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统一调配：维多利亚战役胜利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战势有所缓和。为了获取西班牙军队的指挥权，实现统一调配，从而继续战斗，并且获得最终的胜利，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前往加的斯，与西班牙政府官员交涉。从阿格达河岸到安达卢西亚，经科里亚，途中还视察了罗兰·希尔爵士他的各营地。抵达加的斯后，西班牙人毕恭毕敬、热切欢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到来。西班牙国家高层出城迎接，沿城墙准备好了专门通道，确保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人马能够畅通无阻。西班牙国家高层已经习惯按照法兰西帝国元帅们的喜好，找来一个总指挥带头举行一场华而不实的游行。在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萨默塞特勋爵和全副武装的龙骑兵的护卫下，西班牙摄政王和议会成员会见了反法联军的伟大领袖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西班牙摄政王和议会成员对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贯朴实无华的外表做出了高度评价。尽管如此，与一些人华丽的服饰相比，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毫不妥协的精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更值得尊重。

由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出现，加的斯接连举行了一系列宴会。政府要员、军方人士及西班牙贵族，都急于表达各自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在加的斯，西班牙的显贵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其中大多数显贵是因为战争而被迫到加的斯避难的。这天晚上，在西班牙众佳丽和骑士中间，弗里亚斯公爵贝尔纳迪诺·费尔南德斯·德·贝拉斯科站起身来，为一位尊贵的客人做了一首十四行诗。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这位被歌颂的客人就是获得罗德里戈公爵头衔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弗里亚斯公爵贝尔纳迪诺·费尔南德斯·德·贝拉斯科

公爵啊，你回来了！

向着奴役的竞技场，向着雄狮的原野，

向着高卢人沮丧的剧场，向着你不朽的荣光；

你胜利的道路遍布不朽的神圣之光。

直面劲敌，征服法军！摧毁法军！

请你摧毁那被诅咒的汪达尔力量吧，

那是耻辱和罪恶的守护神，

是你把这只帝国雄鹰赶回塞纳河。

伟大的公爵啊，

大不列颠的大旗，连同西班牙和卢斯塔尼亚的旗帜，

在百合花的宝座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今天在加的斯人民面前，

伟大的公爵啊，

请接受“卡斯蒂尔贵族们”献上的

最热情的敬意和最虔诚的信仰。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走过满怀崇敬之心的人群，又率军继续前进。他的军队实力与日俱增，为伊比利亚半岛战争随后即将打响的决定性伟大战役而积极备战。

罗兰·希尔爵士的大本营继续设在科里亚。由于这段时间并无战事，所以每天都大同小异，日子相当无趣。日复一日，本就毫无生机的城市变得更加令人沉闷。最后，被罗兰·希尔爵士盛情款待了六个星期之后，我奉命到拉曼查去联络获取约瑟夫·波拿巴和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动向。

1813年1月7日晚，我和利思上校及第三十一团的军官们途经塞克拉温。1813年1月8日一早，我乘船渡过塔古斯河，来到了布罗萨斯。威廉·厄斯金爵士骑兵师的大本营在布罗萨斯。途经卡塞雷斯时，我拜访了圣马尔塔侯爵。到达特鲁希略后，我收到了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给西班牙当局的信，因为我很可能在途中会遇到他们。

巴勃罗·莫里略将军

巴勃罗·莫里略将军既粗鲁又无知，但对英国的一切都十分崇拜。在战争期间，巴勃罗·莫里略将军非常尊重也非常依赖英军。他凭借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热诚的努力，从最底层做起，推行了他设想的一切反抗法兰西统治的计划和措施。雷厉风行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在西班牙军队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的勇气是毋庸置疑的，对长期与他共事的罗兰·希尔爵士也无限忠诚。巴勃罗·莫里略将军即使只能算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军官，也在军队中有不小的威望。

巴勃罗·莫里略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被置于最高权力之下，可以体面地行使对下级的指挥权时，他便以为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当他只能依靠自身资源时，则时而表现出色厉内荏的软弱，时而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无能，直到在国家的政治危机中，变得无足轻重。

1813年1月15日，我抵达瓜达卢佩，1813年1月17日到达卡斯特布兰科，1813年1月18日经过安楚拉，1813年1月19日到纳瓦尔莫拉莱斯。穿过托莱多沉闷山区多条错综复杂的崎岖道路后，1813年1月21日，我又回到了卡斯特布兰科。

我和安楚拉的教士们坐在一起，讨论着当天的热门话题。当看到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走进来时，我感到很欣慰。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生活，随我一道走进了深山，决定在法军兵营周围转转。

1813年1月23日，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又回到瓜达卢佩。瓜达卢佩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位于瓜达卢佩山脉的中央。分布广泛的豪华修道院彰显了瓜达卢佩的重要地位—这里从前是众多朝圣者的目的地。从当地的情况来看，瓜达卢佩很幸运地躲过了法兰西人的破坏，而西班牙境内其他类似这里的建筑大部分都难逃一劫。

圣杰罗尼莫修士团的修道士人数过百，都非常富有。悬挂着“瓜达卢佩圣母”画像的建筑宽敞宏大。多年来，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王公贵族都来这里朝拜，因此，圣杰罗尼莫修道院的金库充盈。瓜达卢佩圣母很出名，既然王宫显贵想来寻求她的庇佑，那不献上供奉怎么行呢？

这幅著名的画作被陈列在圣杰罗尼莫修道院礼拜堂祭坛上方的一个凹槽里。瓜达卢佩的建筑非常不整齐，街道肮脏不堪，路面铺砌粗糙，居民的生活秩序也很差。瓜达卢佩城完全是为了便于兴建修道院而设计建造的，这也是我在西班牙见过的最大的城镇之一。

因为瓜达卢佩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法军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于是，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决定向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部队的驻地靠近。1813年1月27日，我们到了阿利亚斯，1813年1月28日抵达卡斯特布兰科，1813年1月29日穿过瓜迪亚纳，进入拉曼查省，在阿古达村过了一夜，1813年1月30日经过萨塞鲁埃拉，1813年1月31日，到达阿韦诺哈。

1813年2月2日，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和我一起前往卡拉特拉瓦军营，那里住着一位游击队军官。巴勃罗·莫里略将军曾经常向他打听情报。现在，他奉命协助我了解法军的动向。离科拉尔不足半里格时，我们得到情报，说科拉尔被一支法兰西骑兵部队占领了。于是，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离开了大路，在西班牙上尉卡尔沃的带领下，沿着通往卡拉瓦索斯城堡的山路前进。卡拉瓦索斯城堡坐落在瓜迪亚纳高地上。我们部署了岗哨，以便及时收到法军靠近的预警信号，然后在城堡里过了一夜。1813年2月3日清晨，天刚亮，我们便登高俯瞰科拉尔，发现那里的法军正在撤离。中午时分，法军向雷阿尔城方向前进。等法军出发后，我们骑马进入科拉尔，但很快就得知法军又出现了。向西爬上略高一点的斜坡时，我们看到约三十名法军猎骑兵正在飞速向村子逼近。他们在街上搜寻，我们和最前面的法军猎骑兵互开了几枪。向当地居民询问了在科拉尔过夜的那支部队的情况后，这些猎骑兵又沿着同伙之前走的那条路离开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遇见过法军。

