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工作绩效及变化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绩效是组织期望的结果。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被赋予什么样的组织期望呢？以有无特定对象为标准，笔者把监狱的绩效分为外部绩效和内部绩效。外部绩效包括警示世人的威慑效应和公正执法的社会效果；内部绩效包括执法规范（罪犯生活、就医、安全警戒等）与罪犯矫正（道德、法律、技能、文化等综合素质结构的改善）。

绩效的考核也分为否定性和肯定性。

否定性指标是抑制性的，明确清晰，只有“是”与“不是”，没有“一般”“好”“较好”“最好”的梯度延伸。最为明显的安全警戒，只要没发生罪犯脱逃，这一考核指标的绩效就为达标；反之，则不达标。监管安全是监狱绩效考核众多指标中的其中一个，由于监禁的内在要求，使监管安全在监狱工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因为这一指标容易考核，在绩效上被逐渐放大，有时甚至喧宾夺主，但它绝对不是监狱工作的全部。执法规范与罪犯矫正的关系有如一个木桶的桶底和桶板，执法规范是桶底，罪犯矫正是桶板，桶板的长短决定木桶的装水量；矫正项目（方案）有如桶板，决定监狱矫正罪犯的整体效果。由此来看，监管安全是“底”，而不是“天”。如果将执法与矫正割裂开来，或者以执法为大，或者以矫正为大，监狱的整体绩效则无从谈起。

肯定性指标是畅行性，鼓励和提倡向最好的目标努力。它的目标由“一般”“较好”“好”向“最好”梯度上升。最为明显的是罪犯矫正，通过劳动、教育改造，罪犯学到了什么技能，学到了什么文化，他的道德、法律、心理、文化等综合素质结构是否得到改善。罪犯矫正项目发展得越好，便会带来更好的矫正效果。

绩效需要由考核来衡量，但监狱的绩效在考核时发生了变化。考核阶段的绩效量化表，有部分内容偏离了监狱工作的实际。但这种考核量化一经确立，反过来影响了监狱工作的内容。这里以一个执法规范和罪犯矫正的事例做比较，即把“一个罪犯3年无监管安全事故”与“用3年时间矫正一个罪犯”进行对比（见表7）。(www.xing528.com)

表7　执法规范与罪犯矫正考核实例对比

执法规范中的考核目标易于实现，考核易于操作，因而也是明确的；罪犯矫正的考核目标不易实现，考核不易操作，考核指标不明确，或者说考核指标不能反映所需。在各种国家机构中，“任务模糊或相互冲突的官僚机构做得比较差”^[23]。影响执法规范的因素相对可控，且因果关系一一对应，功过奖罚容易确定。影响矫正效果的因素相对不可控，不再重新违法、犯罪的影响因素不仅是监狱里的，更是社会的。监狱矫正与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唯一，功过之奖罚如何认定？对于一个官员的政绩评定还要等到三年或五年后，看他在任时矫正过的罪犯的重新违法犯罪率，即拿明天的考核结果作为今天的升迁依据，这种时间颠倒的矛盾，在具体操作上无法实现。

事实上，矫正领域还有许多的项目尚未列入工作内容，因而在绩效考核上无法体现。矫正效果在考核中所占的小比例，并不是说矫正应有的分量很轻。这是由于矫正理论贫乏的局限、矫正效果考核操作的难度、新媒体舆论对规范的要求而造成的对矫正的挤兑。已纳入指标的部分矫正考核由于操作设计得不合理，并不能起到激发积极性的作用。正因为片面追求罪犯的文化教育合格率，并将其直接与监狱警察的绩效挂钩，而不是在罪犯的文化教育上加强过程监督，使考试作弊在狱内有了一定的市场。考核指标量化的片面，使考核仅仅停留在文书与账本的肤浅层面上，因而无法通过考核提高矫正效果。这种考核执行的越严格，监狱警察对工作就越没有成就感，乃至产生怨言，并会在工作中迷失方向，积极性逐渐消失，消极因素逐渐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