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是有关法现象的总的哲学把握，一般把它狭义地理解为对于法的总体本质论和方法论的解释。至于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它们看作同义词，即法理学即法哲学，它们都是研究法现象的最基础、最核心、最纯粹的基本理论问题。但也可以作这样一种理解：法哲学是法理学中更核心的更抽象的部分，是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元理论”，即解决法理学研究中最一般、最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法理学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法的基础理论问题，而法哲学则可以理解为法的理论基础问题。理论基础则可以看作基础理论的基础。因此，按照第二种理解：所谓部门法哲学就是部门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即部门法存在和发展的“元问题”，或者说是部门法发展的基本思想脉络。如果把部门法哲学解释得太抽象，或理解得玄而又玄、难以捉摸则不利于部门法哲学的深入研究，也不利于部门法自身的发展。
笔者和章志远博士近年曾合写过一本《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一书，我想这本书整体可以理解为对行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带有研究行政法的基本原理的意义。而该书专辟第三章，题目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可以理解为行政法的法哲学研究。本人在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一书可以看作更早的尝试，也专设《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一章，可以说是对我国行政法哲学研究的初步尝试。这样理解未必很正确，因为从感觉上来说，理论基础与哲学之间似乎还有些距离，特别是从抽象性方面而言，哲学应该更深奥、更深沉。为此，笔者认为：可否把哲学本身看作是具有层次性的学问，它自身也可以分为表面（应用）层次哲学和较深（自在）层次的认识。所谓“部门法哲学”，简单地讲，应该是部门法与哲学的有机结合。但哲学是抽象的，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哲学的辐射力、穿透力特别强，因此在部门法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身影。但是哲学与部门法各领域的结合程度是不同的：结合得最紧密、最集中的还是部门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但部门法哲学最深层次的还是“纯哲学”即哲学的本体部分，例如下文谈及的政府法治论的人性论基础，就可以理解为最深层次的部门法哲学分析；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中最核心、最深层次的理论成分才是原生态的纯哲学。作这样的理解也未尝不可，但本文则坚持把行政法理论基础就看作行政法哲学，以避免行政法哲学概念的过于抽象性。
有学者提出：“公法就是复杂形式的政治话语。”对于公法学者来说，两种研究方法是避免不了的，一种是政治哲学方法，另一种是社会学的方法。政治哲学不仅是公法学的基础知识，而且应该作为公法学的研究方法。行政法作为公法之不可或缺的部门法，其发展所遇到的障碍往往无法完全靠自身来解决，需要整体思维，需要政治哲学来帮忙、来推动。只有所谓政治哲学清晰了、明确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才能明确，发展道路才能宽广。这里所讲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信念或者基本理念，按笔者的理解也就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就是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核心，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一国行政法学术及制度实践的最根本的理论支柱。笔者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行政法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以及“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中推演出来，也即是说，要讨论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问题。现代政府既是行政权力的载体，也是行政权力的运用者和责任的承担者，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因此，政府及其活动是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政府存在和运行的正当性则是行政法哲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在政治哲学里我们习惯用“正当性”术语来表述事物价值的话，在法学中我们可以追求的就是“合法性”标准，一个是“本”，一个是“表”，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例如，正当程序在实在法领域就是合法程序。笔者二十年来在行政法学界一直主张并倡导一种理论，命之为“政府法治论”，也自以为这就是行政法哲学的一种表述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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