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财经会议应当根据西北局总的方针和政策，来检讨四八年的财经工作，并讨论和布置四九年的财经工作。我的讲话，就是在这方面提出若干问题，并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供同志们讨论。
一九四八年西北财经工作从若干主要方面来看，基本上是有成绩的。首先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或恢复着在战争中被胡宗南祸害以及灾荒所严重破坏了的陕甘宁老区的经济。只要回顾一下四七年陕甘宁边区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并和四八年加以比较，就会明白了。在四七年十个月残酷的内线作战及严重的胡祸灾荒中，使陕甘宁在十年相对和平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济面貌完全改观。如以战后的四七年与战前的四六年比较，以作为边区经济基础的农业来看，其耕种面积由一千六百余万亩降为一千二百多万亩，即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粮食产量由一百八十万大石（三百斤老秤）降为九十万大石左右，大致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由二百余万斤降为五六万斤，约减少百分之七十以上；劳力约减少百分之二十左右；畜力约减少百分之三十左右。食盐在战前曾占边区出口的大宗，战后因敌占领盐池，则由出口变为输入；作为边区主要副业的家庭纺织业，约减少百分之七十以上。公营企业如石油、火柴、肥皂、造纸、印刷等大都陷于停顿状态。合作社及一般城镇商业亦大半停顿。对外贸易方面，战前出口的主要土产，在战后的四七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这就不能不造成当时财政和金融极大的困难。四七年人员马匹比四六年增加了一倍，但财政收入却比四六年减少百分之九十。四七年全年发行比四六年增加八倍，而物价平均却上涨三十四倍。其中最突出的是粮价，上涨竟达八十倍以上，并造成严重的灾荒，仅陕甘宁灾民即达四十万人，即每四人中平均有一个灾民，晋绥灾情及灾民数量亦不比陕甘宁少。所有这些，破坏了当时边区的经济基础，影响到军民生活，并造成四八年支前、生产和各项工作的严重困难。然而，我们依靠着前线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四八年春季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转入外线，恢复了陕甘宁大部老区，并开辟了黄龙新区，这不仅增加了支前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为我们恢复经济、战胜灾荒、重建贸易、稳定金融等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要依靠陕甘宁晋绥广大人民以广大无比的坚决和最大的力量来支持战争。党在四八年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彻底的土改，并纠正了土改中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保证党的政策步入正轨，这提高了人民支前和生产的积极性。还须指出，在四八年中央和华北对西北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方面许多支援和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支援和帮助，则我们在支前、救灾及恢复经济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就不能完全克服；再加上我们在执行党的各项财经政策方针上作了一定的主观努力：如在生产方面，推行了各种奖励与扶植生产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民对生产的某些顾虑；并动员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以补劳力不足。在财政方面，我们贯彻执行统筹统支与生产节约方针，并在农业负担上开始实行按通产比例征收（老区）和累进的合理负担（新区）政策，得到群众的拥护，又明令免除半年或一年营业税，以便受灾严重地区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在贸易方面，我们坚持某些统销政策并获得对外贸易主动权。在金融方面，我们坚决驱逐法币，贯彻本币一元化方针，摆脱了敌币贬值对我区的影响，保护了我区的经济利益，并取得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胜利。此外，我们还在若干地区坚持了合作事业的正确方针，使若干合作社从商业投机转回到参加生产救灾和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条件，使我区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开始走上了恢复的道路。