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对我的教导，不仅在有关历史的方面。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方面的辩论。我因不满于前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杂志社告诉我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我说，只要杂志给我以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这件事主席老早就知道了。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我同各位打了招呼之后，主席手拿一本《新建设》杂志，对我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我说：“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主席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我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主席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我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主席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我说：“我没有看见。”
主席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后来果然有人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都是引了我的话的。因此我参加辩论的勇气也稍为大一点。那次和主席见面时，主席还一再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站起来很风趣地说：“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我于是坐在主席的右手旁边。席间我曾乘便向主席汇报一件旧事说：“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主席沉默了一会，说：“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意思即很早的时候我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我听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后来《人民日报》上又有我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主席见了很感兴趣。并用长途电话把我叫到北京中南海。电话是上海市委转达的，去北京的飞机票也是市委准备的。到了中南海，只讲得几句话，主席就把话题转到逻辑问题上，他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我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www.xing528.com)
主席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我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主席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得是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主席在逻辑辩论方面对我这样关怀、照顾、支持、鼓舞，但有两件事我始终没有完成主席的指示，至今心里还很不安。一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他个系统的叙述。”主席虽没有要我一定这样作，但毕竟对我这样讲了。我如果有积极的研究精神的话，应该努力实现主席的期望，然而没有做！二是主席曾对我说过：“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这件事本应由我同书局合作，但我从未积极活动过。后来北京出版方面有信来，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要出版了，目录也寄来了。我看目录，只是几篇辩论文章，不是大部丛书。分量缩小了，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我不能决定，于是向主席写信请示。主席回信说：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读了毛主席来信，我又一次深为感动。主席对逻辑问题的争论不愿意发表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开展争鸣。这说明主席对争鸣的支持，他考虑问题是多么周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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