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井冈山上，“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是好过的。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天气，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是寒气逼人。我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这时真想有一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啊！可是哪里来的大棉被呢？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到我身上，让儿子冻着。这么一条又小又薄的被子，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啊！”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率领队伍到了宁冈的砻市。经过和袁文才、王佐的两次谈判，毛泽东被请上了井冈山。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从我上山后的观察，即使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里，也是有一定的纪律的。特别是袁文才，对自己的队伍管得比较严。他们不抢（老百姓）、不嫖、不赌、不调戏女人，队员不许随便下山。正因为他们队伍的纪律比较好，才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跟。”“事实上，当时不仅是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有农民意识，即使是红一团，它相当的一部分成员，也是农民，同样存在着多种错误思想。当然，他们直接在毛委员的领导下，受教育的时间长一点，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有程度不同的区别。我想，毛泽东正是看到这两支队伍要革命是本质的一面，才对他们加以肯定，同时对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二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在塘边村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了《永新调查》，这个报告后来丢失了。“里面主要谈了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有关于土地革命方面的情况，也有对工商业政策的意见。当时，有的人实行过左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财产，采取没收的政策。毛泽东实地作了调查后，纠正了这个错误。《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宁冈写的，写好以后曾经油印出来，发到井冈山各个团。”
和毛泽东初期的共同生活是幸福的。“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母亲当了斋工，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开吉安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逸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
“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经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毛泽东是一个很遵守党的纪律的人。他同前委领导干部之间意见的分歧，从来不同我讲。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他同朱德、陈毅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我从没看到过他们吵架，只见他们经常来来往往，互相关心，联系挺密切的。我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前委重要的会议记录也归我保管。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翻看了一次会议记录，才知道他们之间原来意见很不一致。(www.xing528.com)
“毛泽东对‘左’倾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他常常爱讲这样的意思：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毛泽东也很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王明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并取得了统治地位。1931年10月，在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宁都会议上，又撤销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职务。“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1934年1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苏区。李德生得很高大，他开会发言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我没有学过军事，也不会打仗，只是常听毛泽东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长征中，红军经过艰难困苦，强渡乌江，攻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行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长征上路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先后做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他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和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具体怎样同这些同志谈的，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行军时不在一起，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毛泽东过去也很会做人的工作，一些同志对‘左’倾路线认识不清，盲目跟着走，他为了说服、教育他们，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时，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军团，传达关于攻打南昌、长沙的盲动主义计划。结果，毛泽东用几天的时间说服他，使这位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变成反对这条路线的坚定分子。但是，毛泽东也有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时候，这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同志间的关系和同志间的相互谅解。在遵义会议之前，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他变得更耐心了，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扭转了形势。后来，毛泽东曾经感叹地说过：‘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从此以后，他更加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了。”
“离开遵义以后，在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我为了帮助伤员隐蔽，躲过敌机的扫射，负了重伤。连里想了一个稳妥的办法，要我住在一个老乡家，便于养伤。毛泽东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于是，就这样上路了。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但后来，夫妻生活出现了裂痕。为了更多地学习，为了把残留在身上的弹片取出，我到了前苏联，历经艰难困苦。谈到这一段历史，感慨尤多：“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
（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1984年在上海去世。本文摘编自《贺子珍的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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