四八年陕甘宁老区的农业，以粮食产量来说，已达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比四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耕畜据估计现有三十余万头，约达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即比四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公营企业中军工生产超过四六年两倍，石油生产超过四六年三倍，火柴达到四六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肥皂、造纸均恢复到一半以上。合作社约恢复了一半，其他民间家庭副业、作坊、手工业及商业集市，都有了相当的恢复，个别地方或个别部分且有新的发展，这些均说明四八年我们在恢复经济工作上已前进了一大步。其次，正是由于我们在经济上恢复起来，才能使我们在四八年基本上完成支前及救灾两大艰巨任务。一方面我们在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基本上保证了前后方粮食、经费等供给，度过了财政上的难关；另一方面我们又动员全力救灾，组织公营企业调剂粮运。军民节约，救灾救死，发动群众互济，并得到华北兄弟解放区的有力援助，使我们基本上度过了严重灾荒，抢救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灾民。再次，为恢复经济、支前、救灾，我们积极打通对外贸易，并达到了旺销和有利交换，从主要出口量上看，已达战前四六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比四七年则增加了四十倍；入口物资对财政（贸易垫支约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救灾（供给了七十五亿农币）和金融（物资分配比例市场占百分之七十）均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我们用全力来稳定金融。四八年西北物价仅上涨一倍（西安上涨一千四百余倍），我币对敌币比价斗争由年初的我一（农币）比敌三（法币）至年终为我一比敌二千，并顺利地肃清了敌币市场，巩固和扩展了我币阵地，这对保障财政预算、恢复生产、救济灾荒及减轻人民负担等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最后在组织领导方面，我们在四八年进一步统一了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并使西北和华北的财经工作也在若干方面开始走向统一，这就标志着我们在相当限度内可以避免在分散和各自为政状态中的那些弱点和损害，而使力量走向集中，步调渐趋一致，促进上述各项政策方针之执行，并获得若干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就是四八年财经工作方面的主要成绩。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重大的缺点或错误，在财经工作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这类缺点或错误。就带有普遍性的缺点或错误来看，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政策不达、组织不强、制度不严和计算不精这几方面。所谓政策不达，就是说党的经济财政政策虽然早经中央和西北局明确定下来了，可是我们在执行中还经常发生偏差，或者不能贯彻下去。为什么各地反映有些农民对我党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政策还有各种顾虑呢？例如：“土地以后分不分？”“劳动致富会不会再受打击？”“出租地以后会不会定为地富（地主、富农）成份？”“雇人种地会不会被当作地富斗争？”“借贷会不会成为高利贷？”“多打粮食会不会加重负担”等。甚至有些人还在所禀报“熬成份”或认为“穷比富好”；又如黄龙反映“房住小，地种少，留个老牛慢慢搞”。这确实代表一部分农民的思想顾虑，同时也证明党的正确政策还未为所有农民了解，更未完全贯彻；又如负担政策，在若干地方还不能达到公平合理，甚至有些地方，竟把政府颁布的条例看成“参考”而随便加以变更；又如合作社政策，在许多地方不能很好地执行，或者任其自流，或者歪曲方针；又如在执行贷款政策中恩赐救济观点仍然存在，不能克服。所有这些，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产的发展。所谓组织不强，是说我们对群众生产中具体的组织领导，一般均是表现很薄弱，若干地方甚至比过去某些时期是倒退了的，因而农民生产中的自流倾向还是普遍存在着。同时财经工作在一定的方针政策之下，仍是最复杂、最具体的一种组织工作，可是，我们在这种组织工作方面，很多地方还是表现软弱无力，漏洞和破绽随处都可发现。从这些漏洞和破绽中就产生了拖延迟缓和落空，产生了浪费和损失，互相不能配合，力量不能集中，行政不能统一，效率不能提高，这些缺点给工作和物质带来的损害是难以计算的。财经部门组织机构不健全，不能适应形势的开展与工作的需要，因而使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的推进和改进也受到影响。所谓制度不严，这就是说，我们在财经方面所规定的若干制度，不能严格地贯彻实行，因而引起了各种混乱和浪费现象。有些制度在制定时本身就有不切实际之处，使下面难以执行；有些制度的决定，本身是对的，但对下面解释不够，甚至没有逐级传达下去；或者传达下去，但没有对执行中所发生的困难与问题及时解决，因而不能贯彻执行，甚至有些制度定的也是对的，但上面自己首先就不严格实行，因而下面也照样不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制度不出门”，这些都是领导方面在规定和执行制度中发生的缺点，必须加以检讨与改正。