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1967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1968年3月27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徐帅夫人）、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势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www.xing528.com)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本文摘自《历史的回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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