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五一节，主席来到了上海，我同上海各界，其中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人，在锦江饭店楼下进见了主席，我同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曹荻秋同志也在座。这次谈话大家都很自然，无拘无束。主席曾详细地问到周信芳的年龄，又问到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汇报的都是生活琐事，主席却非常爱听。这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我在家里已经睡了，忽接报馆记者的电话，要我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主席。我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我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后来因推辞不了，勉强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进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主席见了这首词后，便打电话召我。5月3日下午3时，我到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坐在客厅里看报。我一人走进客厅，主席起来第一句话即说：“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我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主席说：“总怕不止一首。”意思就是说我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
我随即转述我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主席笑着说：“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意思即也不那么内行，完全是谦虚之意。
我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主席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www.xing528.com)
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主席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谈至此，我又向主席转述别人的意见，专讲字义，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主席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我于是进一步解除顾虑，以说笑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嗦。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嗦，可能就是发牢骚。”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根据，但主席仍微笑着，没有说我荒唐。我更进一步笑着说：“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主席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我又笑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已是六点钟了，我同主席的谈话还没有完。后来转而谈政治。我偶然提及了邓演达先生，主席随即问我：“你认识邓？”我说：“我认识。”主席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谈至此，主席同我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我即告辞回家，主席一直把我送到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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