但一般机关对执行与遵守制度同样也有严重缺点，有些机关对于上级所规定的制度，常常采取可行可不行的自由主义态度，甚至或明或暗加以抗拒，说明在财经工作方面所表现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还是很严重的。所谓计算不精，这就是说，在财经部门中，对于有关业务及政策所必须依据的数字，常常是不清楚的，常常是在“差不多”主义中混日子，许多数字经不起考验，一经考验，就矛盾百出，问题百出；我们的人员马匹老算不确，人民负担老算不清，粮食收支、生产成本、家务状况等往往似清非清，似实非实；财经部门的会计统计工作，有些地方是惊人的薄弱，甚至一个业务部门没有会计或统计工作，因而在我们决定政策或业务方针时，就常常得不到比较可靠的数字作根据，就不得不以感想代替政策，以致发生命令不出门或朝令夕改的现象。有些领导机关对于数字（会计统计等）的重要意义，直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了解必要的数字，对于财经工作常常是有决定性的。数字不但关系业务，而且关系政策；不但可以用来总结过去，而且可以用来计划将来，是财经工作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有些同志在这方面却学习得很差，材料数字往往短了一个零，而少一个零在实际就是少了百分之九十。这也说明我们工作中粗枝大叶的恶劣作风尚未肃清，这些就是四八年财经工作中表现的主要缺点或错误。
产生上述各种缺点或错误的根源何在？我认为最本质的就是财经部门干部包括若干领导在内，在思想状态上还存在着浓厚的经验主义倾向，这种经验主义在执行政策方面，就表现“老一套”作法。他们不论此时与彼时，不论此地与彼地，亦不论这种情况与那种情况，总是凭借自己过去的一点点经验，并把它牢牢固定起来，以不变应万变，不懂得根据情况和条件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或者不进行细密的调查研究，而以感想代替政策，这就是我们若干政策不能贯彻的基本原因，这种经验主义在组织制度方面，表现为游击习气、地方主义或本位主义，不听命令，不受调动，不服从大局，不服从长远利益，习惯于孤立地各自为政，而不愿甚至不懂得服从在局域互相配合的必要，不把自己看成整个锁链中的一环，而把自己看成是孤立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部分，习惯于散散漫漫、零零碎碎，而不习惯于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各种组织制度薄弱与混乱的基本原因，这种经验主义在工作作风方面，表现为事务主义或手工业方式；工作无计划、无中心、无方向、不调查、不研究、不计算，终日忙忙乱乱，事倍功半，有什么事，办什么事，没有远见，没有主动，日常事务你碰到你办，我碰到我办，分工不清，责任不明，成天工作，但不知做这些工作到底为了什么，不掌握方针，不研究政策，这就是我们各种工作缺乏效率的基本原因。克服这些经验主义倾向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学习，特别是学习理论。只在理论上提高一步，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缺点。
（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1949年2月27日及3月18日在西北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
（二）动员全力发展生产
1.一九四九年新的情况是在军队胜利的大踏步地前进中，使后方大部分区域进入安全环境，同时我们大部分地区已在去年彻底进行了土改，现在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着土改或减租减息，农民的生产情绪随之提高。因此，为了更有力地支援前线，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毛主席“生产长一寸”的号召，发动组织全体人民进行大生产，使我区生产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全党首先是财经部门，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工作围绕在这一中心任务展开，促进与配合生产的发展。根据此一总任务，提出今年生产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方针如下：
（1）农业仍是我区现有条件下生产工作的中心。在农业中应以增产粮食为主，其次种植工业原料的特种作物如棉花、油籽等。今年我们的增产要求最低限度应达到每亩平均增产二市升，全区增产粮食一百万市石；增产棉花一千万市斤，增产油籽十一万市石。除此而外，各地尚可依据不同条件与需要来增植其他特种作物，如晋北、陕北的麻，晋南的烟叶等。
（2）农村副业及手工业在我区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一般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今年必须围绕着农业生产，开展农村各种副业及手工业作坊生产，如养鸡、养猪、养蜂、养蚕、纺织、猪鬃、羊子、皮毛、甘草、药材、农具制造、磨坊、运输等，都应在各地依据不同条件有重点地促进其发展。
