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普世的人类政治文明，法治自有一套基本定义和品味。三十年来，从法制到法治、从“依法治理人民”到“依法治理政府”，法治政府理论在中国制度语境下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行政法学人走向现代、走向文明的心路历程，也更新了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启了对行政法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以短短一篇文章还原三十年来法治政府发展的历史叙事，显然只是管中窥豹。但本文试图说明的是，作为一种概念的法治政府理论，包含法治政府产生的原因、建构的要素、价值导向和本位、运行的方式、与其他治理主体和相对人的关系、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等一整套关乎国家命运的深层次问题。过去三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国内公法学人的田野调查和系统分析以及政府资助经费的大量投入，为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行政法学人应当跳出本土化和西方化、理论模型和现实经验、普世性和中国特色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思维，从西方的法治实践中总结出概念、抽象出理论，然后对中国现有的历史经验与行政体制进行反思，最后立足当下中国，寻找中国行政体制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共识，使法治政府理论不仅得到世界知识体系的验证，还能在中国本土找到生根发芽的空间。
尽管上述法治政府的实践路径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还会遇到困难，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步趋向现代化，法治政府的实践也会获得强大的现实支撑。对行政法学人而言，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需要在理解现成法治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规模巨大、层次复杂的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准确解释和分析。这不仅需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涵养，更要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才能把研究思维、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有机统一起来，将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理论真正转化为一条规范理论和现实经验结合的道路。相信在法治政府的发展过程中，各学派的行政法学人都会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拿出一套源于自己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面向中国行政现实和行政目标的实现、达致事实与规范之间平衡的改革路线和发展路径。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行政法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走向自由开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也能够让中国政府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真正走向现代化和法治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7]
（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合作研究者：樊响）
【注释】
[1]夏永祥.“苏南模式”中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功过得失［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03-107.
[2]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3）：1-38.
[3]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3）：116-122.
[4]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J］.北京社会科学，1989（1）：139-147.
[5]史云贵.中国政党“全能主义”治国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6（2）.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魏治勋.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87-91.(www.xing528.com)
[8]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J］.中国法学，1993，（1）：52-59.
[9]罗豪才.行政法学［新编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0]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11]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2]［英］罗素.权力论［M］.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4]［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5]章剑生.现代行政法面临的挑战及其回应［J］.法商研究，2006（6）：47-53.
[16]袁曙宏.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J］.中国法学，2003（5）：25-3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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