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认真吸收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再三强调“平衡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界同仁的批评。[26]正是由于平衡论的这一开放式研究姿态，虚怀若谷的研究胸怀，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参与。[27]而早期对平衡论的系统批评者杨解君教授也表示，其对平衡论的质疑与批评出自对于罗豪才教授学者风范的信任。
学术的进步与繁荣从来都是与学术对话和争鸣分不开的。回想二十世纪我国行政法学研究恢复之初，行政法学还非常稚嫩，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讨论比较单调，“自说自话”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提出之后，往往鲜有学者参与讨论。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行政法学研究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术素养的提高，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行政法学者以极大的激情投身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重要课题的探讨之中。这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者们特别是“平衡论”学派学者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得益于罗豪才教授的贡献。他认真吸收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再三强调“平衡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界同仁的批评。[26]正是由于平衡论的这一开放式研究姿态，虚怀若谷的研究胸怀，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参与。例如，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倡导者叶必丰教授曾坦言，其对行政法理学的注意源于罗豪才教授的鼓励。[27]而早期对平衡论的系统批评者杨解君教授也表示，其对平衡论的质疑与批评出自对于罗豪才教授学者风范的信任。[28]正是在大力倡导真诚学术对话的环境中，行政法理论基础课题的研究才得以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笔者以为，这场讨论的意义至今仍然应该充分肯定，因为“可以说，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是我国行政法学界主流队伍主动回应社会变革的一次自觉的‘集体行动’，所有的行政法学者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讨论，至少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影响”。[29](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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