为完成上述农业生产任务，就必须继续贯彻历年经验证明是有效的这些办法：即在有荒地区（不论生熟荒）应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辅以改良农作；而在无荒地区则主要靠改良农作法及兴修水利或水土保持等办法，求得增产。在水利方面应有条件、有重点地组织群众兴修，今年已决定给织女、定惠两渠贷粮八千大石，总计全边区今年计划恢复与新修水地二万亩；同时组织调剂劳力，如组织变工、扎工队，改造二流子，发动妇女生产，奖励与组织移民等，都是完成农业增产任务的重要方法，必须努力进行。
（3）牧畜业：在我区由于战争的影响，曾受到很大损失。今年在平津解放，对外贸易开展新的条件下，必须大力恢复与发展牧畜业。主要办法是，保护奖励繁殖，实行对敌区奖入限出，在内地允许自由买卖，发动广植牧草，并适当地改善畜力战勤负担等，在这一发展方针之下，重新开辟西北的皮毛贸易。
（4）合作事业：是发展与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必须在今年生产运动中用大力加以提倡和组织。首先应广泛地发动农村变工、扎工等劳动互助合作，组织群众生产；同时应有步骤地首先在区镇开展农村各种供销、运输、信用、消费等性质的小型合作社，使农村合作事业在四九年得到应有的发展，并应定为各级农村党政领导生产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求今年在这一方面作出一定成绩来。
为推动合作运动，应以目前工合据点为基础去建立公私合营或公营性质的生产推进社，筹拨一定资金和干部，专门从事推进与领导农村合作事业之发展。在没有工合据点或县联社的地方，亦可由当地党政根据具体条件首先在县市试办生产推进社，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5）工矿交通业：今年应把工矿交通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加以领导与发展，但这方面的发展同样应该是采取重点主义的办法。即工业中仍以发展军工及石油为首位，以保证战争需要；其次继续有计划地发展火柴、肥皂、农具、造纸、纺织等工业，其他工业则视条件及主观力量适当地发展。矿业方面：老区的煤、盐、铁、硫磺等应使之有计划地增产，以适应军需与民用。交通方面：为保证军运，应即动员民工补修咸榆公路及晋南通关中的干线，保证公路畅通。而所有这些工矿业都必须进一步实行企业化，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管理制度，减低成本，提高质量与产量。对于民间工业同时也应有计划、有预见地加以领导与配合，使之能合乎国计民生需要而正常发展起来。
2.为实现上述计划和方针，在领导上必须：
（1）贯彻党对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
甲、关于保护私有权方面：经过土改地区，继续确定各阶层的土地所有权，并允许自由买卖与典当，明令允许雇佣劳动的继续存在，雇主双方依法自由约定雇佣条件，以免土地荒芜，造成一部分的生活困难。明令保护土改后的私人借贷关系，利息可由双方自由议定，以此促进农村金融周转及资金活动。凡劳动力不足的人家，允许租佃关系存在，在政府未统一规定租额前，可由双方自行约定。通过这些政策，保障土改后的财权不受侵犯，从而达到安定人心、刺激生产情绪的目的。在新区贯彻实行减租减息，展开群众反封建的各种斗争，适当进行互济，解决群众在生产中的困难，以激发群众生产情绪。
乙、关于负担政策方面：继续贯彻按通产比例征收（老区）和按累进征收（新区）的农业税负担政策，贯彻执行公平合理的战勤负担政策，试办按累进、评等、记分、民主等原则的工商业税负担办法，并适当调整农业与工商、正业和副业的负担比例。一方面使之有适当差别以利生产，一方面要使之不过于悬殊，从而达到有利于财政收入，也鼓励人民生产经营的情绪。
丙、关于实行奖励保护政策方面：应该奖励劳模，以提倡生产发家、劳动致富。奖励发明，以提高生产技术；奖励耕畜繁殖，以解决农业和运输事业的困难；奖励合作互助和移民，以提高生产效率。
（2）加强党对生产具体的组织领导。
甲、确定生产工作为今年老区农村党的中心任务，一年中必须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时间去进行组织领导生产的工作，坚决纠正农村中的主流现象。
乙、为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应在西北局和边府的统一计划之下，各主管部门分别订出切合实际的计划，然后各专区、各县、各区、各乡都要订出自己的计划，并根据这些计划去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组织工作，使这些计划成为今年督促检查领导生产工作的具体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
（3）加强农业技术领导。
边区历年来的生产运动，在农业技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提高，如改良农具、改良作物、采选品种、温汤浸种、推广冬谷种植、积粪施肥、防险害虫、水土保持、兴修水利、溜崖拍畔等等。所有这些，都应该根据各地情况继续加以推广。
（4）在公营经济对合作经济、私人经济的扶助方面。
根据党政的生产计划，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动起来的情况下，银行应发放必要的生产贷款，农贷数目暂时确定为人民币五千万元（农币一千亿元）左右，但必须是有重点的投放，应集中投放到农业生产计划中最迫切需要资金而又有生产条件的方面去，银行贷款并应起倡导带头与组织私人资力的作用，贸易公司及生产推进社（工合）则应在供销方面订出具体计划，积极扶助生产。
上述各项工作，必须求得互相密切的配合，以开展生产运动。