显然，法军的巡逻队伍遍布西班牙。面对这些频繁活动的骑兵小分队，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必须谨慎前进，既要寻找最不可能遇到法军的方向，又要在法军的地盘附近周旋，从而了解法军的确切动向。

1813年2月4日，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到达巴尔韦德，打算进一步深入拉曼查。但镇长通知我们，法军已到达雷阿尔城，离这里只有六英里。我和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改变路线，继续行进到瓜迪亚纳河右岸，进入人口众多的大村庄彼德拉武埃纳。

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决定去安达卢西亚，1813年2月6日离开，1813年2月11日到达科尔多村。1813年2月6日中午，确定法军已离开雷阿尔城后，我渡过瓜迪亚纳河，进入雷阿尔城。由于接待我的人行为拘谨，所以我判断法军离我不远了。陪同我的西班牙人向我解释说，当法军回来时，得到法军好处的人会立即向法军报告，有人接待了一位英国军官。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家人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于是，我决定缩短在拉曼查首府雷阿尔城的停留时间。我拜访了雷阿尔城的市长，他的情报让我确信了下一步行动的方向，然后骑马向米格尔图拉前进，那里算是旧城区的郊区，离我尚有一段距离。

雷阿尔城占地面积广，人口众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周边乡村也开发得不错。这里的建筑物宽敞高大，街道整齐宽阔。城内有八所修道院和一所医院，四周是摩尔人修筑的古老城墙。雷阿尔城周边的橄榄树枝繁叶茂，这里是西班牙最茂盛的橄榄林地。

拉曼查省是西班牙最富庶的省份之一，盛产玉米、葡萄酒和原油。因此，法军对拉曼查省青睐有加，几个月以来，一直都从这里为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军队提供物资。

彼德拉武埃纳地处托莱多省边界，位于瓜迪亚纳河右岸，在法军的后勤部队经常出没的地区西边，距法军有一段距离。我留在彼德拉武埃纳，到附近走走，跟一些农民打听法兰西人居住区里可能发生的动向。

1813年2月14日，我骑马去了费尔南卡瓦列罗和马拉贡。马拉贡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城中有一座方济会修道院和一座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我从马拉贡又到了丰特弗雷斯诺。丰特弗雷斯诺坐落在托莱多山脉的山脚下，一直延伸到瓜迪亚纳河的源头。1813年2月15日，我经过马拉贡和波尔苏纳，折回彼德拉武埃纳。然而，接近彼德拉武埃纳时，我得知，1813年2月15日上午法军的分遣队已经到达彼德拉武埃纳。因此，我只剩下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回头路，要么趁着黑夜从彼德拉武埃纳附近向卢西亚娜前进。卢西亚娜位于巴拉克河与瓜迪亚纳河的交汇处。我选择了第二条路，在夜色的掩护下，顺着一条小路走进了卢西亚娜和米拉弗洛雷斯城堡之间的峡谷。米拉弗洛雷斯城堡离法兰西哨兵距离很近，所以我可能会被发现。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发现。来到卢西亚娜，我找到了我的马和随从—先前在法军的分遣队逼近时他们慌乱地撤离了。法军的分遣队由骑兵和步兵组成，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征粮。目的达成后，法军沿着通往雷阿尔城的路离开了。

1813年2月20日，我渡过瓜迪亚纳河，抵达了雷阿尔城，得知法军正在米格尔图拉。由于离得太近，并且法军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会骚扰一次雷阿尔城，因此，我不可能在雷阿尔城停留太久。

一个西班牙人奉命前来为我提供情报。1813年2月24日清晨，他带着一份报告回到彼德拉武埃纳。报告说，有一支分遣队夜间渡过瓜迪亚纳河，正向彼德拉武埃纳进军。我立即派他回去继续打探消息，又派了其他几个探报前往法军可能接近的各条路上搜集情报。很快，法军抵达彼德拉武埃纳。毫无疑问，法军从一开始就在附近—那个机警的探子一看到法军时就往回报信了。过了几分钟，只见人们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八方跑去。四周回荡起一阵哭喊声“法兰西人！法兰西人！”

接待我的文塞斯劳先生非常震惊。法军的突袭让他惊慌失措，焦急万分。他没有主动去掩盖曾接待过一个英国军官的证据，而是哀叹着听天由命。我看着他像个无助的小孩一样，在家里焦急地踱来踱去。镇上的修道士们是他家的常客，在他们的帮助下，文塞斯劳先生的家人们倒显得更加镇定一些。我刚离开，前门就赶紧关上了。有个法军军官不耐烦地捶着门，一直大吼着要进来。屋里无人应答，好像最近根本没人住过一般。见半天没人开门，法军军官只好离开了。1813年2月25日，我回到彼德拉武埃纳时，文塞斯劳先生得意地跟我说，他迅速把我的行李藏了起来，没被那个法兰西军官发现。我十分高兴，毕竟现在安全了，所以也没再细问。

经过这次危机后，文塞斯劳先生一家不太愿意接待我这种“危险”的客人。这也不足为怪，毕竟人们没有预料到法军也会上门。如果没有这次危险的经历，我会受到更加热情的款待。

1813年3月7日，彼德拉武埃纳的情况略有变化。我收到情报称法军已从阿尔马格罗及其邻近地区的兵营中撤退。于是，我立刻继续向阿尔马格罗进发。

阿尔马格罗建得很整齐，是一座美丽的乡间小镇。法军撤退后，阿尔马格罗人高兴极了。他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四面八方响起动人的吉他声，每个人都舞动起来，似乎拉曼查活泼的“塞吉迪亚舞曲”在各阶层中都很流行。

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莫斯科的战役中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而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也不得不从西班牙撤兵。在西班牙服役的大批经验丰富的士兵退伍了，于是，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只得重新招募新兵。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打造的这支新军将在不久后的吕岑战场上初露锋芒。

莫斯科城下的拿破仑·波拿巴

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

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将军队指挥权移交给了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1813年3月1日，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离开托莱多。1813年3月2日，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带着众多参谋人员和八千名士兵进入马德里。1813年3月3日，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继续一路向巴利亚多利德行进，并从巴利亚多利德越过边境，迅速进入萨克森平原，与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会师。

