基础一月比价：按实际内外购买力计算，则本币一元应比敌币一元。但因当时本币机能未曾恢复，故此比价可能偏低。挂牌比价：为本币一元比敌币三元。但因当时主观上用高比价以排斥敌币，同时当时在边缘区本币甚少，故此比价可能过高。本节根据以上二种情况，以本币一元比敌币二元计算）。表现在物价方面，则敌区全年物价上涨1.465倍，而内地上涨一倍多，基本上使内地物价相当稳定，运用比价的武器，隔绝了敌区物价狂涨的经济影响（本节以关中为例）。从各口岸比较来看，则以关中应变最速，黄龙次之，陇东的比价则比较迟钝一些。

3.金银牌价——一年来的金银牌价，从实际价格方面来看，则每次价格变动后，黄金平均低于黑市的12.6%，银元平均低于黑市36%。如按月平均，则金价平均低于黑市的46%，银元价平均低于黑市的100%。再从上涨速率方面看，则金价上提率高于黑市上涨率的4%，白洋则与黑市相等。总的说来，如单纯从数字上去看，则全年的金银牌价有些偏低。但因金银的主要来源，是在边缘口岸，所以内地牌价的稍低，只起了避免刺激一般物价，起了相对打击黑市的作用。

II.贸易政策

1.进货——进货类的数字，第一说明了商品来源的总情况（敌区约占70.5%，内地约占29%，晋绥占0.5%）。其次是进货单位的分配（最多的是关中分公司，占35%；最少的是三边，占9.3%），以及分品类的重点经营（洋布占总值20.5%，棉花占15.3%，土布占12%）与按地区的收购土产品与入口必需品（关中进口洋布占总量的60%，金子占86%，黄龙购进棉花占总量的41%，三边进盐占43%，陇东购粮占40%，绥德进碱占63%）及口岸市场与内地市场之分工（关中占敌区进货总值的49.5%，绥德占内地进货的30%，黄龙占43%）。

2.销货——销货的数字，第一说明了我们按地区的供应军民必需品（绥延灾区占总销量的48%，关中销布占总量的27%，延属〔总司门市部在内〕销布总量的35%。在纺织手工业有基础的绥德分区的布销量，仅占总量的9%），分品类的重点供销（洋布占总值32%，土布占总值23%，合计占55%）。内地与口岸供销政策之不同（延绥内地占总值的60%，关、陇、定三边缘区仅占23%）以及物资分配的情况（批发合作社及调剂市场占70%，供给党政军占25%，转供晋绥占5%）与按地区而分配之不同（绥德系内地，故供销市场占70%，关中系主要购入物资的边缘区，故供给党政军占44%）。

3.代售土产。

价格与交换比例：以关中为例来分析，则口岸价格较总司规定价格平均高1.4%，另一方面则口岸土产价格全年上涨率平均落后于进口货价的22%；敌区土产价格平均落后于进口货在敌区价格上涨率的42%，依此则由价格对比可得出全年理论交换比例应降为（1-22%）×（1-42%）=78%×58%=45.24%，而实际加权交换比例，仅平均降至66.3%，所以可以说是实现了66.3%-45.2%=21.1%的有利交换（按关分换入本币仅占总销量的8%，故内地土地产价低落于物价之后，主要的是表现了敌区的生产萎缩）。当然，对于土产交换比率，由于九月左右吸收布花的主动减低亦有关系。关于交比的变动季节，一般地高交比集中在1—3月，低交比是8—10月，这一方面由于春季口岸新恢复，土产供少需多，另外则是我们在8—10月之间争取布花入口，主动贬低一些的关系。

销售数量：从月份方面看，全年是递增的趋势，最少者1月占1.6%，最旺者为12月，占14.7%（以关分说，12月为一月的10倍）。从各方的分配方面看，则主要的是关分占50%，其次是黄分占18.2%。全看销售1，116，60件，较计划任务超过了45%（计划任务是80万件）。

III.物价政策

边区物价：1948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只有绥德与陇东（元城）有全年物价的记载，因之，如果要看全年全区总情况，只能看这二个地方的平均指数。从时间方面说，2—6月为稳涨期，7—11月为回期；从商品方面来看，则农产品指数为97.4，衣料品指数为211，副食类指数为155，总指数为120。这两类（农产、衣料）商品的分歧变化，前者是受了前半年灾荒的影响，后者则受了后半年季节供需的影响。再从各分区的综合比较来看（只有下半年的资料），则基本上11月以前是稳跌趋势，12月亦仅上涨了21%。各商品的分配情况，是农产品为72，衣料类为128，副食类为90。

另一方面，在特价的波动程度方面看，则在商品方面延绥两区的农产品波动程度较大，这当然有灾荒的原因，棉花波动最小（9%），土布次之（16%）。以全区来看，则以土皮波动程度最小（19%），这与纺织生产的发展以及贫苦消费者的季节影响和杜绝投机方面是有关系的。从各分的掌握方面看，则以关黄物价波动较大，这主要的由于地处边缘，另一方面关中1—3月是按比价折成的物价，当时比价过高，所以影响了基期的低落，以致形成波动程度较大。

