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地区程序违法责任比较：法治新时代

一般认为：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并导致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包括程序违法已导致对行政相对人不公正的待遇，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认定该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但对程序方面违法，则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态度。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一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有某些“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

在德国，行政程序的法律效力与行政程序的不同类型有关。德国的行政程序分类有“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之分；有“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之分；有“行政立法程序”与“行政裁决程序”之分。行政程序的类型不同，其法律效果也有所不同。根据德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精神，违反有关程序、方式的行政行为，相对于内容上“实质违法”，是一种“形式违法”，因此如构成程序违法，以撤销该行为为原则，确认其无效为例外。德国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另外，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四十五条则对“不导致第四十四条规定无效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这些情况包括：1.事后提交行政行为所需的申请（对行政相对人而言）；2.事后提出所需的说明理由；3.事后补作对参与人的听证；4.须协作的委员会，事后作出行政行为所需的决议；5.其他行政机关补作其应作的共同参与等。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对法律未特别规定适用某种程序时就适用“非正式程序”。该法第十条规定：“行政程序不受一特定形式约束，对形式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时依该规定。行政程序的进行应力求简单和符合目的。”所谓“非正式程序”即指程序之时间、方式、内容等都没有明确规定的程序，由行政机关采取职权主义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使（尽管行政机关被授权依其裁量行为时，裁量活动也须符合授权目的，且应遵守法定的裁量界线。）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要求与“正式程序”应有区别。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正式程序”包括：程序开始、调查事实、听取当事人陈述以及作出行政决定等。

在德国，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开始或进行过程中，针对程序而非最终实体问题所作出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最终达成实体决定，这样的行为与程序缺乏独立性，是形成最终决定之一环，因此，在德国不能对之单独提起撤销请求，换言之，行政相对人只有等这类程序完成，行政主体作出最后行政决定之后，才能将此类程序行为连同行政决定，经由法律途径解决“程序违法”问题。但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纯粹程序行为”不可对之单独提出救济，但若此程序行为在实体上影响当事人权利，则应允许当事人单独对此提起救济。

德国法典第四十七条还对行政行为的转换作出规定，即：“具瑕疵的行政行为与另一行政行为目的相同，作出前者的行政机关依已发生的程序和已采取的形式也可能合法作出后者，且具备作出要件的，可将前者转换为后者。”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瑕疵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

在法国，行政程序违法分为“形式上的缺陷”和“程序滥用”两种形式。所谓“形式上的缺陷”是指“行政行为欠缺必要的形式或者程序，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形式和程序”。“程序滥用”是指“行政机关利用某种程序达到另外一种比较困难或者效力较低的程序所要达到的目的”。^[3]但是无论是“形式上的缺陷”还是“程序滥用”，一般可以成为行政法院在越权之诉中撤销行政决定的理由，但是否被撤销还要视具体情况而论。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法律规定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有时为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时是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必要准备，有时是为了协调各不同部门的活动，基于其不同的目的，行政行为的效力与违法后果也不完全相同。法国还根据是否影响行政决定内容，以及其目的能否补正等，将法定程序区分为是否是主要程序形式，是不是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是否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事后是否可以补正的等具体情况。

西班牙1992年的《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在程序合法性问题上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体现了灵活性。该法第五编第四章“无效及可撤销性”条款规定，公共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完全偏离该法建立的程序为完全无效”（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但同时又规定，“包括引起权力偏差的任何违反法律程序的行政机关的行为均可予以撤销”，“但是，形式上的瑕疵只有在行为缺少实现其宗旨所必须的正式手续或引起利害关系人无自卫能力时才能确定其可予撤销”（第六十三条）。

在行政法中，无效的行政行为被认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而撤销的行政行为一般被认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因而两者的法律后果不一样，从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中可见，引起行政行为无效的程序违法和引起行政行为撤销的程序违法，其情形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程序违法的严重性不同，其法律后果也不一样。

对相对人的有关程序及其后果作出明确规定，也是西班牙新行政程序法的特色之一。该法第六编第二章“程序安排”条款规定，“应由利害关系人履行的手续，必须在作出有关行为通知之日起的10天内完成，除非有关规定确定了其期限”，“无论何时，行政机关如认为利害关系人的某个行为不具备必要的手续，应告知其作者，并给予其10天予以完成”。“对于不履行上述两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可宣告他们失去履行有关手续的权利”。（第七十六条）

英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程序的国家，它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程序公正原则，尤其是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损害或行政行为将产生不利后果时，要给予相对人提出意见的机会，行政机关及有关行政官员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所提意见。“一个行政机关，在适当情况下，必须给予受到他们决定影响的人一个申诉机会，……在没有听到他要说的话之前就剥夺他的权利是不公正的”。^[4]违反公正原则的后果也不是一概而论的，法院一般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如果违反了公正原则对当事人影响不大，法院可作撤销决定。

在英国，成文法规定的程序很多，诸如调查程序、咨询程序、通知程序、公布程序、副署程序、提交审查程序、批准程序、组织程序、委托程序等。其中有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强制性程序和任意性程序之分。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明文规定程序的称为程序上的越权行为。程序上越权行为其后果不像实体上的越权那样一概无效，违反任意性程序的行政行为可能仍然有效。区分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的标准是，是否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5]

在英国，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行政行为是无效（void）还是撤销（voidable）素有争议，多数认为违反听证程序的决定为无效，因为“如果违反正义本质的事项，则根本没有法定意义的决定可言”。但也有少数意见认为，应给予听证而未给予听证的，只能决定撤销，个案也可补正。

在实务上，英国极少规定程序违法的法律效果的法律。程序瑕疵的法律效果一般由法院决定。英国早期划分“强制（mandator）程序”与“任意（directory）程序”。只有违反“强制程序”的才可决定无效。(www.xing528.com)

