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玲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战争开始，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我被任命为这个团的主任。我曾到凤凰山下毛主席住处，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宣传要大众化，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我记住了，在团里传达了这些讲话。西战团出发前赶排了一些话剧、歌剧、大鼓、相声，还把秧歌改成《打倒日本升平舞》，搬上了舞台。毛主席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了汇报演出。在南门外戏台上一次为群众演出后，朱光同志跳上台来兴奋地连声说道：“成功了！成功了！”毛主席看完演出，极有兴趣笑着对我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从1937年到次年的10月，我在西战团工作的一年内，大抵是坚持了这一方向的。
但在这以前，我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却还有另一个印象。我记得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我去看他，他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很钦佩毛主席的旧学渊博。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他把《娄山关》那首词抄给我时，还问我印象怎么样？我虽觉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只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呵！他当时的秘书周小舟同志也是喜欢旧诗的，常常从对面窑洞里跑过来参加谈话。有一次，周小舟同我在徐梦秋那里，为了庆祝徐特立同志的六十寿辰，我们买了一块红缎子，准备写一首诗贺他。我们三个人在那里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知道我们在作“诗”，高兴得大笑。我们把凑成的几句念给他听，他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其实，这诗有点打油，没有什么好。毛主席之所以有兴趣不在诗，而是因为我们在凑着写“诗”。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但他在文艺工作上，却再三要我们搞大众化。无论在保安文协和在西战团，我都是按照这一指示进行工作的。在山西前线，在国统区西安，在我们自己的部队，到友军部队，都是这样做的。1938年春天，西战团在西安时，由我主编出版了一套战地丛书，包括有《西线生活》、《一年》、《战地歌声》、《杂耍》、《突击》、《呈在大风沙里的人们》、《河内一郎》等八、九本集子。夏天在西安最后一次公演的节目是两个旧瓶新酒的戏曲，是田汉和老舍写的《忠烈图》、《烈妇殉国》。这年7月底，西战团回到延安，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作了汇报演出，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肯定和赞扬。
1939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了一个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这个节目演出时我不知道，没有去看。过了几天，陈明来看我，他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他一进窑洞就笑，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约侣朋和我去谈话，并在那里吃饭。”原来陈明当时是宣传大队的大队长，侣朋是大队的戏剧教员和导演，《庆祝十月革命节》活报剧便是他排演的。毛主席看了演出，又从萧劲光同志（留守兵团司令员）那里知道，演出花钱很少，很多布景是向鲁艺借用的。毛主席及时找了他们两个人去，同他们谈话，留他们吃饭，临走还开一张二百元的支票奖给大队。这件事给宣传大队以及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们极大的喜悦和鼓励。现在提到这段往事，我并不以为这一歌舞活报剧当时是十全十美的好节目，很可能会有简陋粗俗之处，但毛主席却给了这样大的鼓励，这是不是表明了毛主席的一贯的文艺思想，也表明了在新形势下，从革命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毛主席对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究竟肯定什么、提倡什么和表扬什么。(www.xing528.com)
延安平剧院的演出是很精彩的，很多同志都爱看，我喜欢京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时听说有阿甲、陶德康等同志的戏，我总是去看的。我的印象中，毛主席也是常去的观众之一。我也曾听说，有时他还在窑洞里听听京戏唱片。我以为这是很平常的，每个人可以有各自的爱好和兴趣。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旧戏有过什么赞誉之词，好像他只说过要“推陈出新”。但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943年，中央党校业余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主席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集体编剧的执笔人齐燕铭、杨绍营（都是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员）两同志，大意是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是京剧演出的里程碑，剧本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赶下了舞台，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登上了舞台。这封信在当时的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当众宣读过。（这封信在六十年代被说成是写给评剧院的，与事实不符。）从这封信里，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对于应该提倡什么样的京剧也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留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地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整风学习开始，中宣部指定我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同志。胡乔木同志领导我们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由一篇文章，就算是由《三八节有感》而引发的吧，但决不是仅仅为了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座谈会以及毛主席的讲话，很明显都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的“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1941年10月23日《文艺》第二十六期发表了我的《我们需要杂文》一稿。写文章的起意，或者用今天的眼光去检查文章的内容，都不像后来有人指责的那样，说这是我在号召暴露黑暗，甚至把我晋封为暴露黑暗派的头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文艺座谈会以后，整风学习以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振动。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二十多年里，《讲话》给了我最大的力量和信心。我能够活过来，活到今天，我还能用一支破笔为人民写作，是同这一段时间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形势变化很大，发展很快，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全盘否定《讲话》。我们也不要因为文艺战线上出现过或“左”或右的倾向而忽视自己取得的成绩。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左联时代的老兵，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战士们，都有责任重新学习《讲话》，研究《讲话》，在新形势下，正确地理解、宣传、实践，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肃清“左”倾流毒，为人民文艺的繁荣和纯洁而奋斗。
（丁玲，著名女作家。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摘编自198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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