法军由于抽调各地兵力，极大地削弱了法军在西班牙的兵力，所以必须再次集中兵力。“南方军”从拉曼查撤出后，这片沃土终于全面摆脱了法军的控制。1813年3月9日，我在代米耶尔确定了轻骑兵向塔古斯河前进的方向，晚上回到了雷阿尔城。有部分证据表明，法军已从拉曼查全部撤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拉曼查了。于是，我决定翻过托莱多山，再次接近法军。

沿着一条崎岖而陡峭的山路，我穿过阿尔科巴和雷图埃塔，一路来到了纳瓦尔莫拉莱斯。在纳瓦尔莫拉莱斯，我通过《马德里公报》与马德里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络。当时，法兰西帝国当局并没有中断向各省分发《马德里公报》。我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写上约瑟夫·波拿巴宫廷里发生的种种大事。当然，字都是隐形的，经过处理后才能清晰可见。

1813年3月19日上午的一份《马德里公报》公布了1813年3月17日约瑟夫·波拿巴最终离开的消息。就在那天，西班牙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在大臣奥法雷尔、乌尔基霍和阿赞扎的陪同下，在卫队的护送下，带领几个骑兵团和众多法兰西人组成的车队离开了马德里。

约瑟夫·波拿巴从西班牙王宫的大门偷偷地离开了。随从们早已在圣文森特之门等候多时，他们一齐向巴利亚多利德转移。1813年3月23日，他们抵达巴利亚多利德。确定了这个消息后，我立即给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写信。

法军“南方军”继续向马德里前进。1813年4月26日，法军“南方军”的大本营从托莱多迁往马德里。显然，法军失去了信心。战争的情况完全改变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再给西班牙战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队了，这是他遭受巨大损失的必然结果。即使在塔古斯河，我们也能感受到莫斯科战役产生的后果：拿破仑·波拿巴不再考虑全面占领伊比利亚半岛，而是进行收缩并准备防守。因为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及其大批精锐部队即将发起进攻，所以拿破仑·波拿巴明显是在为此做准备。连年精疲力竭的浩战之后，法军军官已经意识到，打败西班牙军队的好处只是表面现象，而法军的真实处境却狼狈不堪。西班牙人民对法军的溃败不再大惊小怪，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反抗中的觉醒—当然少不了英国强大的援助和支持。在与英军交战时，法军只是征服了其立足的地方，但拿破仑·波拿巴举全国之力，联合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构建了一支强大的法兰西远征军，并亲自出征。现在，法军的兵力减少了，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法兰西党派之争也让法军不堪其扰。一千一百万西班牙民众长期英勇抵抗外来侵略，已经树立坚定的信心。与西班牙民众的勇气相比，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这片土地上取得的几次胜利简直不值一提。因此，法军意志消沉，灰心丧气。此外，我们已知悉，法军在俄罗斯损失惨重，只得回国，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援军从比利牛斯山的山口蜂拥而入，帮助驻西班牙法军掠夺这片土地。西班牙人民因此重振信心，重新武装起来，坚信伟大的抗争精神可以让民族走向胜利。

1813年4月3日，法军从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撤出。伯爵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先锋队和轻骑兵驻扎在巴尔加斯、奥利亚斯和莫塞洪。除了跟随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的第十二轻步兵团、一辆马车和一百五十名猎骑兵仍然在托莱多逗留，所有法军撤离塔古斯河沿岸，但似乎仍非常留恋托莱多附近肥沃的土地。留在托莱多城内的法军各分遣队很担心会受到西班牙游击队的袭击，当时西班牙游击队可以说遍布全国。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法军在圣马丁桥和阿尔坎塔拉桥都设置了路障。

一连几天，我在波朗不断接到法军可能行动的情报，焦急地等待法军从托莱多出发。我很有把握，附近的道路上肯定没有游荡的法兰西分遣队，因此，我每天都冒险远行到半英里外的高地上。从高地上可以看到整座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兰西士兵在走动，却被禁止出来，像是被围困在堡垒里。这就是活跃的游击战对法军产生的强大影响力。

1813年4月10日晚，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离开了托莱多。1813年4月11日早上天一亮，我就骑马，蹚过塔古斯河，在省执政官的陪同下进入托莱多城。这几天，省执政官一直陪着我。他说他认为法军离我太近了，还时不时流露出不安的表情。

托莱多城

托莱多的重要性已极大地降低了，人口也大大减少，但它仍然是一座高贵的城市。托莱多坐落在一座圆锥形的山上，街道或是向下延伸到塔古斯河岸，或是向马德里方向的奥利亚斯延伸到平原地带。阿尔卡萨堡的废墟耸立在山顶上，俯瞰着城市的每个角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的残垣断壁高耸于其他所有建筑物之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其外观非常独特，即使是王公贵族的宅邸也无法与之相比。大教堂、修道院的塔尖和许多教堂的圆顶都出现在眼前。独特的阿尔卡萨堡以其雄伟和壮观令人称奇，由查理五世建造。多年来，阿尔卡萨堡一直是查理五世最喜爱的居所。内城在1809年的战役中化为灰烬。

托莱多大教堂建造得富丽堂皇，其内部装饰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华丽的。托莱多大教堂曾是托莱多大主教的住地，所有天主教礼拜仪式都在这里进行，场面极其庄严。曾经在复活节期间，我经常有机会目睹各种仪式：布置华丽，气氛庄重，金碧辉煌，令人永世难忘。与萨拉曼卡大教堂相比，托莱多大教堂同样让人流连忘返，并且更加美轮美奂。

但现在，波旁枢机主教、托莱多大主教长期以来一直流亡于外。几个月来，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一直住在两位主教的住所，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在前一天才离开了那里。抛开建筑之美不谈，主教的住宅宽敞而便利，坐落在主要街道上，几乎正对着托莱多大教堂的大门。

显然，法兰西人的离开让托莱多大多数居民欢欣鼓舞，只有一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游击队极度怀疑反法联军的胜利，始终冷眼旁观，但好在这些人也无甚危害，并未发表不利言论。

我得到了欧洲北部时事的情报：其中详细说明了反法联军的胜利和法兰西帝国势力的衰落。我要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新卡斯蒂尔的每个角落。这些信息经过精心编写，想要激发西班牙人民的希望。虽从未摆脱疑虑，但西班牙人民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反法战争终于要胜利落幕了。获得了重要段落的译文后，托莱多出版社发表了一份宣言，并立即分发了几千份。人们都津津有味地品读起来。为了避免撰文人引起怀疑，我以自己的名义给马德里的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和法军“南方军”大本营寄了几份。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认为，必须要消除这份宣言传播造成的影响。于是，一回到托莱多，他就发表了一份针对该宣言的回应，竭尽所能地反驳他在这个国家必然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观点，只盼能逆转局势。始料未及的是反对他的军事活动愈演愈烈。

