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活动本身而言，效率是其生命所在。例如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的设置就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设。汉密尔顿曾对此进行过解释，他指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都已十分正确地表示赞成行政首脑最必要的条件是强而有力，而且都认为为此最宜集权力于一个人；他们还都同样正确地指出，集权力于一个人最有利于明智审慎，最足以取信于人民，最足以保障人民的权益。”[12]强调市场作用，并不否认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有效性紧密关联，政府的有效性将通过市场的有效性体现。按照这一要求，行政机关的设置必须合理，行政职位的设置必须适当，行政管理的方式应当科学，行政人员的素质状况与使用状况必须符合行政运作的要求。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虽然这是对所有的国家机关的要求，但行政机关作为政府部门，更必须充分体现效率原则。
然而，效率不高却是我国行政权运行中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病，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科学、不完善，诸如部门设置不科学、职责不明、职能交叉等，行政程序尤其是行政审批名目繁多、手续复杂，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被消耗在其中，对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非常之大。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不仅仅会阻碍本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更有可能引发国际贸易纠纷，对日益扩大的中外经济交流与合作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损失。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高速发展、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形势，要更好地履行其管理经济、服务市场的功能，必须使自身高效运转。为此应进行以下改革：科学设定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权，既要防止交叉重复，又要防止职权衔接不到位而出现真空地带；简化行政程序，大刀阔斧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改善管理手段，加快政府办公的电子化、自动化和网络化建设，这对于扩大政府信息来源，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意义重大。应该看到：目前中国电子政务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亟须努力。(https://www.xing528.com)
人们通常从实体规则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实际上这一组织规则一开始就注重从行政程序方面加以规定，正因为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又带有国际行政程序法典的色彩。如何使国内相关的行政程序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相对应、相配套，就成为政府活动能否真正融入统一的国际规则的重要内容。这就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更高的依法行政要求，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用以规制我国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并通过设计相对公正的程序内容，为人们寻求法律救济提供路径。按照人们的通常理解，行政程序的公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作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地被听取。[13]因而，在行政程序中设置一定程度的职能分离（例如调查人员与作出处罚的人员分离、罚款单位与缴款单位分离等就是如此），并完全取消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救济中的终局裁决权力，就成为行政程序合理性的重要标志。同样，程序的公正性不仅符合行政活动合法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目标的重要步骤。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鉴于学界有所谓“对行政效率不负责任的行政程序”的提法，认为行政程序有碍于提高行政效率。但这种说法似乎存在问题。程序公正并不必然以损失行政效率为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不公正的程序使得行政机关不可避免地涉讼，或者需要重新制作行政行为，这在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实在是最不经济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