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包括行政法不是万能的，仅仅靠具有强制力的法来治理的社会是跛足的、不健全的，况且社会主义法律不仅具有惩罚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得好：“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稀，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正如北京市公安干警在学习济南交通警察经验发言时所谈的体会：“一人执法不如万人遵章，一人管理不如大家不犯。”如果全社会遵法、守法成为风尚，全体公民有良好的法制意识和良好的行为模式，那么执法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执法的效果就会明显增强。
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基本手段是宣传教育，执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同时应寓教育于执法过程中。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汉代史学家班固也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又正如一位俄国作家所说的：“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某种好的东西，应当把它挖掘出来，并且要像用手掌挡住烛光，使其不被风吹灭那样倍加爱护，这就要求付出巨大的劳动和毅力。”如果能正确理解这段话的意义的话，我们的执法合理性程度就会大大提高。关键是正确处理执法者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是首都交警说得好：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位置，赢得了民心，才有执法的职业自豪感，过去是“我为交通管人民”，现在扭转为“我为人民管交通”。他们的体会是十分真切而深刻的。
在世纪之交，我国行政执法部门面临艰巨的执法任务，但基础性的工作是开展深入持久的普法教育，第三个五年普法计划应该把加强行政法的普及工作作为重点，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对我国社会破坏性很大的行政违法现象。例如，税收是国家的血脉，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于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比较差，再加上利益的驱动，使相当数量的纳税人把主动申报纳税行为视为“傻瓜”的行为，而把偷漏税行为视为致富的“窍门”，无疑给税收征管带来重重阻碍。可以说，每一种法律的实施，都伴随着一种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例如贯彻土地管理法，必须提高公民的土地保护意识、资源保护意识；实施环境保护法，必然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实施食品卫生法，势必提高全体公民的现代卫生观念。因此现代法律意识与科学意识、文明意识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法制现代化过程正是全体公民从心理模式到行为模式全面调整、适应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原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1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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