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宁边区的概况
陕甘宁边区由土地革命时期之陕甘宁苏区演变发展而来,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落足于此,遂成为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心地区。当时辖二十三县,包括陕北大部,陇东、宁夏一部,人口一百二十余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坚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保持并壮大了中国人民优秀的武装力量与革命根据地,“双十二”事变后,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内战,参加抗日,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下,进行了巨大的社会改革与民主建设,在经济上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各种农工商业得以迅速蓬勃发展。如农业,在扩大耕地面积、改良作物、组织劳力的条件下,至四六年粮食产量达三百八十三万余市石,较三七年增加一倍左右;棉花由三七年的二千多亩发展至三十六万余亩,年产花二百余万斤;纺织从无到有,并充分达到自给;盐的出口由三八年的七万驮增到二三十万驮;手工业及商业普遍繁荣,新建市镇达二十余处。从而一变过去贫瘠落后的面貌,达到丰衣足食。并建立了机关自给生产,解决经费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故战胜了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重重困难,保证了军民供给,并积蓄了发展生产的条件。在政治上贯彻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各种纲领,发动与组织人民起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因而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政治积极性,打退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疯狂地进攻。在文化教育上努力注重普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迄四六年兴办了各种学校达一千三百一十余所,学生达四万余人(学校及学生数量皆较三七年增加十倍),同时,普遍发展了社会教育,减少了文盲,逐渐改变封建社会人民愚昧与落后的状况,并举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成千上万的军队、干部从这里出发,散布在各解放区,积极参加了战争、土改和各项民主建设工作,坚持了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进行,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与信心,从而推动了近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一九四七年,蒋胡匪军为挽救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的命运,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兽蹄遍及各县各区,所到之处,焚杀掳掠,无所不为,使我们十年辛勤缔造的民主圣地惨遭破坏,造成空前严重的灾荒。但边区军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并赖各兄弟解放区的热情支援,在战争的第一年即打退敌人的进攻,战胜灾荒,基本恢复了陕甘宁边区,发展了黄龙新区,并在战争中,最后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从而使支援战争与恢复各种建设的工作,有了巩固的基础。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我们即开始了进攻,经大量歼灭敌人后,迫使残敌退守西安一隅,解放了广大地域;并在广大收复区与新解放区展开重大恢复与建设工作,获得了极大成绩。战争第三年开始迄今的五个月内,我军乘胜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及秦岭以北全部、甘肃一部地区。敌人已基本上被打垮了。在此期间,为加强支援战争力量,迅速战胜敌人,曾将晋绥、晋南五百万人口地区,并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统一领导。现在陕甘宁边区共辖一百四十七个县市(陕西七十个县、三个市,甘肃十六个县、两个市,宁夏两个县,山西五十三个县、一个市),共计面积三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余人,耕地面积九千九百二十五万亩。大中城市有西安、宝鸡、咸阳、平凉、天水、临汾、延安、榆林等。工业以纺织为主,纺锭约九万枚,布棉一千五百余台,月产纱五万六千件(每件四百磅)。煤厂约五十余家。石油以延长为中心,蕴藏甚丰,因遭敌人重大破坏,部分恢复,产量尚少。其他如制粉、火柴、电力等机器工业大小九千余厂。学校计大学九处,学生四千余人;中学、干校一百余处,学生三万余人;小学二万多所,学生六十余万名。交通有陇海铁路及咸铜支线,共长六百一十四公里,已大部修复通车;公路干线有咸榆、西兰、平凉段、西兴等。目前各地正一面继续进行支前,一面着手恢复与发展各种建设中。