1813年4月27日晚，我接到通知：法军再次逼近托莱多。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不久，奥利亚斯方向的道路上开始尘土飞扬。当法军走近时，我才看到一支法兰西骑兵分队，后面跟着一列步兵。我骑着马，因为有塔古斯河作掩护，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越河逃走，所以仍然可以在这里继续观察法军在平原上的行动。当法军分队到达离托莱多较近的地方时，骑兵离开纵队，飞快向城门奔去。于是，我离开了托莱多，来到了波朗。1813年4月28日早晨，在托莱多对面的洛斯帕洛斯山，我收到了《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公告》，并附了几份复本，注明日期，说服一个西班牙人把这几份公告放在托莱多的城门上。这次经历非常有趣，我不断地看到法军，几乎是在和法军对话了，这真让人兴奋不已。作为一名英国军官，我能从距离英军最近的地方转移到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还能安全地在敌营附近周旋几个月，这充分证明目前西班牙的舆论环境显然是支持英国行动的。1813年5月6日，前往波朗的骡夫们告诉我，法军正准备出发。后来从托莱多来的旅人把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的行军路线告诉了我。于是，我立即去抢占他的大本营。

趁法军离开时，附近的一小股游击队进入托莱多城，并表示希望关闭城门，以防法军杀个回马枪。向当地执政官提出这项建议后，当地政府随即召开了托莱多军政会议，并邀请我出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官员敦促说，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发起有效抵抗，那么，势必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激怒法军强攻，给居民带来危难和痛苦，并且，城里的西班牙游击队兵力匮乏，也没有严明的纪律来保卫托莱多。这种观点显然是审慎的。于是，政府官员们决定不做抵抗，并要求游击队离开托莱多，返回他们来时的地方。

法军轻骑兵的营地离我们很近，但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法军有人远离营地。直到1813年5月9日上午，有人看到一支法军轻骑兵小分队径直朝托莱多城门进发。很明显，他们是举着休战旗来的。成群结队的人涌向谈判场，骑兵们在托莱多城外勒住缰绳，与那里的西班牙平民交谈了一会儿。我在托莱多的城墙上等待这次交涉的结果。一个农民匆忙赶来，说法军军官在追问我的消息，得知我在镇上，便派他来请我下去，与他们谈判。我欣然应允。我艰难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把马拴在了尚博朗骠骑兵团的两位军官旁边。寒暄过后，我急于知道法军来访的目的，但装作只是好奇的样子。看样子，法军只是为了弄清是不是真的有个英国军官在托莱多。于是，我借故跟法军告别，回到了托莱多城里。那两位法军军官也很快消失在来时的路上。

1813年5月5日上午，在第四十五线列兵团和第五猎骑兵中队的护卫下，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再次进入托莱多城。我已经习惯法军这样“进进出出”，不得不把舒适的住处留给令人讨厌的法军，这多少令我有些恼怒。

整个托莱多都受到了战争变化的影响。不过，我对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感，毕竟在这里受到了那么多的关心和照顾，也渐渐习惯了这里。但一封被截获的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给利瓦尔将军的信里讲得很明白，他打算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俘虏我。

我想波朗不是个很安全的地方，便决定再往乡下撤离两里格远。像往常一样，我骑马去了洛斯帕洛斯山，晚上又去了丰特卡尼奥。丰特卡尼奥的一所乡村住宅四周都是树林，离主干道有一段距离。告别了托莱多的执政官后，我就躲在这个看起来很安全的地方，然后每天都出去走走，晚上再回来。本来由于孤助无援，连雪茄都没了的丰特卡尼奥执政官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好在我每天带来的消息，又恢复了他的信心。1813年5月16日从托莱多的高地回来时，我感到非常不适，决定不去比波朗更远的地方了。因此，我派了一个信使带着情报前往丰特卡尼奥，并嘱咐他，万一法军准备在夜间朝那个方向移动，要及时报告。我还雇了一个安达卢西亚人收集情报。他蹲守在通往托莱多的一条道路上，而一名西班牙中士则负责观察通往托莱多的另一条道路。这两人奉命从城里向前行进一里格，在高处侦察敌情—在那里，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确认任何法军部队的动向。他们如果谨慎而忠实地执行这项任务，是不会有丝毫危险的。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比任何一支法军部队更早到达波朗，从而帮助我尽快撤离。做好这些安排，我便睡下了。1813年5月17日1时左右，我在法军的骚动声中惊醒，但这声音不是来自托莱多，也不是来自可能存在危险的方向。1813年5月16日21时左右，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已经得知我决定在波朗过夜的情报。他决定立刻出动，给我来个出其不意。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有一支分遣队一直在他的营地附近徘徊，再加上他害怕邻近的西班牙游击队，便命令一支人数众多的分遣队列队前进：这支分遣队由第五猎骑兵中队和足足三百人的第四十五线列兵团组成。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的副官阿科斯特上尉奉命协同行军，不久便向波朗进发。在离波朗一里格远的地方有一家客栈，里面的人都被妥善安置，防止有人通风报信。随后，部队继续前进。直到接近托莱多城时，骑兵离开了大路，巡逻队封锁了通往房屋的各条道路，步兵直接向连接托莱多城门的街道行进。法军副官阿科斯特上尉把守住了可能逃走的路线后，便在他到达的第一户人家，狠狠地恐吓一个农民：如果他不立即引路，指出我经常到波朗去的那段路，就立刻杀死他。从得到的情报来看，他当时并不确定我在什么地方。1813年5月17日2时左右，我住处的大门外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随即，院子里挤满了法军。我住的这座房子虽然宽敞，但只有一层楼高；窗子离地面不算高，院子四周高墙耸立。转瞬之间就发生这种事，让我大吃一惊。逃跑已经没希望了，唯一的选择就是看看还能躲到哪里。我熄灭了灯，锁上屋门，退到后院的一间屋子里去，锁好门，想从一扇窗子里钻出去—这间屋子就这一扇窗户。我之前没有检查过，但后来知道这扇窗子被铁条紧紧地锁住了。没有别的出路了—前院的所有窗户都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法兰西步枪的枪头穿过了窗户。我知道卧房里挤满了人，喧闹声和嘈杂的呼喊声说明法军正在焦急而快速地搜寻我的踪迹。最后，接连不断的猛烈撞击终于撞开了房门。我知道已无路可退，便向阿科斯特上尉投降，走上前请求他命令士兵们离开这间屋子，允许我整理好仪容和着装。于是，士兵们向马厩走去，来到了一个英国马夫的卧室—他是我唯一的随从。可不一会儿，士兵们就回来向阿科斯特上尉报告说马夫跑了。这似乎不大可能：这些不速之客毫无预兆地来了，这所房子也完全被法军包围了，马夫是怎么悄无声息地逃走了呢？又过了一会儿，几个法兰西腾跃兵兴高采烈地大笑起来，把不幸的马夫叫了出来，原来他听到法军来了就躲在床底下了。马夫一出来便很快恢复了平静，甚至对喜怒无常、嘲笑他的法军微笑起来。