（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1949年2月27日及3月18日在西北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
[本报十八日讯]西北财经会议，历时二十天，于今日闭幕。会议决定，财经工作今年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全力组织群众生产，更有力地支援前线。在此总方针下，生产工作以增加粮食产量为主，并为适应全国范围胜利形势的发展，提倡增种棉、麻、油籽等特种作物，发展畜牧，增产皮毛，为城市工业增加原料的供给，加强农工产品的交流，解决农工生产发展中的困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会议特别强调贯彻有关农业的各种政策，加强全党对生产工作的领导，继续解除群众对于发家致富的某些顾虑。后方干部要真正拿出百分之六十以上财政资金以组织领导群众生产，在自愿两利的原则下耐心细心地大力发展劳动互助。在区乡市镇有条件、有重点地发展供销合作社，纠正专为股金分红服务的错误方针，全力为社员的发展生产服务，加强对于劳动合作和群众计划生产的领导，减少个体散漫的小生产经济的盲目性与自发性。并以公营或公私合营的方式，在没有县联社的县区，组织生产推进社，在农业厅的领导下，作为推动并引导小农经济走向合作道路的专门事业机关。银行、贸易等国营企业，在围绕着生产、支前的方针下，会议决定加强对于推进社和供销合作社的经济联系，发挥对于合作经济和农民经济的领导作用。组织内地市场，调剂物资，稳定金融，开展存放业务，刺激生产的发展，保证军农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在开展内地供销业务的基础上，组织我区剩余物资，加强对敌经济斗争，争取有利输出，换入军民必需物资。对各解放区则有计划地调剂有无，进行互助互利的交换。并为了反对企业工作中的恩赐救济观点和削弱经济效能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提出今后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正确执行保本的方针，争取应得的利润，达到逐渐壮大国营资本的目的。财政工作今后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开源节流，保证战争供给，并兼顾生产发展。为此，会议批判了在开辟财源方面的两种偏向，即单纯的不顾群众生产的财政观点和片面的不顾战争需要的“仁政”观点。为了在支出上保证军政、文教、生产建设等经费的正常的需要，克服浪费现象，会议决定了由军政各主管部门按期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实行统筹统支，加强后方机关的自给生产（不准进行商业），并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各种制度条例与健全机构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具体办法。会议除解决了若干方针问题，订出了各项工作计划条例外，并对去年财经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适当的估计和检讨。在讨论各种方针和各种计划条例时，会议强调指出，应和边区的经济特点与全国发展及财经统一的形势相结合。解决局部问题，必须有全面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总方针与总任务下，会议决定今后各部门工作步调必须更趋一致，为完成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任务而斗争。
（《全力组织生产加强支前》，1949年3月19日）
（三）加强财政工作，保证供给
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努力开源节流，以保证战时供给任务之完成。为此：
1.农业负担方面：经过土改的老区，负担面必须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未经土改的新区，负担面应达百分之七十。而负担率应依据各地情况，必须达到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平均达到百分之十七上下。老区农业税原则上应就土地收入进行比例征收，但农村副业及农村工商业应另制定办法征收。今年内应集中力量把通产评好，这是固定负担、刺激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www.xing528.com)
新区农业税则方面，仍应采取累进原则，对地主富农应开征土地财产税。
公粮征收多少，还要切实调查研究确定，但一经政府确定后，各地就必须贯彻下去，以保证供给。
2.工商业税收方面：重点应放在营业税、产销税（即内地工矿产品税）上，并研究试办专卖和举办其他可能举办的新税，但同样须做到负担公平合理。
今年新区及西安等城市解放后，税收工作重心应向此转移，因此必须加强学习新区与城市的税务工作，这是税务机关同志很迫切的任务，因为税务工作还是我们财经工作方面比较薄弱的一环。
3.在财政政策方面，领导、标准、制度均应进一步贯彻统筹统支的方针：除地方粮作为地方收入外，其余一切财政收入，都归边区财政收入。区以上所需要经费、粮食、被服，由边区统筹统支。但为使各级开支不受影响，规定行署依其经费总额，决定一定比例的预备费；未成立行署的专署，亦规定给一定比例的预备费，作为机动运转之用。至于地方经费及事业费，可随公粮与营业税附加解决。
4.执行缴获归公，以增加财政收入。
5.加强机关生产：继续贯彻农、工、作坊及运输等行业的生产，以自给油、肉、菜三项，严禁从事商业与违法走私。