(二)解放战争以来的各项主要工作
自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蒋胡匪帮在其所谓“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下,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以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即展开全面解放战争。迄今已两年五个月,当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进攻边区的敌人达三十万众,且久经反共准备,有优良的装备,而我军仅二万五千人,装备亦远不如敌人。陕甘宁边区仅为一百五十万人口之地区,十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在生产建设方面,虽有很大成绩,但因经济基础较为落后,一旦转入战争,各种工作及物资供应一时不能完全适应紧张繁重的战争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乃采取歼其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故一时匪焰猖狂,兽蹄遍及边区各县、区,广大农村惨遭疯狂的破坏与掠夺,损失粮食、衣物、器具,损失细粮一百五十八万市石、牲畜数万头。各种经济、文化设施多遭破坏、停顿,约有百万余亩土地因敌乱害而荒芜或被毁损;普遍田禾未能及时耕种,加之空前严重的天灾,致农产减少二百余万市石(较四六年少一半以上),使四十万人民陷于饥饿疾病状态。当时虽有晋绥二百五十万人民协力支援,但因他们经八年抗日战争,人力物力亦很困难,四七年亦有四十六万人口遭受严重灾荒,一百九十万人口的地区普遍歉收。凡此种种,曾使我们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我们在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赖英勇善战的西北人民解放军不断予敌人以重大的歼灭与打击,陕甘宁、晋绥人民同仇敌忾,艰苦奋斗,相互支援,以及全国各战场的胜利配合和华北兄弟解放区的帮助,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打败敌人,战胜灾荒,迅速恢复并发展生产,支援大军胜利前进。现在我们不仅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而且解放了西北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西安,广大陕甘宁地区已获解放,西北最困难的时期已基本度过了,西北的敌人已基本被打垮了,全西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
两年半来,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首先,我们在一切为了胜利的统一意志下,以最大的努力,进行了支援战争的全面动员。陕甘宁、晋绥人民,虽在匪祸天灾所造成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重大的支前任务。总计两年半来,动员与组织了三万余青壮年参加了主力军,二万余名地方部队升编为主力军,一万余人参加了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不断给敌人以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动员参战民工达六千余万工,畜工达三千余万工,其中,由老区动员的人工占百分之八十,畜工占百分之七十,平均每劳服勤三个半月,后方勤务如临时转动、修路、放哨、代耕等尚不在内。广大农村妇女亦积极参加缝制被服和军鞋,看护伤员,甚至参与了抬担架、带路等工作,仅做军鞋即达三百万双左右。在粮草供应方面,四七年仅陕甘宁即达三十二万五千市石,占陕甘宁农民总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八年连晋绥共二百一十四万余石;本年连新区在内,共达五百六十一万余市石。历年公草达四亿余斤。其他军费供给达陕甘宁、晋绥全部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上保证了前线的供给。这些任务之所以能够完成,除因群众对革命战争的积极拥护支持外,还得益于我们执行了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如战勤动员方面,在土改老区实行按劳负担,照顾贫苦,新区实行劳财共负的政策;工业税方面,老区实行按通产扣除免征点后以固定比例征收,新区实行按收入多寡,以不同比例累进征收的政策),采取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以及注意思想与政治动员,组织干部带头,积极分子作核心,加强政治教育,进行表模立功等工作方法,因而大大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与觉悟,到处出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从而又教育与团结了广大群众,保证支前任务的胜利完成。对烈属军属,各地在组织生产建立家务的方针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部分已逐渐走向生产自给。
