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T干预提升女犯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狱内改造秩序

通过SCL-90和自编的女犯综合改造评定表的统计结果，可以证实我们的理论假设：即相比其他传统的矫治方法，CBT干预对于改善女犯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狱内安全风险；稳定改造秩序，提升改造表现；改变认知归因，提升环境能力等方面有效，CBT干预可以适用于中国女犯的改造实践。

1.CBT可以通过有效干预女犯心理问题，消除狱内安全风险

（1）CBT干预可以明显降低女犯的抑郁、焦虑情绪，降低自杀、自伤自残的风险。如前文所述，女犯中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很高，且有病程长、复发高、治愈难等特点，女犯中环境的不适应、人际关系的紧张、劳动欠产、思家心切等都会伴有抑郁、焦虑等发生。可以说，抑郁、焦虑已经覆盖女犯改造的各个方面，是发病最高、最普遍的神经症。有研究显示：“自杀在神经症和人格障碍中较常见，在自杀精神病中更为常见。单独列出自杀的精神因素更多考虑的是针对精神出现障碍的人。”^[9]从监狱安全角度来说，抑郁、焦虑等病症也是导致女犯自杀自伤等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从CBT干预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最早就是从治疗抑郁开始的，也是对单相抑郁、焦虑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通过前文的数据说明，仅采用传统教育、未经过CBT治疗的女犯，在“焦虑”“偏执”“恐怖”等心理问题上进一步恶化，如果不加以干预，心理问题的日积月累终会由量变到质变最终爆发，导致自杀、自伤自残等事件的发生，对监管改造秩序必然造成严重后果。经过CBT治疗的女犯无论在SCL-90，还是自编的改造综合问卷的数据都证实：女犯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和情绪问题都有显著改善；也进一步说明CBT对于心理问题女犯的干预有效果，能降低自杀风险，确保监管安全。

（2）从研究结果来看，CBT干预可以有针对性地改善女犯生存状态，稳定狱内改造秩序，满足不同女犯的心理问题需求。这是由CBT干预鲜明务实、治疗目标具体的特点决定的：首先，CBT治疗比较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治疗目标一般都由治疗双方共同设定，在对女犯的治疗中，比较注重女犯的改造需求，特别关注女犯当下的问题与障碍，可以根据不同女犯的不同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层次的心理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教育中大课教育缺乏个性需求的不足。其次，CBT的治疗疗程较为灵活，短期内就能取得疗效，短期解决浅层心理问题，长期解决核心心理问题，这也比较符合监狱不同长短刑期女犯的心理需求，故比较受女犯的欢迎和接受，也为女犯认知的改变提供了先决条件。

（3）CBT干预对于提升女犯心理健康水平的疗效稳定，不易复发。这种效果是同药物治疗以及其他心理治疗进行比较对照的结果。CBT治疗之所以能获得稳定的疗效，是因为它是标本兼治的治疗。在最初的治疗阶段，治疗的重点在于建立良好的治疗性关系和缓解患者当前所表现的明显症状；随着治疗的深入推进，重点就转向探索和挖掘患者潜在的心理机制，破解她们的负性假设、规则以及核心信念，从根本上铲除构成心理问题的根源。^[10]课题组的矫治民警在对女犯进CBT治疗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性目标，当目标达成后，都会给女犯带来良性体验，这也增强了女犯持续完成治疗的信心，这也从根本上预防了问题女犯心理危机的爆发。

2.CBT可以帮助监狱稳定改造秩序，提高改造质量

（1）女犯通过CBT的治疗可以改善狱内人际关系，降低违纪率。女犯在狱内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与民警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呈现不对等性，因此一旦警囚关系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女犯的情绪，造成女犯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而且会影响女犯对民警整体执法的看法以及对司法机关的态度，甚至会造成女犯“不服管”“抗拒改造”等现象的产生，带来较为恶劣的影响。二是与同犯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对等的，但是由于女犯之间朝夕相处，所处的空间很局促，一旦出现问题，既不能逃避现实，更无法解除监禁的束缚，女犯就会感到无助，丧失安全感，不仅会引发心理问题的产生，同时也会导致狱内争吵甚至打架斗殴、拉帮结派等违纪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因此，良好的狱内人际关系也是女犯顺利改造的重要保证。在认知治疗过程中，帮助女犯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综合改造自评和他评问卷数据也证明，通过CBT治疗实验组女犯有效改善警囚关系、囚囚关系、监规纪律，这将有利于女犯在狱内改造秩序的稳定。

（2）女犯可以通过CBT治疗提升自我评价，提高改造成绩。女犯在服刑过程中自卑感的形成，一方面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改造服刑的环境有关。自卑是女犯服刑中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好好处理，不仅可能发展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而且也会影响女犯的改造信心和改造成绩。我们在实施课题过程中发现，除去文化程度低、劳动能力受限等客观因素以外，造成女犯劳动欠产、学习指标无法完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女犯对劳动、学习的认识存在偏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女犯的自我评价过低。民警通过CBT治疗，指出了她们在改造中对改造目标上的负性自动想法，对她们的核心信念提出质疑，从而帮助她们纠正不合理的认知，替代合理的认知。课题的数据证明：采用CBT治疗后，女犯的“劳动指标”“学习兴趣”等改造因子的分数均有显著提高，CBT干预可以帮助女犯有效地树立改造自信，提高改造成绩。(www.xing528.com)