边区农工交换比例：从地区方面来看，则延安的交换比例是边区的中等状态。绥德则是农产品交换工业品最多的区域。这与我们的物价政策以及当地的纺织业发展亦有关系。从商品方面看，则全区各地以换油盐的差异量较小，换布花的差异量较大。其中尤以小麦换布花较小，米换布花为大，总平均是一斗米换土布36.5尺，棉花6.35斤，食盐44斤，清油6.5斤。小麦一斗换土布21尺，棉花3.1斤。

解放区物价比较：如从地区的比较来看，以绥德作为基点（100），则华北全年上涨指数等于316，华东为383，东北为673，西北为121，从时间方面看，其分布是相当均匀的，总平均为416（以1947年12月为100），从1948年12月的商品价格来看，则以延安为100，农产品华北为188.6%，布花类华北为115.5%，总指数延安低于华北为25%。以陕甘宁与晋绥来比较，则陕甘宁的波动程度较晋绥大，但上涨程度却较晋绥小，这是与战争灾荒有直接联系的。

地区间梯形价格：下半年延、洛、绥、韩交通线的梯形价格，平均粮价洛川为61.8，延安为100，绥德为155.6，棉花韩城为76.3，延安为100，绥德为103，都完全符合了产销的合理交流线。洋布延安较绥德高14%，土布较低22%。这是与当地的纺织业情况有关系的。此外，韩城布价较延安高11%，这主要是受晋绥与华北的影响所致，而且仅有11%的毛利，基本上是不会大量倒流的。

时间上的季节变动：从品类方面看，粮价在前半年是廉价平抑、后半年是高价收买（高低非绝对值，是与市场价比较而言）。布花价在2、3月是为了拖抑粮价而廉售，7—9月则是对应需求而低价供应。这样的变化，减轻了物价的季节变动与照顾了小生产者的购买力，杜绝了商人的囤积居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全年平均方面来看，则小米低于市价的1%，布花低于市价的13%，这样给予外来品与土产品以不同的差价，对于广大的农民，是曲尽了照顾的本怀。

延安门市布价与市场布价之变动：七月以来的布价变动，平均每次提价前雁塔布低于市价3%，土布低于市价11.5%。提价以后，土布与市价差可相等，洋布且有小数超过。这说明了两种布价的主从关系以及华北对洋布的影响。每次提价百分率平均俱为12%—13%，市场每次波动率则为10%—11%，都表示了逐步稳进而无剧烈波动的现象。

IV.会计类

从积累资本方面来看，则各方总计，资本之获利能力平均为34%。以延安、绥德之货币购买力平均折算，则全年折实纯益为各分资本总额（期末）的4%，将总公司加入通盘计算，则资本（期末）之票面获利能力为171.4%。以延安、绥德之货币购买力平均折实，则全公司折实纯益约占资本总额（期末）的32%。从资金（期末）的分配方面来看，则以总公司为100，各分支公司则为150（以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计算），其中尤以关中、黄龙所占比例较大（均占各分总计的26%）。内部业务方面：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以及具体任务不同（销货、购货、转货的利润率不同），表现在纯益与资本的比例上，以绥德为最合经济原则（以最小资本获较大利益），陇分、定分次之。另外，在纯益的实际数字上，则以关中为最大（以各分比较，上半年关中纯益占各分总计的56%，下半年占29%）。从毛损毛益的比例来看，则各分总平均为10.8%（即赚一元须花费用一毛零八厘，成本不在内），其中以关分为正常（符合平均数），延属较次（毛损占毛益的26%，这与转出货多、销出货较少有关系），再加入总公司全盘计算，则毛损占毛益的6.6%（成本不在内）。从毛损毛益的来源看，在各分合计方面，则土产毛益占总额的57%，商品货币次之，占18%，加入总公司计算，则土产毛益占76%，商品货币占14%；毛损方面以经费较大（各分平均占毛损总额49%，加入总公司则为38%），业务费次之（各分平均占毛损总额之10.5%，加入总公司则为11.1%）。

V.生产类

本类为摘要统计，扶助合作社以关分做得较多，主要靠信用往来，方式亦较好。陇分批发合作社物资较多，但无全面统计数字。恢复工商业以绥、关、黄工作较多，方式俱运用信贷关系。只有延属则重于供给原料与收购成品方面，这当然是合理的扶植方式，不过此类业务将来还须与生产合作社或生产推进社分工。救灾方面：延属集中在直接救济，陇分侧重于间接救济。直接发展生产方面：绥分侧重于贷花收币，黄龙侧重于收购当地土产。这方面还须要有计划、有重心地搞（当然这又与战争环境、供给任务有关系）四八年的集市工作，陇定方面做得较好，关中、黄龙则侧重于恢复工作。

VI.人事类

全部工作人员成分方面集中于贫雇农占61%。工作年数方面集中于5—10年占32%，0—3年占30%，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占7%。文化程度集中在初小，约近于50%，高小达25%，初中达11%，高中为5%—6%，大学以上的为0.1%。年龄方面集中在18—26，约占40%，30岁以下的占63%，51岁以上的占2%。共产党员在干部方面占2/3，非干部方面占1/3。男性工作人员占97%，女性占3%，边区人占75%，边区外人占25%。负责人方面，边区人占55%，外区人占45%。科长经理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5弱。全体人员共1，500，干部占60%。

（西北贸易公司、银行：《1948年统计年鉴的初步综合分析》，1949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