其次,在战争中,陕甘宁、晋绥三百六十万人口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最后肃清了封建剥削,广大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生产力的束缚已被解除,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从而使支援前线、恢复与发展生产有了巩固的基础。在运动中,充分发动了农村广大劳动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培养与锻炼了大批干部与积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政权的工作,使农村面貌为之一新。运动中虽然也发生过左的偏向,但很快被纠正了。在未经土改的黄龙及晋南的某些地区,实行了反恶霸、反特务、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广大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准备了进行土改的条件,部分地区如晋南地区去冬今春已进行了土地调剂,即将完成土改任务,今冬明春间,黄龙亦将完成此一任务。
与支援战争同时,进行了巨大的生产救灾工作,在组织与发挥群众力量,进行生产,团结互助,以自救、救人为主,辅之以政府协助救济的方针下,普遍号召与组织全体人民和灾荒作斗争,把一切可能生产的力量动员到生产战线中来,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偏向,宣布了鼓励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政策。利用农闲大力组织各种副业生产,并发放贷款三百亿元、棉花一百万斤,扶持各种副业生产之进行。仅据陕甘宁统计,由此换进的粮食达二十三万市石。各地普遍号召群众多种瓜菜早粮,组织百分之三十的劳力参加变工互助,并发动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用群众调剂与政府借贷的方法,解决了农具、籽种等困难,使大量土地得以及时下种,并恢复了四七年荒芜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从而奠定了战胜灾荒的根本基础。各地皆广泛发动群众的互助运动,并将土改中得到的粮食、财物大部用于救灾。同时,并赖东北、华东捐款救济,特别是太岳兄弟解放区的下放和人民,帮助粮食九万三千余石,对救灾起了巨大作用;各机关、部队亦节衣缩食,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捐助灾民粮食一万余石、衣物九千余件;各地贸易公司、合作社利用贷放、平粜办法,帮助解决粮食十九万石,使灾民粮食问题得以基本解决。此外,并组织四万三千多名灾民移到非灾区安置进行生产。在救灾运动中,及时纠正了麻痹等待、惊慌失措的思想,以单纯救济、平均分配的观点和方法,使救灾工作少走弯路。同时,进行了扑灭疾病的工作,派大批医疗队下乡,组织各地中西医生进行救治。经过努力基本上度过严重的灾荒,扑灭疫病的流行,使陕甘宁、晋绥八十六万人民渡过劫难,从而使支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各种建设事业亦获得了恢复与发展的条件,并进一步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认识与友爱团结。
在恢复与发展生产方面,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四八年已恢复至四六年的百分之七十,耕畜恢复至百分之八十,羊畜恢复至百分之六十;晋绥则一般皆达四六年水平。全年总计耕地五千余万亩,产粮一千四百万市石、产棉二千五百万斤。今年计划在去年的基础上,增产细粮一百万市石、棉花五百万斤,主要依靠执行正确的政策,并努力精耕细作,恢复与兴利水利,恢复与扩大耕地面积。截至目前,这些工作都已有了相当的成绩。首先,表现在干部思想与领导方法的转变上。那种以为生产工作是“软任务”,生产工作中可以不讲究政策的思想已逐渐得到纠正,并逐渐学会深入群众,从解决具体困难、从培养组织当地积极分子生根开花入手的方法,使生产运动得以普遍展开。其次,表现在群众生产情绪的提高上。今年春耕较去年更为热烈,百分之四十以上劳动力参加了变工,耕地面积据陕北统计,已超过四六年的百分之七,作务法亦有改进,兴修水地万余亩,特别是农村中出现了许多适合广大群众要求的小型合作社,对生产运动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黄龙、晋南的各种生产,亦基本恢复到四六年的水平。只要天时顺当,今年增产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工商业在老区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少,没有大规模的企业。一般小手工业、作坊以及商业大部恢复,煤、盐等产量逐渐达到四六年的水平。农村副业除纺织以外,一般亦皆恢复。公营工业经整顿后,厂数减少,但生产量则日见增加。我们在工商业方面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保护与奖励一切有发展前途并为国计民生的必需的工业。对于有发展条件与前途的一般商品性的手工业,领导其不断改良技术,提高质量;无发展条件者,领导其改业或转为家庭副业。对于一切副业性的手工业生产,则领导、扶助其发展;一般手工业作坊,则配合农业生产之发展和需要,加以领导扶助;对于工矿业,则视资源与需要,加以发展;公营工业,则视环境、条件、供需情况,有计划地实现企业化。商业则保护其正当的经营,限制其投机倒把。因为陕甘宁、晋绥老区工业基础较差,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在相当时期中,仍以发展农业为重心,以积累资本,创造发展工业的条件。
