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财政经济特点：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

边区经济财政的特点：

大会讨论，牵涉到边区经济性质、状况及相互关系等一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关联到我们各方面的政策方针，是应当深入研究，并求得正确理解的。

当我们检讨过去工作或决定今后方针时，我认为必须注意下面关于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基本特点。

1.我们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分散落后（技术落后、常闹灾荒）个体的小私有农村经济，这是大量的、普遍的和基本的东西。这种经济在性质上与国民党区比较，已有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废除了封建剥削（老区），或削弱了，或削弱着封建剥削（老区或半老区），并在这一经济的基础上生产着初步的少量的合作经济（看不到这少量一个东西和多量一个东西是不对的）。同时，我们又有了一个公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与这种小农经济联系着，其间还有若干私人工商业、小手工业，这就构成在基本性质上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因为我们铲除了封建，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官僚资本。而我们有的是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工商业者及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上产生的合作经济，可是必须承认在我们经济中最大量最普遍的仍是上述这种小农经济，公营经济比重不大，而合作经济还很小，这就是基本状况。

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1）国营经济是必须而且也有可能逐渐壮大的条件，它是新民主经济领导力量，需要壮大，而在发展中，我们将接收一批资本，是可能壮大的。

（2）合作经济是必须逐渐发展的，现在虽然小而少，但是有伟大前途和丰富的生命力。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广大的小农经济，其内容就是改造小农经济逐渐走上合作经济道路。可是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性急，过去性急出了毛病，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强大的国家经济领导，必须有工业领导，而且是今后二十年的历史任务。

（3）小农私有经济：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发展小农私有经济（发家致富），才能为合作经济建立基础和创造条件。今天发展私有正是为了明天消灭私有，建立集体经济，今天离开私有制是不能发展生产的。

（4）私人工商业亦需要发展。因为今天不是私人工商业多了，而且还少了。而国家经济和合作经济力量太小，所以认为有了贸易据点和合作社商店就可以不要商人了，就可以挤掉商人的政策，是不妥当的。但我们对私人工商业，是执行有团结、有斗争的政策。其有利国计民生方面是讲团结的，如保护政策，其投机捣乱则采取坚决斗争。

由此可见，国营经济、农民私有经济、合作经济及私人工商业经济，均要大大发展，没有这样一个发展，今天就很难有力地支援战争、防旱备荒和适当地改善民生，也谈不到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因之，现在就说可以依靠国家经济联合合作社经济，无分别地向资本主义进攻，这种设想离今天现实太远，这是空想。

我们的经济领导力量是国营经济（小农经济比重虽大，但在历史上和今天一样，都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但是基础和主力仍是广大的小农经济。因合作与资本主义均还太小，我们依靠这种小农经济，已进行了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在我们这里，今天基本上还是依靠它，不把它很好地组织在我们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和反帝的革命任务，所以它过去是，今天仍是我们经济战线上广大的、可靠的、强有力的群众基础，而也不能把它看成同盟军，如此看，我们主力军是谁呢？只有国家经济、合作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成为主力军，而革命已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转变时，那时把分散私有的小农经济看作同盟军，以便向资本主义进攻，才有意义，才是对的；可是现在我们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发展中是否允许冒尖问题，或只要求“齐头并进”？政策是允许冒尖的，不能要求齐头并进。因为这是既不可能而又有害的。“齐头并进”，实际上就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谓冒尖，就是指发展中个别出现新式富农，如过去的吴满有。我们肯定说，今后还会有，应在思想上明确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是包括有这一部分冒尖的新式富农经济的，而且还包括民族资本在内。

因此，我们发展经济的方针，仍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因为这是我区七八百万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经济，而这种经济中，自然是以发展个体私有的农民经济为主，暂时还不是以发展合作经济为主，因为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是太少太小，不可能一下形成重心；而且合作经济也只有在发展农民个体私有经济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发展起来。自然这不是说合作经济不重要，相反，必须用一切力量和方法，去组织农民在私有基础上的劳动互助及供销信用合作。

