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事迹揭秘

李维汉

1918年4月，毛泽东、萧子升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于是认识了毛泽东。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其实这种评价也并不确切。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挡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轻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是毛泽东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的。我自己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的入党介绍人便是蔡和森和毛泽东。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就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他这种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中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后来，新民学会会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有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

1922年底或1923年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央决定我到湖南去接替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将调至中央工作。我在长沙自修大学找到毛泽东，他见我回来，十分高兴，要我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交接工作。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注意利用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

毛泽东调中央工作以后，参加了“三大”。此后，还曾让袁达时带话给我，他认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有可能来湖南活动，要我注意。后来张并未来湘，湖南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全体加入国民党。

1926年12月，毛泽东应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自汉口至长沙参加大会，工、农两个大会举行了欢迎会。

1927年1月，毛泽东到湖南农村视察，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前夕，也就是马日事变以后，农民武装的处境十分不利，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农民游击战争就已有一定的认识，他说农民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在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天才的领导者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说服干部，率部上了井冈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时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应该将起义的部队带往井冈山，而应该在长沙坚持暴动，在长沙周围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说他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将他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事后证明这种指责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到井冈山后，一直坚持农村的斗争。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李立三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时的需要的”，“游击战争的秘诀”就是：“逃、跑、走”，是“乘虚进攻敌人”。李强调现在的红军“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来到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于是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四中全会上我也受了批评，会后组织上批准我去前苏联学习。

1932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当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4月我奉命到达苏区。这时党中央的书记是博古，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于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在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www.xing528.com)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2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毛泽东在1931年、1932年被撤销了党的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实际上被架空了的政府主席的职务。1934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仍争取在党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如查田运动，他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等八县的区以上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局作的决定去做的。他到兴国做调查，写了长冈乡调查报告。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模范乡、模范村建设，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巩固打下了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路线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了，还是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他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他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他写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那时，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各方面工作都是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转变了态度，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蒋介石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我认为长征改道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即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长征改道后，部队就主动多了。1935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l月7日占领了遵义。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把蒋介石集结的军队全部甩在了乌江以北。

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天才表现。当时谁能想得到四渡赤水后，过了金沙江，就把尾追的敌人甩掉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发展到如此高峰的，毛泽东是第一人。

（李维汉，又名罗迈，新民学会会员。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本文摘编自《回忆与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