在文教方面:当自卫战争开始时,即曾依据战争环境制定战时教育方案,提出动员与组织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的方针;敌人侵入后,各中等以上学校即适应情况的变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积极参加了地方工作或医院工作,纠正了那些惊慌失措,以致要解散学校的偏向,使教师学员在战争中得到很好的锻炼。各地小学虽无法坚持,但教员学生中参军参战者为数不少。战争形势好转后,首先恢复中等学校,着重进行了政治教育,为适应客观形势,将各中等学校改为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工作。之后,又随形势的发展,整顿与恢复了原有中学,并部分恢复了各级小学;恢复与增设了延大、军大、工业、财经、艺术等专门学校及各分区的干部学校。去年解放的黄龙、晋南各级学校,亦大部恢复,并注意执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一年来,争取了五千多新区知识分子参加学习或工作。目前陕甘宁、晋绥、晋南恢复的小学六千九百三十余所,学生三十一万二千人;中学、师范二十九处,学生八千人;各专科及干部学校六千人,其中,大部分在西安解放以来参加了工作。一般社会教育亦逐渐恢复,以反封建残余、提倡卫生、防止疾病为其主要内容;但由于战争影响,财政困难,干部缺乏,因此,恢复工作较为缓慢,目前尚不足战前的半数,今后须进一步努力。
接管新区工作,是四八年以来,特别是四九年以来的主要工作。目前,我们在解放区进行了并断续进行着如下工作:
首先,进行了城乡的接管工作。区以上政权机构已彻底粉碎,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保甲制度已废止,部分地区用指派、群众推荐等方法,初步建立村乡政权。敌伪政权的全部资财除破坏者外,其余皆已接收过来;旧人员中老弱及政治反动者遣散,少部分好的留用,大部分送学习改造。企业机构及资财原封接管,初步整顿,大部已迅速恢复生产。这类企业,主要在西安、宝鸡、天水一带;铁路、公路皆已修复通车。文教机关接管后,除撤换部分反动教职员、反动课程制度外,已大部恢复。
其次,与接管工作同时,动员与组织新区群众支援战争。关中新区解放迄今两个多月中,动员了担架运输民工五十六万九千余人,牲口二十九万余头,平均每劳力服勤八天,畜力服勤二十二天等;供应粮食一百三十余万石,缝制军鞋五十余万双,群众对我军极表拥护,有穿过敌人阵地给我军送粮送草者,担架运输中亦极少有逃亡者。(www.xing528.com)
第三,各地在此短期内进行了清匪反特的工作,用争取、瓦解、反打击等方法,消灭或收编散匪民团近二万余人,对特务分子积极进行了斗争,罪大恶极的已被捉拿了一部分,一般的进行了登记。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事情已减少了,社会秩序已逐渐安定。但匪特尚未被完全打垮,尚在秘密进行各种破坏,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肃清。这一工作如果做不好,就会妨害支前与恢复生产等重大工作的进行。
第四,目前大军西进,已组织甘肃工作团随军前进,各新解放地区除继续进行支前工作外,应迅即着手发动群众,肃清封建势力、土匪、特务等反动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打垮地主当权派,并迅速普遍地建立村乡民主政权。城市中则以发动工作、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
以上就是我们两年来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这些工作过程中,曾经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如在支前工作中,供应往往不能及时适应前线的需要,且有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现象。在土地会议召开前的土改工作中,曾发生某些右倾错误;土地会议后,又发生左倾的错误,为时虽然甚短,但影响所及、危害至大,生产救灾中,某些地方曾发生漠视灾情、听天由命或惊慌失措、坐以待毙的态度,或者单纯救济、平均分配,放松生产与救灾结合,忘记了组织群众互济互助的根本方法。在新区接管工作中,表现迟缓、忙乱,政策还没有深入群众,对于发动工人、恢复生产的工作还没有抓好。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的主要原因是:
1.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中,还缺乏高度的统一和自觉的纪律性。过去那种游击主义的习气还没有去掉,因而还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形势和繁重的工作需要。
2.许多领导干部还未能完全克服经济主义的倾向。习惯于“老一套”,喜欢用狭隘的片面的经验办事,而不注意时间、地点、条件等情况的变化。不善于做好全盘总结工作,不善于发现新问题、接受新经验和及时解决问题。因而往往使政策不能贯彻,并影响各种工作之开展。
3.各级干部中,尚有许多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愿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不愿作调查研究工作,不愿按多数群众的意见处理问题。强迫命令、粗枝大叶等脱离群众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甚至疲沓懒散、敷衍了事。