现在，骑兵中队被召回，法军分遣队在街上排成一列。法军从村里抢来了粮食和许多驮满货物的牲口，都堆在院子里。军官们聚集在我先前住过的房间里，开始与我攀谈起来。两个小时后，法军准备丰盛的酒席款待归来的勇士们。阿科斯特上尉接二连三地追问反法联军的情况：附近是否有英国士兵或者西班牙游击队？他们是否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对于这两个问题，我都明确否定了。这些事情来得太快了，让我一时间无法认真反思。直到离开了波朗，所有的烦恼才在我的脑海中爆发出来。法军军官对我非常热情，但一些士兵一旦脱离了军官的管教，就不那么客气了，甚至嘲笑我的处境，但我很不乐意跟他们打交道。再加上西班牙白葡萄酒加剧了法军本已幸灾乐祸的情绪，坚持要我无条件地同意“法兰西人是个勇敢的民族”。在我的请求下，法军副官停止了对房屋和家具的进一步破坏。就这样，不幸的房主似乎认为自己得到了相当大的宽待。

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出发了，在尘土飞扬中走上了通往托莱多的道路。我骑上法军从波朗人手中抢来的一匹马，跟在步兵队长后面，开始了这段路途。我的马也被法军俘获—先前我看见两个猎骑兵军官骑马背上，用武器拨弄马，以此取乐。

一刻不停地来到了一个旅馆后，法军士兵们大吃大喝，我却在想办法逃跑。在靠近托莱多的高地上，道路在城墙间穿过，周围是一些托莱多人的橘子园。我想趁这个机会，在没人注意到我时可以跳过这堵墙，钻进外面的树丛中。但押送我的人警惕性太高，让我没有丝毫机会逃跑，也不敢尝试，因为一旦失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一到托莱多城，我就被立即带到了大主教的宅邸，来见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起初，他的态度矜持、冷淡，后来逐渐温和起来，恢复了平常随和的举止。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谈话开始了。双方充分互信，像老相识在闲聊一般。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曾在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军队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先锋军指挥官，在西班牙待了很久了。1812年年初，在卡尔塔莫附近，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遭到了弗朗西斯科·巴列斯特罗斯将军的进攻，铩羽而归，当时麾下约有三千人，失败后向马拉加方向撤离。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看上去睿智又充满活力，四十岁左右，举止文雅，似乎并不缺乏知识素养。作为法兰西帝国的男爵，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的军职是旅长。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的骑兵部队直接听命于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由尚博兰骠骑兵团、第五猎骑兵团和第十猎骑兵团组成。而第十二轻步兵团和第四十五线列兵团组成的先锋军步兵团，是目前唯一驻扎在塔古斯河岸的法军。

在一名法军军官的陪同下，我获准到托莱多城散步。1813年5月18日18时，我返回大主教的宅邸。在这里，在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及几名军官的陪同下，我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1813年5月18日晚，其他人都已离开，我和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我们在大主教宽敞而优雅的客厅里聊了一个多小时，谈论着战争进程中普遍关心的话题，他的坦率令我十分惊讶。不知是因为我被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还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开诚布公不会对法兰西帝国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害，那天晚上，他比平时更健谈，我们谈及了许多超越彼此敌对关系的内容。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军事才华，生气地谈法军在俄罗斯战场上遭受的可怕苦难，半岛上无可救药的局势和约瑟夫·波拿巴的无能。一个陌生人如果无意听到了这些谈话内容，肯定会以为是同一阵营的军官在谈话，而不会相信是一位高官和俘虏在对话，更别说这个俘虏曾鼓动西班牙人起义反抗法军，切断了这位高官赖以生存的补给。

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法军在半岛上遭遇的困难和蒙受的损失。游击队是所有其他民间组织中最具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一旦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指挥出现失误，法军就不可能得到增援。达尔马提亚公爵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的离开让他感到非常遗憾，将会对他的军队士气产生严重影响。

1813年5月19日早上，根据安排，我们将前往奥利亚斯，去会见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1813年5月19日9时，我到了大主教的宅邸，准备离开。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命人牵着马，我们步行穿过街道。托莱多人对我在这里已经习以为常。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见我突然被捕，还是由于别的不明原因，他们都挤到各家的窗口和门口看着眼前这一切。看到这么多人，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十分惊讶，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托莱多的居民。在众人的注视下，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急忙匆匆离去。当他终于骑马出了城后，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才感叹起来：“托莱多人民的好奇心真是不同寻常啊！”

到达奥利亚斯后，我们被带到负责指挥第五猎骑兵团的上校住处，来到一间大房子—里面聚集了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及其副官与第五团的军官。

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既没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军人风范。他的体态显得粗野笨拙，给人先入为主地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坏印象：一副暴发户的样子，再没有比他更粗俗、更低级的嘴脸了。等他离开餐桌，结束了一番冷嘲热讽后，我被领进了参谋长的房间。他告诉我说，只要以名誉宣誓，我就可以重获自由。也就是说，我要么选择加入法军任意一支部队同法军并肩作战，要么选择跟随第五猎骑兵团前往马德里，留在马德里生活。这位法军参谋长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提议会被拒绝，因此，当得知我不愿接受假释时，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毫不迟疑地把消息告诉了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

众所周知，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早期，任何谈判都会遇到困难。所以我宁愿伺机逃走，也不愿被约定束缚，因为这种约定一旦生效，就排除了我逃跑的可能。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假释的约定是惯例，也没想过胆大的拒绝之举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才使自己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我不接受假释的唯一动机自然是希望能够逃脱。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交谈时，法军格外提防，一旦我逃跑就会被立刻击毙。指挥官吩咐卫兵押送我离开。约五十名第五团的士兵在街上摆开了阵势，牵过来一匹马让我上去。两个猎骑兵给卡宾枪上膛，分列两旁，不远处还跟着一名骑马的军官。一支部队在前面开道，朝着通往伊列斯卡斯的平原前进。离开奥利亚斯后不久，一位军官告诉我，如果我稍有偏离路线的情况，牵着我缰绳的猎骑兵将会朝我开枪，并且如果西班牙游击队出现，不管是碰巧还是故意阻挠，我都会首当其冲地被当作挡箭牌推出去。我也希望路上没有游击队员出现，这种焦虑的心情难以言表。路上我一度极其焦虑，一路疾驰，身后尘土飞扬，走近了才发现是第十师的猎骑兵。我们出发后不久，他们就奉命跟踪并监视押送我的部队，侦察有没有人来营救我。