6.清理财政家务：自上而下地清理粮食、军鞋、公屋及公物，以结清账项。继续清理机关家务，以便克服浪费，调剂开支。对于公粮的调剂，应有计划地进行，以利国计民生。
7.厉行节约，克服浪费。四九年实行军委规定的新供给标准，但根据西北财政困难情况应加适当调整。一面保证与改善供给，一面减少财政赤字，应加强新区财政工作，以减轻老区民众负担，加强粮草物资管理，以减少损失，并开展各机关节约运动。为完成上述各项财政工作任务，必须加强与统一制度，农业税条例（新老区）、各种税收条例及一切财务制度，经统一制定的，各级政府务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发生困难，须要及时向所属上级商量解决。各级财务制度的建立，有其目的。如审计制度是为了统一收支，合理支付，发展生产，保证供给；预决算制度是为了了解情况，掌握收支；会计制度是为了统一账目，全面表现收支；移交制度是为了克服收支不清，检查贪污浪费；公库制度是为了严格管理，避免损失。总之，此次制定各种财务制度，一经立法，就应坚决执行，不得视为具文。财务上现在管理支出的人多，管理收入的人少，今后为增加财政收入，可适当增设这方面的机构干部。此外，财政收支在一定范围限度内公开，使大家全面了解，大家想办法，各伙食单位也要实行经济公开，并在经济上发扬民主，这样浪费就可减少，这也是发动大家积极性的重要办法之一。同时要确定各级财政处、科职务；各级财政处、科的职责，应是有计划地研究国民经济与人民的负担能力，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根据，依据条例，负责各该区粮草征收，加强仓库管理，贯彻边区规定的各项财务制度，并督促检查所属各单位执行情况，对该区内公道、公物、公款负责管理与报解。总之，各级财政处、财政科应该成为国家财政的代表机关，而不是各地区的总务科，应跳出事务主义、地方主义的小圈子，而代表国家财政在地方上掌握督促财政政策条例之正确实施，这就是它们最中心的经常任务和职责。
（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1949年2月27日及3月18日在西北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
（四）加强贸易与工商管理工作
今后贸易工作，从整个解放区说，今天已经有了大城市，如天津、北平、济南、沈阳等。在经济的往来联系上，各解放区间又是逐渐日趋密切，这就指明已经改变了或改变着过去分割的和单纯农村的状态。就西北说，不久的将来，如西安等较大的城市也会很快解放。因之，今后贸易工作的计划，必须在中央整个政策方针与意图的领导指示之下，必须以全面的观点与本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必须准备以城市为重心，担任起沟通城乡，组织工农生产，承担互助互利的责任。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工农生产的发展，繁荣经济，稳定金融，保证军民的供给。这一工作实践，必须是有计划的，反对放任自流；必须是顺乎经济的法则，反对片面主观；必须是以合作经济为桥梁，组织领导私人经济，反对孤军作战的包办代替倾向；同时还必须以企业化经营的精神，加强经济核算，争取保本及应得的利润，以壮大国营资本，某些对公私不利的仁政的恩赐救济观点或浪荡公子的大少爷作风必须反对。
1.对外贸易。过去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供给内地军民的需要，贸易工作的重心放在组织土产出口，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上边，这是对的。但今后对外贸易情况与条件已有改变，今后如不把内地物资组织起来，就没有可供输出的内地所不需或剩余的物资，而在对敌经济斗争上就必然显示出无能为力。因之，不仅为了发展内地工农生产，同时为了有力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今后贸易工作的重心，必须而且也不能不改变为以组织内地供销、促进生产为主，对敌经济斗争只应是，而且也必须是服从于这种供销业务。一面把内地市场所不需或有余的物资，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敌区找市场；一面争取有利地交换，输入内地市场所没有或缺少的必需用品，尤其是生产资料和军用器材的供给。
在对外贸易上，随着全国胜利形势的发展，敌我形势已经起了而且还继续起着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而且有了大城市和海口，并且将要不断增加，我们从过去在一定限度上依赖敌人市场的情况，转变到有了完全独立自主的条件。不久西安会解放，敌人依赖美帝的殖民地市场还要更加孤立，必须还要加重对我区的经济依赖，这就是开展在我们面前的对敌经济斗争的新形势。面对不断增加的有利形势，我们必须善于利用过去敌人对我们的封锁统制，我们进行反封锁斗争，今后我们就逐渐转为更加有利于对敌统销或控制经营，争取必需物资的有利输入。
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对外贸易，必须而且易于配合对敌货币斗争，坚持以物易物，或只收本币，用以压缩敌币的流通范围，并压低其比价，根绝过去为了进行反封锁斗争而迁就商人换回假货、坏货、贵货现象。估计到某些土产产销情况的变化，应有计划地提高交换比例，争取高价输出，仍不应忽视土产输出的掌握。
2.内地贸易。内地贸易主要的就是掌握供销、掌握物价，为生产服务。不论工矿和农副业的生产，都应有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根据可能与需要，收购成品，供给其原料、工具，必要时可进行定购定卖，除了沟通城乡、沟通工农、沟通各行业、各地区间的互助互利共同发展外，并便于集中力量进行对敌经济斗争。