4.这些问题之所以未能及时而迅速纠正,是我们干部理论水平很低、政策观点不强所致,而领导对教育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应负主要责任。
今后必须努力克服这些缺点,才能完成日益繁重的任务。
(三)今后的方针任务
目前西北的基本情况是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为数甚少的城市还是消费的,广大农村依然是封建的、落后的,而西北地区又是多民族的,部分民族还处于游牧时代。因此,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继续努力支援前线,争取迅速消灭胡马残匪,解放大西北。同时,以极大的努力,采取适当的步骤,从事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并建设国防工业。
西北的经济建设是有条件的。在工业方面,西北的棉纺、皮毛等轻工业有极大的发展前途,棉产年约一百三十余万担,其中陕中即达一百万担,可供四十万纺绽的用量(目前西北国营纱锭仅三万五千五百个,布机二百五十六台;私营者五万九千锭,布机一千二百台)。西北的畜牧占全国第一位,仅羊毛一项即达五十三万担,占全国毛产四分之三,部分出口,部分仍多为旧手工业方式制造。西北煤、铁、石油、砂金蕴藏皆丰,煤之储量约八百六十万万公吨,仅陕西即达七百万万公吨;石油以玉门、陕北及新疆蕴藏最丰,居世界第六位。此外,西北有可利用的六千余匹马力之水力,为发展工业之重要动力。铁矿之蕴藏仅陕西即有二千六百万吨,其他各省蕴藏均富,西北年产铁约一万二千吨。凡此皆为发展重工业之有利条件。在农业方面,西北耕地约一亿二千余亩,以麦为主,年产六千万担。其他杂粮约五千六百万担,棉产尤丰。在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努力提高技术,改良土质,以增产粮食及工业原料,基本可解决西北的需要。在畜牧方面,西北有广大草原,新、宁、青等大部地区人民,以牧畜为主,羊畜约一千八百万只,牛约二百万头,为西北国民经济之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全国皮毛需要的主要供给来源。此外,西北的森林亦多,面积约一千三百万亩,材积量达五万万立方尺,为发展工业之重要原料。但由于西北人口稀少(全西北二千三百余万人,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而面积则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村极其分散,城市多不发达,交通不便,因此,完成这一任务是有困难的。今后长期建设西北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棉纺、皮毛等轻工业,进一步开发动力及各冶铁钢业,发展国防工业;同时,采用兴修水利(西北可利用的水渠颇多),改良作法,保持水土等方法,增产粮食、棉花,并保护与培植森林。为此,并须大规模地建设西北的交通,逐步地修筑由西安通到伊犁、成都、绥远、西藏等铁路。只有如此,才能建设近代化的城市,并领导农业、牧畜业进一步地发展,彻底改变西北的经济状况,使落后的西北成为工业化的西北。完成这个远大任务的步骤,则必须采取适应西北情况的方针、步骤。由于目前广大农村是封建的、落后的,地主当权派是农民的实际统治者,而各中大城市主要还是消费城市。因此,在广大新解放区,必须首先把工作重点摆在乡村,逐步地肃清封建势力、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解放农民,进行各项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给发展工业准备充分的原料与广大市场。同时兼顾城市、兼顾工矿之发展。当封建的农村改为民主的农村,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然后再将工作的重心移向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乡村,这是实现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密切城乡关系的必要步骤。这个工作,在西北将需四五年之久。
在此总的方针下,我们目前的具体工作,除支援前线外,在老解放区就是全力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在新解放区就是发动群众,有步骤地进行乡村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打垮地主当权派,树立农民的威信,实行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与发展生产。在已经解放的地区,首先做好接管工作,然后迅即开展农村工作。在城市中则应以发动工人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广大西北人民对人民民主政权各种设施的热烈拥护,以及全体干部的艰苦努力,特别是西北野战军的胜利前进,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完成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报告》,194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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