为主并不是唯一。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发展了农业，就是给发展副业和小手工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而发展副业、手工业又刺激、推动农业的发展，牧畜业和森林亦应提到重要地位，加以发展，这样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有力支前和扩大再生产。

有人说：我们似乎以城市为主，而不重视农村，甚至忘记了农民，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因而也没有把精力分散在城市的经营上面。今后有了城市，也是以城乡交副、工农结合的方针，指导我们的工作，不应是丢掉任何一面的。

2.我们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处在战争时期，即是说，要在上述分散、个体、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物质力量之上，进行近代化的大规模的战争，这就决定了以下特点：

第一，尖锐的矛盾表现为财政赤字，历来如此。战争以来更加扩大，财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军事费，即战争费。要支持战争，就必须加重人民负担，实质上就是农民生产收入的约四分之一以上，经过公粮、税收，援助了战争，这种负担是必需的，农民了解战争是为了解放他们，但这种重的负担，再加上劳力、畜力的战勤负担，又不能不在一定限度上影响农民的生产，这也是必须认识到的。

第二，由于战争，又决定了我们不得不首先大力经营军需工业，然后才注意民用工业的发展。因之，公营工业都带有很大的战争供需的供给性质，如军火制造、石油、被服、皮革、印刷等。这在今天说来仍然是正确的，尤其在过去在被封锁的环境及条件下，更须如此，才能支援战争的胜利发展。对于民用工业，党的政策是一贯在保护奖励，并扶助其发展的。我们也只是在投资力量上，不能兼顾民用工业的同样经营，假如因此而掩护我们对于群众生产中的缺点，甚至错误，那是不应当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同志，或多或少地认为上级不给钱，就无法组织领导群众生产，除了农村条件的限制外，这种思想才是造成民需工业不能得到应有发展的原因，这是我们深刻检讨后，应当承认的缺点。(www.xing528.com)

第三，我们的公营贸易，同样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带有很大的财政供给性质。有人说，我们重贸易轻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有这样的情形。这是由于用土产输出，换回物资，部分供给财政（亦是支援战争），解决相当大的一部分赤字所形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个体的、分散的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条件下，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除了执行我党保护奖励的政策外，有效的环节就是抓紧贸易机关的供销业务，调剂供求，稳定物价。用以组织并扶助家庭副业和小手工业者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如过去对纺妇花布的供销，不论在河东或河西，均有过相当的成绩。这种供销业务的执行，外表上穿的贸易外衣，而实质上并非是轻视工业，正如数日来同志们的发言中指出，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与急迫需要倡办供销合作社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过去这种供销业务的执行和稳定物价，便于群众资金周转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在一定意义上，有重贸易轻工业的情形，如若抹杀了历史真实，在今后的工作中，便会迷失了方向。同时贸易机关除了用一部分物资直接供给了财政外，在供销业务中，把另一部分物资投入市场，回笼了财政上发行的票子，直接支持了战时财政的困难，也是不应当抹杀的。

第四，我们的银行发行，同样带有很大的财政性，历来发行财政占大半，使生产发行不能不相对地减少。当财政上需要大量的发行之后，如再无限度地增加发行，投入生产，结果引起更大的物价波动，这反而是对生产不利的，或利小害大。这一情况，便常影响生产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和限度内也不应有计划地发行于生产。如同志们指出，去年夏秋农产上市时，我们没有适应市场筹码的需要，增加发行，造成了群众生产和公家掌握更多物资的损失，这是对的。首先财委应当负起这一责任，这是近视的保守主义，可是超过一定限度又会成为盲目的冒险主义，两者都对生产和战争不利。