现在英国为确定程序违法的严重性，规定了“重要性标准”（importanc etest），此种“重要性标准”在应用上有弹性，相关案例中可以归纳出若干原则：

（1）行政机关课人民以财务负担或者其他限制时，应严格遵守程序要件；

（2）作出决定时，未依法定程序咨商利害关系人或者未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其决定也可能无效；

（3）公告或者通知之方式应妥当，使利害关系人或者公众得为有意义之参与，否则，公告或者通知则无效；

（4）未教示当事人救济途径者，原决定无效。

同样奉行“法律程序至上”原则的美国，视“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生命之所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赋予当事人许多重要的权利：得到有关通知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论证的权利、辩论和质证的权利、要求根据卷宗中记载的证据进行裁决的权利、查阅卷宗的权利等。如果行政行为侵犯当事人以上程序权利，则可能造成其无效的后果。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七百零六条规定在六种情况下负责司法审查的法院可以判定行政机关的行为、决定和结论非法并予以撤销，其中第四种情况就是行政机关的行为没有遵循法定程序。例如根据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在法规制定前应将通告刊于《联邦登记》上，这是一种法定方式，行政机关不得违反，否则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宣布所制定的法规无效。但也并不是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在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基本上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定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他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6]在作出有关行政裁决时，法律不仅要求行政机关要严格遵守法定的羁束程序，如法律要求行政机关以听证笔录作为裁决依据，而行政机关不举行听证，则该行为无效，而且还要求行政机关合理地选择法定的自由裁量程序，否则行政机关会因滥用裁量程序而受到法院的追责。

日本1993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对“申请所为之处分”提供审查基准和标准处理期间。该法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许认可等之申请应依法令之规定订定判断所必要之基准。”该法第六条又规定：“行政机关应尽力订定自申请到达其办公处所时起至对该申请为除非时止，通常应需之标准期间。”无论是审查基准还是标准处理期间，都规定以适当方法公告之。问题是行政机关没有遵守自己订立的标准期间，是否可以以行政机关“不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日本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订立的标准期间，仅是行政机关自律的努力目标，不构成不作为之违法，否则行政机关可能为避免不作为违法的诉讼，而设定很长的标准处理期间，这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会造成更不利的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此标准处理期间是行政机关的承诺，所以行政机关不遵守自订之期间，应可作为认定行政机关不作为违法的“重要参考”。

日本《行政程序法》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驳回许认可等请求之处分时，应同时对申请人明示该处分之理由。但依法令所定许认可等之要件或公告之审查集中基准已明确规定有数量指标或其他客观之指标时，由申请书之记载或附属书状即知其不符合者，得于申请人请求时，始予明示理由即可。前项本文所规定之处分以书面为之时，其理由应以书面示之。”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明示理由有具体的要求，仅附记行政处分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仍不是以表示已“明示理由”，也就是说必须说明具体理由。

日本《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五条对行政指导规定了“以书面形式为目标，但非要件”的精神，即“为行政指导者，应明确告知其相对人该行政指导之趣旨、内容及承办人。行政指导以言词为之者，如相对人请求交付记载前项规定事项之书面时，为该行政指导者，除行政上有特别困难外，应交付之”。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本条既赋予行政相对人以请求书面交付之权，行政机关如果不以书面形式交付，行政相对人当然可以以诉讼请求之。

我国台湾地区曾仿照德国关于行政处分有无效与得撤销两种处理方式，对行政机关法规命令因其程序违法导致无效和废弃两种处理结果。如行政机关命令其订定依法应经其他机关核准，而未经核准者，可导致命令无效。如行政机关命令依法应经听证并依听证笔录订定，而听证笔录所示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决定者，订立命令的行政机关应自行或由上级机关命其废弃全部或一部。命令经废弃者，自废弃之日起，失其效力。

在我国台湾地区又有所谓的“重要性理论”之倾向，即重大的程序违法可以构成撤销原处分之原因，轻微的程序违法则不影响决定的结果，不构成撤销的原因。1990年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中有关于“最低限度之程序”的规定：“行政机关订定命令，除关于军事或外交事项者外，应依本节规定之程序为之。但法律另有更严格之规定者，从其规定。”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10月由立法主管部门通过的行政程序法草案第一百零五条有关“行政处分”无效的涉及程序违法的有“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者”，“应以证书方式作成而未给予证书者”等几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无效之行政处分自始不生效力”。但该草案又在第一百零八条中作了补充：“违反程序或方式规定之行政处分，除依一百零五条规定而无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补正：一、须经申请始得作成之行政处分，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者。二、必须证明之理由已于事后证明者。三、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已于事后给予者。四、应参与行政处分作成之委员会已于事后作成决议者。五、应参与行政处分作成之行政机关已于事后作成者。前项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补正行为，仅得于诉愿程序终结前为之；得不经诉愿程序者，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这一规定，既给予行政机关某些程序瑕疵以补正的机会，又给予时限的必要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10月2日经立法主管部分会议修正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中未有关于程序违法审查的明确规定。因此，早在修正草案讨论时期，就有学者批评道：“缺少司法审查支持，行政程序法有如无牙的老虎。”看来这种批评并未见效。

从有关国家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比较中可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后果并不一定都会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效力，而是要根据某种行为程序违法是否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是否影响行政决定的实体内容和效果以及是否影响到公共利益等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国外经验未必都可以应用到中国。但是，对行政程序瑕疵的分析、评价判断与处理确实不宜简单化，国外的经验还应全面介绍、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在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的情况下，既不宜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为规定过于严格的法律责任，也不宜规定过于“宽松”的法律责任，作为成熟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则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以便“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加以规范。在这方面，应对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