到达伊列斯卡斯后，晚上我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待在一起，他们都很有礼貌，也非常热情。到了睡觉的时间，一名军官接到指示，带我去一个地方。有人冷笑着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让我休息。夜非常黑，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穿过几条街道后，我们来到了第十二轻步兵团的禁闭室，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士兵们在四处走动，显然已经知道这名俘虏要由他们负责。带我过来的军官向我告别，祝我在这里一切舒适，之后又带着苦涩的讽刺说，我无疑可以睡个好觉了，因为我睡觉时，第十二团勇敢的掷弹兵在“保护”着我，他们一刻也不会离开我。就这样，监视一直持续到1813年5月20日。皮埃尔·伯努瓦·苏尔特将军抵达伊列斯卡斯后，命令一名卫兵立即出发，把我交给马德里当局。在我短暂停留伊列斯卡斯期间，法军军官们，特别是第十猎骑兵团的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对我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的指挥部似乎是许多法军军官的聚集地，时常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天气晴好，花园里全是第十猎骑兵团的精兵。有一次，我有机会亲眼见识了法军对西班牙游击队越来越深的恐惧。枪声响了一上午，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并没有在往常的时间回来。大家都很焦急，纷纷猜测他是否落入了游击队的包围圈。在离游击队最近的地方随便走动当然是件危险的事，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却偏爱这样，很可能会给军队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终于，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回来了，还好没有遇见游击队，只看见几只鹧鸪。他心情大好，大家也都活跃起来，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吕岑战役

拿破仑·波拿巴远征俄罗斯帝国的灾难给远在半岛的法军军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相信法军的实力，相信法军的不幸完全是由于气候的影响，也为了让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地位在忠实而热情的崇拜者心目中丝毫不会降低，关于俄罗斯战场上的详细报告在法军中广泛传播。吕岑战役的消息刚刚传来，但拿破仑·波拿巴是否亲自指挥了这场战役还无法确定，而这次非常重要的战役细节在“南方军”中还不为人所知。军官们推测，留下负责收拾大军残局的欧仁·德·博阿尔内，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有机会对质疑欧仁·德·博阿尔内性格和学识的人提出看法，而回答都是一边倒地偏向于欧仁·德·博阿尔内。我个人倾向于把他的地位和成就更多地归因于他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关系，而不是他个人的功绩，却遭到了坚决的否定。法军军官认为欧仁·德·博阿尔内是一位杰出的军官，并且深受民众爱戴。在俄罗斯战场表现得极其出色，体现了他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他参加过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所有伟大战役”。

欧仁·德·博阿尔内

后来，关于波罗底诺战役和马洛-亚罗斯拉韦茨战役的文字记载表明，这些军官对欧仁·德·博阿尔内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以英勇无畏、毫不退缩及忠心耿耿的骑士精神而著称，必将永载法军史册。欧仁·德·博阿尔内在一切逆境面前取得的荣誉无人能及。他坚定不移地为法兰西帝国的荣誉而战，不仅为人亲和，而且常怀感恩之心。

波罗底诺战役

马洛-亚罗斯拉韦茨战役

他生非君主，却与君主同辇。

法军军官们对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充满信心，可以从一个事例见得：在谈到欧洲大陆的战争时，人们注意到法军遇到了一些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同时注意到了几乎不可能脱身的原因。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只想知道法军在灾难面前采取了什么作战方式去扭转局面，他只会说“皇帝认为……”，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或最危险的战事中，也可以绝处逢生，取得胜利。

1813年5月20日，我与路易·约瑟夫·奥古斯特·加布里埃尔·圣-洛朗上校告别，进入了马德里。在普拉多大街，我遇到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纪尧姆·拉丰-方布兰克将军和维诺将军。当时，我受到了最令人不齿的对待，尤其是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他负责指挥首都附近的军队。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的脸上写满愤怒之情。作为在场的高级官员，他对我讲了一番话。对话很简短，没有任何恭维客套之词，内容如下：

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鲁·利思·海伊。

什么军衔？

上尉兼副官。

就是你发表了反对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言论，并且寄给我是吗？

是的。

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文明开化国家的官员竟然在上面属了自己的名字。(www.xing528.com)

我并不觉得一名英国军官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先生，这些出版物要花你不少钱。你要待在监狱里，等待宣判。

约瑟夫-利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将军

这次出乎意料的谈话令人相当不快。谈话一结束，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就命令他的副官乔治·普雷沃斯特上校把我送往他的大本营。在大本营，马德里总督约瑟夫-利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将军签署了一道命令判我入狱。我们走到了阿尔卡拉大街，然后法军把我送进了丽池地牢。丽池地牢就在阿尔卡尼斯侯爵的宅邸，由钢铁打造而成。我被关在一间又矮又黑的屋子里，里面还关着十名西班牙囚犯，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屋子里只有一扇孤零零的窗户，用铁条紧紧地锁着，只能透进来一点新鲜空气。由于法军从不让我们出去，所以三天来我一直待在这个可怕的地牢里。当时天气非常闷热，真是苦不堪言。最后，由于法军其他军官再三规劝，铁石心肠的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才缓和了态度。他一直认为，我挑战了法军正在衰落的势力，所以惩处我犯下的罪行是合情合理的。在被关进丽池地牢的第四天，副官迪布瓦先生奉命来把我转移到一个环境稍好的地方，但仍不能获得自由。我很高兴能从令人作呕的环境中脱身，便急切地跟着迪布瓦先生穿过高级住宅区的林荫大道，经过阿托查街，来到了马德里法院的监狱。被安置在一间虽然阴暗但还算过得去的屋子，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迪布瓦先生在离开前告诉我，除了我的仆从和看守，我不能跟任何人有来往，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这里和我刚离开的地方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三天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宽阔的监狱围墙内是无尽的单调和乏味。我请求看守放我出去，他却一再拒绝，声称他非常乐意帮我，但害怕承担严重的后果。从他那里，我得知了最新的消息：法军和西班牙游击队都将离开马德里。1813年5月26日晚，一名副官的到访，证实了这个消息。副官还悄悄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会随一个车马队离开马德里。