3.CBT干预可以帮助女犯更好地适应社会，降低重新犯罪率

关于CBT干预可以有效降低重新犯罪，这已经为国外的矫治理论和司法实践所证实。从循证矫正的角度来看，国外关于CBT干预可以降低再犯的结论是基于对大样本的RCT（即随机对照实验）数据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is）^[11]得出的，在证据力上属于最佳证据。从目前国内的研究实际来看，虽然我们对CBT干预应用于监狱矫治刚刚起步，短时期内无法积累大量的样本数据，但是通过此次课题的小样本实验发现，CBT干预可以帮助女犯在认知归因、环境适应、减少自卑、树立自信等方面得到有效改善，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降低女犯的部分犯因性需要，为降低重新犯罪率提供有力依据。理由在于：

（1）CBT干预可以通过改变女犯的认知归因来降低再犯。通过国内外的权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罪犯的不合理认知、犯罪思维与犯罪密切相关。国外的大多数犯罪学家认为，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行为反应多与他们的认知偏差和不合理信念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屡次再犯的罪犯在认知和思维方面有问题，他们思考问题时缺少逻辑性，拥有非常有限的解决问题和为人处事的能力。例如，犯罪学家Gray Zajec指出：罪犯的犯因性需要是导致其重新犯罪的因素，包括反社会的态度和信念、犯罪性思维、反社会关系网、自控能力差等方面，其中反社会的信念表现为“对犯罪当然化、对犯罪不以为然、否定责任、自以为了不起和对他人有敌意”。^[12]Walters建构出罪犯的8种犯罪思维，分别为：自我安慰（mollification）、切除斩断（cutoff）、特权化（entitlement）、权力倾向（power orientation）、虚情假意（sentimentality）、过分乐观（super optimism）、认知怠惰（cognitive indolence）和半途而废（discontinuity）。^[13]对女犯而言，上述8种犯罪思维中的“虚情假意”与女犯再犯行为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而“权力倾向”“切除斩断”“特权化”和“半途而废”对于预测女犯在狱中的违纪行为具有很好的预测力。国内研究也发现罪犯的犯罪行为与他们的不合理认知有密切相关。又例如，根据孙丽娟对上海市监狱随机抽取687名罪犯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抽取有经验民警30人开展访谈的结果发现：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常见的不合理认知主要有：“社会上违法乱纪的人多了，为什么不都惩罚”（以偏概全）、“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因为交友不善造成的”（自我安慰）、“我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绝对化思维）、“这个世界上钱最重要”；等等。^[14]值得一提的是，犯罪认知和思维对犯罪人的再犯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它是预测再犯的八大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上述文献资料很充分详实地证实了认知归因与再犯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将“认知归因”作为衡量CBT干预对女犯矫治效果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也发现，接受CBT治疗的实验组女犯在“认知归因”维度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这也证明：CBT干预对于转变问题女犯的认知归因、改变反社会思维具有显著的作用。CBT干预可以通过提高女犯的环境适应能力来降低再犯。目前的国际矫治理论认为：由于罪犯在监禁状态下不可避免地受监狱亚文化、监狱人格的影响，如果对罪犯的干预和矫治不针对其犯因性需要，不但会使原先的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恶化，而且由于狱内的交叉感染使得罪犯原来的犯罪思维和反社会态度更加固化，产生新的不合理认知。同时，罪犯在回归后更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重新社会化愈加困难，反而会“怀念”在监狱服刑的生活，从而增加重新犯罪的可能性。1998年10月至2000年3月，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章恩友教授等人从河北、河南、山东等监狱随机对重新犯罪的男犯和女犯以及未重新犯罪的对照组进行“Y-G性格测验”，结果发现：再犯罪者属于不稳定消极型性格（E型），非再犯者属于稳定消极型性格（C型）。相比之下，再犯组情绪不稳定，具有一定的抑郁心境和心理压力，神经过敏症状明显，社会适应性较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明显的非合作性及攻击倾向。这就从另一角度说明抑郁、焦虑等神经症状、环境适应、人际关系等问题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

在监狱内将CBT干预作为一种矫治方法主要基于：CBT干预作为一种专业性、规范性、结构性很强的方法，它通过解读犯罪危害的行为和功能失调的思维模式，改变罪犯的不合理认知，帮助罪犯尝试、学习、形成适应社会的行为习惯，提高社会交往技能来消除其犯因性需要，最后达到不再重犯的目的。课题通过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比较也证实了：CBT干预对于改善女犯的“环境适应”能力具有显著作用，而没有接受CBT治疗的对照组女犯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这就说明，通过提升女犯的“环境适应”能力来降低重犯，也是CBT降低重犯的重要依据。

（2）CBT通过提升女犯的自尊、降低自卑感来降低女犯再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犯较之男犯相比最典型的特征是逆变倾向。由于女性的自尊感较之男性强烈而脆弱，初次犯罪以后，刑事责任的追究意味着对行为人不良人格的最严厉的社会谴责，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远远超过男性，刑事制裁之下女性自尊感的丧失远比男性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女性改恶从善、追求新生的原动力。因此，恢复女性的人格自尊、提升女性的自信对于女犯的矫治尤为重要，这也是女犯矫治与男犯的不同之处。就恢复自尊、提升自信而言，本课题的数据已经证实：CBT干预能够有效提升女犯的自我评价，帮助减少自卑感、改善人际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男犯而言，CBT干预更加符合女犯的矫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