为了适应新的局面，贸易公司应集中人力、资力掌握重点经营。在地区上，重点应放在交通大道及主要集市；在商品上应集中经营几种大宗物资，但在商业不发达的地区，可根据具体情况，把经营商品的种类予以适当扩大。
物价政策的掌握，是贸易工作做好做坏的关键，既直接影响生产和人民生产，也影响私人资本中贸易公司领导关系的变化。因此，根据整个解放区物价的趋势力争稳定，避免在本区的突出波动，这应定为一般的和首要的原则。但为了便于主动的指导生产和有计划地调剂物资交流，对于农工产品和各行业产品之间的交换价格，对于各地区之间和季节之间差价的主动升降还是必要的。为了领导市场和加强对于私人资本进行有团结、有斗争的领导，对于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对于公司价与黑市价之间的主动升降也属必要，这些就是我们具体掌握物价的依据。
3.和合作社的关系。贸易公司今后做好做坏，不仅取决于它本身调剂物资的数量、种类和利润大小，同时还必须看它对国民经济领导作用发挥的强度、深度和广度如何，没有这一条，孤军作战是不会把工作完全做好的。合作社是组织农民经济最好的而且是唯一的形式，必须有重点、有步骤地谨慎而积极地辅助其发展，把合作社团结在国营贸易的周围，通过它把广大农民生产有计划地组织起来，领导私人工商业的正当经营，并坚决与违法投机的私人资本作斗争，努力把国民经济全部的力量带动起来。合作社应有义务为贸司代收土产，也有权利要求贸司在批发上给予优先照顾；贸司在能销与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同样有权利收购合作社集中起来的土产，也有权利要求合作社作为桥梁而供给群众所需的生产和生产资料。这种互助互利的密切结合，必须加上周密的计划，用现款交易的经济关系把它实现出来，不应看成片面的权利或义务。对于投机操纵、违法走私、破坏双方契约或计划的合作社，应随时给以教育改造，并暂时停止其优先批发的权利。同样，如若贸司破坏了双方契约计划，合作社亦得向上级呈诉查办。
4.工商管理工作。贸易工作是从经济上着手组织生产，领导与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与投机违法的私人资本作斗争。工商管理的不同，只是在于从行政上着手，但目的是一致的。首先要进行市场的管理，保护一切正当工商业的发展，特别要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扫除障碍，制定限进限出、禁进禁出和奖进奖出的商品种类，协同税局商订出入口税率，厉行保护生产的立法，限制打击并取缔一切投机违法的商业行为。这些工作必须与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相配合才能做好。为此，必须加强工商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劳资两利的方针下，解决劳资关系，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此外，还必须进行工商调查、商品检验、商品注册和统一度量衡等工作，这些都是保护工商和发展生产所应逐步准备进行的工作。
工商厅及贸易公司应根据上述方针，制定四九年全年对外对内贸易计划及建立工商管理工作的计划，立即着手进行。
（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1949年2月27日及3月18日在西北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
各地悉：战争以来，人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公营工业全部迁移关厂，贸易停滞，税收全无，财政开支全靠银行发行解决，此种脱离生产贸易而专靠银行发行解决财政的办法，只能急救一时，绝不能长期支持。战前边币发行已达到相当庞大的数字，战后两月增加发行几达原有额一倍，而边币市场相反却大大减缩，不及战前一年，故已有发行量市场无法容纳，急需大量回笼，若再继续盲目发行，则金融波动将不可收拾，不仅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且将破坏全盘经济，加重人民负担，恶化军民关系，以致战争无法持续，这是极危险的。要改变此种情况，除了全体军民积极生产节约外，唯一出路在于打开对外贸易的局面，大量销货换回必需物资及外汇，以相对稳定物价，活跃内部市场。维持金融，支付财政，减轻人民过度负担。因此，关于对外贸易，内部市场及金融问题指示如下：（1）在战争情况下，单靠贸易公司力量已不可能完成以上任务，故必须把对外贸易之责更多加在分区党政军身上，必须把对外贸易看作与战争同等重要的任务，由分区党政军直接领导贸易分公司开展业务，并由军队协助之。分区应组织财经分会，由地方专员任正副主任，统一领导分区财经、金融、贸易、税收工作。目前应特别注意，切实计划与领导分区贸易工作；但财经分会必须在财办处部的方针与计划下进行工作，不得丝毫有所抵触，以保证边区财经领导之一元化。（2）今后对外贸易必须改变办法，适应战争情况，以游击分散方式进行。组织若干小队，取得武装掩护，带一批卖一批，随领随卖，随卖随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东我西，敌西我东，保证继续营业且不受损失。目前正值外销旺月，只要加紧努力，是有希望的。但在开展业务中，必须严格防止内销与禁绝走私，以免混乱。（3）要能打开贸易局面，干部将起决定作用。必须政治信念坚定，经济观念正确，并有相当军事经验者，才能担负起这种分散游击贸易的责任。