1813年5月27日黎明，一队步兵出现在监狱门口，要求把我交给他们。然后，我们被编入了排列齐整的队列，向圣文森特门走去。法军没有给我们配备马匹或骡子，也没有把属于我的和仆人的衣服送还给我们。抗议也是徒劳的，显然，法军的本意就是要在各方面都给予我们异乎寻常的严苛待遇。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也不能流露出强烈的愤慨。应我的请求，一位军官允许我的仆人登上他所在团的一辆行李车，而我则跟着第八十八线列兵团步行前进。现在，从马德里逃出来的士兵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卫队。1813年5月27日上午，马德里城内一片混乱：有人在慌乱中随着部队前进，也有人迷惘而困惑地离开了此地。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人的立场给法军带来了危机感。一些达官显贵也被迫离开了舒适的家，与其他阶层混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法军的蔑视。大批的马车、货车或骡车被赶着向前，都混入了大部队。其余的大多数马德里人则默默地、鄙夷地看着法军离去。行军队伍中有一群人是我从前在丽池地牢的狱友，看上去其貌不扬，有的已精疲力尽。他们悲伤地哀叹，无力地发着牢骚，都无动于衷地任由法军士兵用刺刀逼迫他们前进。

车队在瓜达拉马村附近停下来过夜。顿时，原野上到处都是露天宿营的人。妇女和儿童从来没有露天睡过觉，现在只好躲在马车里，挤在一起煎熬地过上一夜。在第八十八团的宿营地里，我一直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旷野上待着。1813年5月28日，我们登上了瓜达拉马山，在山顶扎营。这是一个狂风暴雨、潮湿与喧闹交织的夜晚，加上没有任何遮蔽，更让人难以承受。就连习惯了在恶劣条件下作战的法军步兵，也极度不安，非常恐惧。从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就这样露天席地、和衣而卧，更何况地上湿漉漉的。现在我却只能尽量避免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并且守卫也不允许我找棵树躲避一下刺骨的寒风和连绵的阴雨。就这样，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地盼着天亮。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难熬、更悲惨的夜晚了，所有人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天一亮，可怜的宿营地就被遗弃了，车马队开始向历史悠久的卡斯蒂尔高原走去，沿着塞哥维亚公路前进。在方达圣拉斐尔附近，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率军超过了车马队，向埃斯皮纳尔前进。

在塞戈维亚附近，我们再次扎营过夜。开阔的田野上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好在已经展开铺盖的马德里人向我伸出援手，帮助我遮风挡雨，这才相对好受了一些，度过了一夜。

塞戈维亚是个浪漫的城市，有许多有趣的地方，其壮观的渡槽是半岛上最宏伟的古代遗迹之一。在一块高耸而险峻的岩石上，坐落着一座同样引人注目的城堡，那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州立监狱，里面收容了各时期的罪犯和无辜者。

城堡气氛阴森，加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气势，似乎在彰显着打击和震慑的双重目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为了确保经常与罪犯同住的无辜者的安全。深受爱戴的里珀达公爵约翰·威廉也在这城墙里面度过了一段传奇的人生经历。

里珀达公爵约翰·威廉

塞戈维亚的渡槽是图拉真皇帝花费最大、最能彰显其品味的丰功伟绩之一，由两排约一百六十个拱门组成，横跨山谷，其间坐落着人口众多的塞戈维亚。如果要论城镇的规模及气派程度，那么只有里斯本能出其右。

马德里总督约瑟夫-利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将军指挥护送车队，他认为，护送车队是个大累赘，于是对待盟友也毫不客气，轻蔑斥责。我现在坐在一辆西班牙人的私家的带篷车里，因此，有许多机会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行为。除了直系亲友，约瑟夫-利奥波德-西吉斯贝尔·雨果将军总是拒绝任何人的请求，并且常常粗鲁无礼。有一次，我从马车上下来，准备经过崎岖陡峭的路段时，无意中听到一个西班牙侯爵对家人说，他遭受的屈辱和痛苦比死还难受。清晨，法军士兵或威胁或嘲弄，把分散在原野各处的人集结起来。混杂在一起的队伍又要出发了。人们还不习惯军人的生活习惯，尚且没有恢复体力，有时还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仍被迫向前。无论这些西班牙人做过什么，我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当初拥护法军，现在却受其凌辱，被其鄙夷，还被驱逐出了马德里。

1813年5月31日，一到库埃利亚尔，我便住进了监狱。离开马德里后，这是我获准进入的第一所房子。很明显，这里极不安全，令人格外痛苦。一个步兵警卫奉命看守我，时常还会再加派一个哨兵。自从这次长途跋涉开始以来，负责看守我的警卫们都时刻保持警惕，让我丝毫没有逃脱的可能。徒步前进时，步兵纵队总是紧挨着我。乘马车时，他们则将我团团围住。晚上在宿营地里，总会有个哨兵在我身边转悠。当这个哨兵抱着武器打个盹儿，其他人就又醒了。我一旦走到离营地较远的地方散步，就会被立刻警告。监狱的墙加上看守，可以说是给我上了双重保险。这样一来，让我一直殚精竭虑的逃跑计划算是没有了任何希望。我们连续赶路，不分昼夜。1813年6月2日，我们到达了巴利亚多利德附近，但没有进城。我们渡过皮苏埃加河，在河右岸扎营。“南方军”的主力部队从不同路线行经杜罗河，在周围集结起来，这都预示着法军将继续迅速撤退。车队只允许在瓦拉多里德附近休息两个小时，随即又开始继续向前。现在，我们被收入“南方军”，与其一起行动。行动时又下起了大雨，虽然给我造成了困扰，但预示着法军肯定也会遭遇暴风雨，这令我非常高兴。1813年6月2日宿营时，一辆运输车载着一列巨大的火炮回到后方。我不无得意地问，这些大炮是往哪儿送，然后看到法军军官们的情绪有些沮丧。他们犹豫地说，这不过是为了转移阵地。在1813年6月2日的行军中，我们经过了人口稠密的锡加莱斯。锡加莱斯是约瑟夫·波拿巴的临时大本营，到处挤满了法军。锡加莱斯的面积似乎很大，供应充足。正好我们缺少粮食，于是，我派我的仆从骑上前一天买的一匹马驹前往市场，并命令他尽快赶回来。然而，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收到过关于他的确切消息。法军千方百计地轮番调查，结果也是徒劳无功。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当我的仆从。法军对他也调查了一段时间，但仍然对先前那个仆从的下落毫无头绪。这进一步说明他很有可能是被抢劫并遭遇谋杀了。第二天行军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可以证实这一点。第八十八团的一个士兵告诉我说，前一天他看到一个人倒在了队伍后面，没人过问。毫无疑问，他想告诉我他曾见过我的仆从，并且照他的说法，我的仆从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首先，我的仆从不会说法语，其次，他骑着马，可以毫无困难地超过一个疲惫不堪的士兵。但毫无疑问，他已经被谋杀，而第八十八团的这个士兵是这件事的参与者。我对失去仆从深感遗憾—他已跟随我很久。在我们刚和法军一起度过的令人难忘的日子里，他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留在我身边。