总括说，在战争背后，我们的经济与财政（生产与战争）发生严重的矛盾，即经济力不能完全担负得起战争的开支，而又不能不负担起这项开支，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打破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帝国主义束缚下解放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要加强战争观点的原因，为了集中一切力量，解决这个矛盾，首先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因为只有生产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因之，今天必须加强生产。因此，我们今日的生产观点，必须是与战争相结合的生产观点，而不是和平时代，首先为了提高群众生活的生产观点，假如今天把改善群众生活，强调到支持战争以上或相等看待，那便会在工作中犯错误。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生产是为了战争，为了“军队向前进”。所以必须“生产长一寸”。因为生产长一寸，就是为了增加人民财富，来支持战争，即是要尽可能地多负担一点，这就是我们负担政策的出发点，也就是必需的财政观点。因此，今天的财政观点，必须与生产观点相结合，同时也就是战争观点。但又必须与单纯财政观点相区别，就是说人民负担，在战时虽应比平时重，但也有一定限度，假如超越了这一限度，使人民因负担过分加重而饿起肚子，或不能进行再生产，就会破坏支援战争力量的再生产，破坏了党与人民的正常关系，他们就不能也不愿为战争胜利所代表的明天利益奋斗了。为了支援战争，我们的国家经济亦必须首先为战争服务。对外贸易所换回的物资，首先应供给部队，其次才是市场和民用。银行发行首先应满足财政必不可少的需要，其次才是按实际需要与可能，投放生产。我们的公营工业仍应以军需为主，如军火、石油、被服、皮革等，首先满足军需，其次才是民需民用。我们的交通公路建设，也是首先服从战争需要，其次才是经济需要。这样，使我们的全部经济首先和主要的为战争服务，使战争取得胜利。只有在战争胜利后，才能把这一基本矛盾解决，才能把全部力量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但那时还必须有国防建设，因帝国主义还未打倒，战争危险仍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布置离开战争环境和战争要求。如果我们以为战争已前进，后方和平了，就可以百废俱兴，以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就是错误的。

3.我们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进入了大统一的局面，这是和过去被分隔状态下和被封锁状态下的自给自足有了基本变化，现在，我们能意识到的如：

第一，由于统一，就在一定限度上打破了过去完全自给的经济状态，而必须走向与其他解放区互相配合发展，使自给生产的范围由小圈子过渡到大圈子，使独立的小圈子变为大圈子中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生产部署上必须顾及，否则就会犯盲目性错误。譬如：某些地区的纺织、纸烟等可能缩小，某些地方的畜牧、棉花、油、麻等必须有计划地为供给城市和工业的需要而增产，我们订生产计划，就必须注意及此。

由于军队的前进，交通不便的偏远老区的公粮，今年冬季不可能运往前线，甚至必然要有一大部分就地出卖，这也是我们应当预先见到的。因此能够种一部分特产输出更好。

第二，由于统一，改变了我们的贸易方向和贸易关系。过去主要与西安，今后主要与华北、东北；过去贸易对象是敌区和敌人长期分隔了的兄弟解放区，所以有不同的关税壁垒和对敌进行经济斗争。今后对敌区关税的限制、经济的斗争依然存在，但是占了主要部分的各兄弟解放区之间的贸易，没有关税壁垒，也没有经济斗争，有的只能是有计划的自由贸易，互助互利的以通有无来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第三，由于统一，我们过去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金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成为全解放区统一的金融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已不能随便发行，而必须由中央统一计划的发行；已不可能独立的控制金融，而必须全解放区全面的加以控制（自然我们是其中的基本部分之一）。因而基本上就必须从全解放区的情况及统一政策出发，来掌握本区金融物价，而不应也不能与之对立。

