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程序法的革新史充分显示了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与行政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的美国政府由于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的影响而威信大大降低，人们要求行政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以公开为主要目标的行政改革掀起，最终催生了美国一系列有关信息公开的立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和体系。在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行政机构改革、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价格决策机制改革、政务公开、行政审批改革等诸多行政改革相继展开，这些改革也为行政程序法及其法典化提供了契机。作为上述改革的部分成果——价格法、税收征管法、行政许可法以及即将出台的信息公开条例都是各自领域改革程序化、法制化的重要体现。正像有的学者总结的那样，“行政改革运动造成了行政程序立法法典化的契机而行政程序法典化又是行政改革运动的主要成果”[2]。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是，我国的行政改革自始至终都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以行政审批改革为例，为了迎接入世的需要，国务院成立了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督促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改革，该小组组长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亲自担任。实践表明，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与严格督促下，各地、各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据此可以推断，在我国高层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未来的行政改革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因而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也将随之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政治基础将更加坚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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