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是美国教育学家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于1976年在其所著《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中明确提出的。克雷明尝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并最终形成了教育生态学理论。相较于1868年即有明确定义的生态学而言，教育生态学显然是门年轻的学科，而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内才有少量介绍教育生态学理论的文章出现。[1]
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即一种由有机生物体组成的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不同层级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并且各层级都可以和周围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层级系统的组成部分。克雷明则将各类教育项目视为有机体，其中涉及的层级或结构也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并运用生态学的系统观和联系观，对此系统中各种教育层级或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乃至与整个社会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克雷明看来，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是有益的，教育生态学理论“是不同的教育影响和教育机构之间及其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2]
2.教育生态学理论的提出背景(www.xing528.com)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教育革命，如高等教育扩招、义务教育普及率提高、技术教育精细化发展乃至学校泛政治化，等等，而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如教育质量下降、教学内容不相适应、授课老师能力不足等情况日益严重，这也引发了民众的广泛批评，并由此导致美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问题出现正是因为学校教育过多地向外延伸了，导致学校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回归传统，学校仅仅需要致力于教授文化知识，关注于学历、文凭等正规教育的价值，而不应该在其他非正规、偶然性的教育上浪费精力。而激进派则坚持真正该受到批判的恰恰就是教育传统，正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做到与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教育良好对接，方才导致问题的出现；学校教育不仅不应该收缩，反而应该更进一步发展。同时激进派还认为，公众之所以如此激烈地批评学校教育，其实是因为他们对学校教育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寄希望学校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学校不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机构，而是作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机构而起作用的”[3]，现在对学校的要求显然过分了。
这场争论正体现了当时教育领域面临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必须稳步扩张和延伸，成为社会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越往外扩张和延伸，由于社会多元化所导致的不适应问题也越发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雷明认为，“除非对基础理论进行变革，否则没有办法可以化解这个两难问题”[4]，于是他走了一条新的路线，将生态学理论运用于教育研究，教育生态学理论也因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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