第四，由于统一，使我们的财政也改变了过去完全自筹自给的状况。而基本上进入了全解放区统筹的局面，因为战争发展，把过去各区互不联系、各自分筹的局面打破了，出现了统筹的条件，并进而执行了统筹，这是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战争胜利的保证，尤其对于西北战场说来，没有这一条，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就要拖延。但我们把这种统筹下中央给西北的拨款叫做外援，这是不妥当的。这不是外而是内，不是援而是统一局面下的统一调剂。有一位同志更说依靠这种“外援”是不好的，为什么不自力更生呢？他说好像我们有了外援，就忘记了帮助农民生产以求增加收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了。这是为了把目前生产所解决的问题说得更大些，以便要求大量投资提出的歪道理，现在西北的事实，是为了支前，国民经济的负担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加上土产输出从敌区吸收进来物资，仍不能满足战争需要，又依靠了发行，间接加重人民负担，减低了军队供给的需要（币值下降），战费仍然不能维持。但是同志们已感负担过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假如再加重负担，恐怕意见更多了，国库整个开支都是困难的，我们应当在西北为国库增开财源，减少整个支出的困难，但是仍然不能支持战费的全部需要。那么，为了支持全国主要战场之一的西北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为什么能够认为中央统筹军费是不好的呢？最低限度也可说这是没有统一的、全面的战争观点的表现。西北是地瘠民贫的小农经济的区域，负担不起占总人口百分之六七的脱离生产的军民人员的开支，而现有解放区平均脱离生产人员才占全解放区总人口百分之二三。为什么不应由中央统一调剂呢？但是我们为了减轻中央的负担，西北解放区内部，还必须统筹统支，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不足之数才由中央调补，如弹药、被服、器材、白洋、票币等。货币的统一，就是说明我们逐渐统一，进而执行统筹统支的强大力量。

以上所述，都是较大的变化，影响我们财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四八年已开始而在四九年及今后应该贯彻的。这里我们应防止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就是只从本区出发，而不照顾全国；应当相反，从全国出发来解决本区问题，自觉地使本区在一切实际工作方面都逐渐成为全国有机的一部分。

4.我们经济的第四个基本特点是大发展的局面。四八年还是小发展。四九年将有大发展。包括陕甘两省基本部分的解放，这一大的发展，将对我们财经工作发生什么影响呢？

第一，由于发展，我们将直接掌握若干较大城市的工业、交通设备。如西安、宝鸡、天水、兰州、南郑等及陇海路和许多公路，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情况，由单纯的农村进入较大的城市和工业环境；我们的财政的负担面将增大，城市税源将增加，这对我们是一个大的和有利的变化。

第二，但在发展中财政仍然是困难的，地区扩大与收入增加，估计暂时补不上发展中所需的开支的增加，而且城市在初期还是一个包袱。还需要投资，绝不可因发展和胜利冲昏头脑，看不到困难而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

第三，由于以上变化即将到来，我们必须全盘考虑我们的各种财经政策，使之能适应新的区域，特别能适应城市工业条件，这件工作，我们现在才刚开始，我们还非常缺乏这种经验，还必须花很大力气，才不会出乱子。

第四，这种发展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把人力物力向新区和城市转移，这和老区不能不发生若干矛盾。如人力现在都不够，还要抽出大批有能力的到新城市去；如物力资力现在已感到很困难，但还要抽出大批力量，投向新区城市与工业交通、贸易等方面，这是我们已深感困难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问题总是要解决，只有采取重点主义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要意识到为了发展新区，无可避免地要使老区受到一定影响，应当接受这种影响，把主要力量放在新区城市去，因为只有抓好新区城市，才可能减轻负担，才能在一段时期后，从增加的力量中抽出人力物力加强老区；如不然，没有新区和城市，老区就不能支持下去，最后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思想搞不通，就不能顺利地解决新区城市问题，也不能解决老区问题。

以上四点，我认为必须成为检讨四八年工作和决定四九年方针与工作的总出发点。我们的经济与财政，就是战争时代的农村环境和走向统一与大发展的财政与经济，我们应在这些基本点上完全统一起来。

（《西北财经会议总结报告（初稿）》，194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