因之，除就现以贸司干部为基础加以新的教育外，并须由各地党政军抽出一部分干部派到贸易公司来加强。不论原有或派走的干部，均应由党的组织严格审查。（4）贸易收入主要为支持前线作战部队及后方边区中央一级经费；但各分区有特殊困难者，亦可视贸易开展情况酌予协助。而直接领导贸易工作较有成绩之分区，可由贸易收入中提出若干给予奖励。但全部贸易收入必须完全统一由财办处掌握领导，未得财办处批发前，绝对不能动用，以免影响节约供给。（5）内部市场直接关系人民生活与边币流通，目前停滞现象应即克服。对外贸易除保证供给外，必须购买人民必需品回来，在内地市场抛出，以收回边币，解决人民困难。但此工作专靠贸易公司无法普遍进行，必须同时领导合作社及公营商店协同公司进行。内地小商贩应组织起来恢复贸易活动，恢复农村集市，建立新集市，合作社、公营商店均应卖出存货，解决人民困难，并须收售边币，不准收法币、白洋，收回边币可向银行兑换法币，再向外购买物资或向贸易公司购买物资，再向人民抛售，以活跃农村集市与交换，真正为人民服务。凡违反此方针之合作社、公营商店，又不能改变者，应即停止其营业。（6）金融工作应与财政贸易生产密切配合，一面节制发行，一面利用公家现有物资、金银大量回笼，以维持边币一定价值，并在敌劫区应尽可能发放部分农贷，扶持农民生产。同时各地应坚决执行政府法令，禁止白洋、法币，合作社、公营商店首先应保证实行，只要能打开对外贸易局面，并把内部市场活跃起来，这是可以作到的。这一工作亦不能单靠银行，必须各地党政加强领导，才能行的通。（7）税收应尽可能恢复，但要达到过去数额是不可能了。今后解决战时财政困难的基本方向大致是粮草，主要是依靠生产节约，取之于民；枪械弹药、军用器材主要依靠打胜仗，取之于敌；被服、经费主要依靠贸易（被服还须依靠其他解放区帮助解决一部分），取之于己（吃老本）。必须全党全军全民一致动员，才能克服财政困难，支持长期战争。
（西北局：《关于加强贸易支持财政的指示》，1947年5月18日）
（五）加强金融工作与银行业务
过去银贸合一，现在分开。过去全是为了度过财政困难，现在分是为了适应发展形势，合与分都是对的。今后分开，仍须吸取合时的好处。今天再没有争吵分与合对不对的必要了，而应是从以往的工作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保持金融与贸易工作的密切配合，完成为生产服务及对敌斗争的任务。
1.稳定金融物价，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极其重要的工作，亦为全党及各财经部门的任务，不能简单地只看作是银行的任务。但银行与贸易公司，应当成为稳定金融的主力，贸易公司是用物资吞吐的办法来维护金融的；银行则应从筹码的吞吐来协同进行。因此，银行必须具体掌握生产季节性、出入口贸易、财政发行等情况来适当地调节金融，吞吐发行，这是银行的主要任务。由于目前的金融问题，已发展成为全解放区范围的问题。我们一面要服从全面形势；另一面也要求区行在西北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掌握。如果认为金融走向统一，我们就完全被动，因而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
2.为保护生产与保护人民财富，银行必须继续贯彻本币一元化的方针，驱逐老区边境敌币的某些残余和肃清敌币的阵地。银行在这方面应取得其他国营经济部门的帮助与配合，通过贸易、税收、外汇的管理办法，以达巩固本币信用、肃清敌币的目的。对于白洋、黄金问题，仍本过去只准贮存、严禁行使的方针，而对黄金与银洋又要有区别地、有步骤地分别处理，达到缩小甚至完全驱逐并肃清其流通的目的。为此，必须有很好的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相辅进行，除公营经济物资卖本币，税收收本币，公粮部分折本币外，还应该团结教育一切合作社，坚持推广本币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的结合，并加强配合禁用白洋、黄金的法令，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3.为发展生产，在目前农村条件下的金融工作，最主要就是把农贷及其他贷款工作办好。今年计划拨足新币五千万元，投放到农业生产和合作事业中去。这种投放，必须是有重点的，必须保证用于生产上去，并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保证有借有还，争取保本，力避重复过去平均发放、只放不查、只放不收的问题。在贷款工作上，还必须用各种方法，吸引私人资金转入生产，并利用公营资本，积极地起到组织推动生产的作用。贷款工作应以银行为主体，但须密切配合各经济部门和合作社协同进行，而党和政府则必须加以保证。
4.为适应时局的开展，银行必须立即积极地研究并准备进入大城市的金融管理工作。须知在这些城市及经济较发展的区域，金融工作比起在农村的比重将大大增加，银行将起着的国民经济的枢纽作用；而我们在管理城市金融方面，经验还是不足的。
5.银行业务必须随着形势的开展和经济工作的需要而逐渐扩充。各种可能的存放款业务、各地区间的汇兑业务、代理财政上的金库业务及对国家经济的总会计业务等，必须有计划地建立起来。
6.为完成上述各种任务与业务，银行必须充实干部，健全机构，加强制度，必须按照华北所定原则与贸易公司划分基金，并适当地逐渐充实基金，以便开展工作。
（贾拓夫：《关于四八年财经工作的检讨及四九年财经工作的任务与方针问题》，1949年2月27日及3月18日在西北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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