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狱务公开工作必须依法依规公开，这是前提和基础。狱务公开的具体范围完全取决于监狱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在触及公开时，都是以政策内容为准则，在此框架下则任其发挥。或许是因为没有法律明确监狱是狱务公开的义务主体地位，或许因为没有狱务公开制度操作细则，使得监狱在实际工作中怠于公开狱务信息，更谈不上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层次性了。
狱务公开工作必须依法依规公开，这是前提和基础。纵观我国狱务公开工作开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此项工作的深化在制度层面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少权威制度性规定。狱务公开的具体范围完全取决于监狱机关单方面的意志，在触及公开时，都是以政策内容为准则，在此框架下则任其发挥。这种公开就是警察权力型公开而非公民利益型公开，这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初衷相悖。[12]二是现有法律规定不给力。例如，对于罪犯狱务信息公开规定的条款大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司法部的规章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少有指导性强的法律依据可以直接采用。由于立法体系不系统，立法目的不一致，内容表述不一，只规定什么信息可以公开，却无兜底性质的不公开条款，导致狱务公开实质上成了“公开是例外，不公开是原则”，与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精神背道而驰。三是相关制度操作不规范。尽管司法部对狱务公开有明文要求，但全国各省市对狱务公开工作的落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标准，如：减刑假释的标准不统一，考核的程序性规定不完善，执法随意性较大；在罪犯的劳动报酬、休息权、劳动保障以及通信会见、生活卫生等方面，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13]监狱罪犯权利受到侵犯后的救济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而基层监狱更是在执行上打折扣，“我能做到的去做，做不到的就听而不闻”。
或许是因为没有法律明确监狱是狱务公开的义务主体地位，或许因为没有狱务公开制度操作细则，使得监狱在实际工作中怠于公开狱务信息，更谈不上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层次性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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