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
我是主要为了弄清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两个口号的那场论争,到延安去的。
大约在1938年3月中旬之末,由于何思敬、萧军等人也到了延安,原来从延安带了一个战地服务团到山西去的丁玲等也回来了。有一天晚上,由毛主席以及康生、张闻天、张国焘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但比我一月间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总司令潇洒得多。这一次他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焘作的,他提到了我翻译的《斯大林传》,夸奖了几句。然后让我们被邀请的人发言,大家谦让,
推来推去,要我先讲,我就讲了几句。
后来,当时的党报《新中华报》的负责人向仲华来看我,约我为报纸写文章。我当时正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一点儿启发,写了一篇短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利用。过了两三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请我去参加,吃饭时恰好坐在毛主席的旁边,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大约是4月下旬或5月上旬,有一天我在城里闲逛,走到北门里的一个广场边,看到毛主席在对一个队伍讲话。原来以苏振华为大队长、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了。我就站下来旁听,听见他这样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是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背包袱”这句话。我当时听了他的讲话,觉得又新鲜,又觉得有什么地方很熟悉。回去仔细想想,才明白新鲜的是内容,熟悉的是与鲁迅讲话一样的深入浅出而多风趣(现在想来,主要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不过鲁迅讲演时,很沉静,不做手势,也不笑;他则姿势很生动,自己也笑。我曾经很喜欢鲁迅的绍兴腔,我同他个别交谈时,都用绍兴话,觉得很亲切。至于毛主席的一口道地的湖南话,我听起来却觉得特别的铿锵。我现在还觉得,一个人的讲话,只要内容好,而且出于真情实感,符合其人品的,实在是用他本人最熟悉的语言说出,听起来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文艺界抗敌协会”隔壁就是延安的大礼堂,名曰大礼堂,其实很简陋,也不大,只容得三四百人,然而经常在这里开大会,而且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在这里,我也多次见到毛主席。
群众大会是在南门外的沙滩上开的。1938年5月以前,我曾参加过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审汉奸吉思恭的大会;一个是处理“抗大”的一个队长黄克功的大会。后一个会使我特别感动。黄克功是原红军的一个团长,是个优秀的干部。他在“抗大”工作时。同一个从蒋管区来的青年女学生刘茜恋爱,但他那朴素爽直的工农干部作风,不合刘茜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所以刘茜后来不爱他了,同一个知识分子恋爱起来。黄克功一气之下,用手枪把刘茜打死了。党中央认为这事非常严重,决定开群众大会批判,处他死刑。在大会上,黄克功诚恳认罪,甘心服法,毫无怨言。群众中许多人发言,主张免他死刑,让他戴罪立功。不少老红军干部甚至痛哭流涕。主席团根据群众要求,向党中央请求改判,但是党中央答复,还是要处死刑,说黄克功虽然确是一个优秀干部,过去有功,但这件事政治影响太坏了。最后,黄还是被枪毙了。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我听毛主席谈起此事,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那时,我通过以上种种以及其他许多现象,对延安的一切非常满意,思想上受到了很多启发。我观察在延安的那些上海的熟人,绝大部分在精神面貌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至少都是很愉快的。在党中央的人物中,只有张国焘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我住在“西北旅社”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醉醺醺的,带着四个警卫员招摇过市,来同何恩敬下围棋。延安的人,尤其是高级干部,一般都是工作很紧张的,谁像他那样闲散无聊。
到了5月中旬之末,我觉得应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谈上海的问题。第二天就得复,说愿意同我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可惜这封信在1942年日寇对太行山进行五月“大扫荡”时,连同装其他东西的一口箱子被从埋藏的地方挖走了。)又过了一天,他的两个秘书,和培元和华民来找我,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然后大约是5月23日左右,下午三点钟,华民来把我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谈话。
毛主席刚刚午睡起来,窑洞里还是比较凉的,他披了一件旧棉袄,让我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他让我吸烟,我说不会吸,他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
我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我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论争,我给鲁迅的那封信,鲁迅的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当我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他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非常注意这一点。我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他笑了一下说:“哦!”
我向来有个不好的脾气,至今也还是改不了,我同别人谈话的态度,尤其对于领导人,总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如果觉得对方的态度马虎和生硬,我说话就不自然。反之,对方使我感到很自然的时候,我就毫无拘束。在上海时,有人说,见了鲁迅,自己觉得受到一种压力,说话不能畅快。我对鲁迅,却没有过这种感觉。这回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个人,因为已经有好几次看到过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这回谈的问题虽然在我说来比较严重,但又看到他十分认真地听我的话,所以也畅所欲言,一点也不拘谨。
他听完以后,就给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www.xing528.com)
(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4)“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我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不但一个字没有放过,(现在这里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原话的全部,原话还要多,大概讲了一刻钟。但主要的话就是这样。)而且盯住他的严肃而慈祥的眼神,越听越人神,觉得每一句话都解开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听完之后,如混沌开窍,如重感冒发了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同时非常兴奋。说完之后,他问:“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这时,我倒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今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感激,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接着,他问我:“你的工作已经分配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在‘文化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他说:“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我说:“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儿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儿,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于是他说:“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教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我说:“我是要到陕北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他说:“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我于是同意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了这件事。
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开了大会,会后聚餐,我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主席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已经结婚,还有了儿女呢。”他说:“你爱人现在哪里?”我说在浙江黄岩。毛主席说:“哦,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我说太不容易了。于是毛主席就对滕参谋长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膝参谋长对我说:
“可以办到,你自己开个地址,并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把信写起来,滕参谋长就派通讯员到我这里来要了。就这样,到10月间,刘蕴文带了执提、执模和刘仁德就到了延安。
大概在9月间,毛主席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钩、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们(萧克是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回延安的)。文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和我。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在这个座谈会上,有时他也随便讲一些话。
1960年,他的诗词公开发表以后,我曾写了一首《临江仙》:踏破岷山千载雪,红旗飞越冰峰,大同境界蕴胸中,诗情和战略,马背正交融。记得延安窑洞里,谈笑满座生风。漫夸韩范是英雄,纵能寒敌胆,曾不识工农。这末了的三句,就是他一次讲话的意思。当时延安城还没有被敌机炸毁,大街上的牌楼上,还挂着写有“韩(琦)范(仲淹)旧治”四个大字的匾额。10月间,我到“抗大”三大队担任政治主任教员的工作去了。三大队在北门外,离城较远,就不再参加这个座谈会了,因为这个会总是晚上开的。后来,毛主席用他的《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吃了一顿饭,并组织了一个延安哲学研究会。日机炸延安后,许多机关搬出城去,中央组织部搬到北门外去了。于是哲学摩谈会就在中央组织部开,时间改在下午,会后由组织部请吃晚饭。毛主席仍然去听,我也去的。听了几次之后,因为工作忙了起来,也就不再去听了。
1938年底和1939年初,“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接着又是开荒运动;1939年3月间,我又随着三大队去瓦窑堡,7月又随“抗大”总校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这样就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44年我回延安以后,10月30日那天,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次我坐在头排,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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