由于未获许可观察其他部队，我只好通过观察第八十八团的情况，了解法军的习惯和纪律。士兵们在行军时没有任何规矩可言，似乎军官们也觉得没必要经常对士兵提出要求。他们混杂在一起，有的脱离队伍单独行动，自由散漫地走进村庄，既没有人阻止，返回时也没有人盘问。士兵们偶尔会缺勤几日，但总会再次出现。因此，从他们的行军风格来看，有人倒在队伍后面却无人问津就不奇怪了。

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士兵们就立刻自行解散，各做各的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我看来，这些士兵似乎太无视纪律了，但当接到命令或执行任务时，他们却又严守军纪，井然有序。

1813年6月6日，车队抵达布尔戈斯，在阿尔兰松河岸的郊区短暂停留。我被送往监狱，好在看守们态度亲切。在这次行军中，第一次没有法军在屋里看守我。我很享受被发配到这里的孤独，并且不用多说，我也早已习惯那些并非自己选择的仆从。

1813年6月10日早晨，我离开布尔戈斯监狱，踏上了前往布雷维斯卡的道路。

现在，法军全线撤退，都已知晓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正在迅速前进。第十骠骑兵团的一名中士在莫拉莱斯的一次战役中被俘，加入了俘虏的队伍。我很高兴能从他那里了解到战役的辉煌序幕。

皇家近卫骑兵团和皇家骑兵卫队都加入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大军，英军第十九团和英王德意志骑兵团则渡过杜罗河。反法联军新招募了步兵，迅速更新了装备，并配备了一支火炮数量众多的精锐炮兵部队。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给养队及充足的交通工具，使大军行进更加迅捷，有效削弱了法军力量，打击了法军的士气。此外，众多西班牙军队加入反法联军，并且强大的游击队领袖们也立即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协同作战。

从拉梅古的杜罗河岸、罗德里戈城的阿基达河岸和科里亚的阿拉贡河岸出发，反法联军的各支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集中行动，对法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反法联军沿着法军仓皇撤退的路线，穿行在富饶而美丽的西班牙的大地上，着实令人振奋，前景一片光明。而这些都已完全实现，将被历史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在布尔戈斯，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看到的景象与去年撤离前的景象已截然不同。在第四步兵师和第五骑兵旅的护卫下，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侦察了法军的防御工事。法军迅速撤退，并炸毁了这些工事，造成了巨大的损耗，同时直接给先头部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法军以约瑟夫·波拿巴的“中部军”为首，向埃布罗河撤退，接着是“南方军”，最后是“葡萄牙军”。在布雷韦斯卡，囚犯们都被安置在教堂里。我睡在教堂里的一个石制壁龛里。当时，我的命运只有某天被押往法军的某个港口。天一亮，几个法军军官来到教堂，宣布将即刻出发。我听见声音就从冰冷的壁龛里站了起来，即刻出发的消息令人欢喜，同时意味着下一步我将重获自由。我高兴得无以言表，重新回到壁龛里。不一会儿，教堂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囚犯和看守都不见了，法军偶尔夹杂着几句英语的喧哗也渐渐消失了。当最后一个人离开时，我听见大门关闭的声音在宽敞的教堂里回荡。

托马斯·米尼奥·德·拉马蒂尼埃将军

我原本也能离开教堂—伯爵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希望能用我交换一名在巴达霍斯被俘的法军炮兵上尉。不过，前一天晚上，伯爵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给“葡萄牙军”的副参谋长托马斯·米尼奥·德·拉马蒂尼埃将军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下令把我拘禁在布雷维斯卡，直到他来为止。

门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不久，一位法军军官出现了，命令我跟着他。我被领到一间小小的拱形房间里，里面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地板上铺着稻草，但显然不怎么干净。稻草里的虫子看到一个受难者来了就高兴得飞起来，开始在我的四肢上肆虐。类似这种昆虫都很贪婪，肆无忌惮地不断叮咬我。这地方比雷蒂洛更糟，让待在里面的人完全无法忍受折磨。

第一百二十二线列兵团的德奥赛上校察看了监禁我的地牢，想要赦免我。德奥赛上校外表看起来非常时髦，他的绅士风度立刻点亮了我的信心。我觉得快要摆脱令人发指的窘境了。很快，德奥赛上校毫不犹豫地答应要释放我，并让他的副官陪我一起前往布雷维斯卡的大本营。碰巧，这位副官和托马斯·米尼奥·德·拉马蒂尼埃将军的人正好有矛盾。我看到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显然心情不太愉快。副官认为在与其他法军军官谈话时，让一名英国军官在场是非常无礼的，于是，命令一名士兵把我暂时带走，并且盯紧我，直到接到下一步指示。

我对副官的容貌记忆犹新：浮肿的脸上流露着强烈的仇恨。我顺着窗户打量了他一眼，他转过身来，望着窗外，似乎恨不能立即施展刑罚。不过，他没有这个权力。他在任何场合都对英国人表现出明显的厌恶，这在军中无人不知。德奥赛上校给他的警告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也没有让他产生敬畏之意。在布雷维斯卡的大街上，我最后一次不幸与他相遇。

德奥赛上校对这位副官表现出来的偏见表示遗憾，这足以看出一个绅士和一个背井离乡成长起来的武夫有明显的差别。德奥赛上校出身于显赫世家，生活在上流社会。他外表出众，彬彬有礼，举止大方，无拘无束。两天来，我受到了盛情款待，看起来德奥赛上校都是真心实意的。他与我畅所欲言，非常风趣。我对法兰西帝国的宫廷风俗习惯十分熟悉，对宫廷人物的轶事也很感兴趣。拿破仑·波拿巴在杜伊勒里宫向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致以崇高的敬意时，德奥赛上校正好在现场。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元帅从莫斯科回来时，庆功会刚刚开始，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从来没有在这种场合露过面。虽然埃尔欣根公爵米歇尔·奈伊来晚了，但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一看见他就朝他和周围的贵族及元帅们喊道：“勇敢的勇士们！”这句话意义非凡，是领袖对一个副官做出的最高赞赏。他们丝毫不会怀疑皇帝拿破仑·波拿巴英明而伟大的领导。

第一百二十二团是让-皮埃尔-弗朗索瓦·博内将军所辖师的一支部队，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马尔蒙元帅特别注意到这支部队在萨拉曼卡战役中的英勇行为。萨拉曼卡战役的灾难似乎给法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其他场合的失败不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想否认事实或是去辩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一般都毫无根据，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或者减轻自己的窘迫。法军承认在萨拉曼卡战役被英属葡萄牙军击溃了。在战役中，法军大多数将军或死或伤，兵力锐减，几乎全军覆没，士兵们对此印象深刻。虽然，各军的表现都受到了批评，但让-皮埃尔-弗朗索瓦·博内将军的师在英军中以其刚强的意志与果断的行动引人注目，这让男爵德奥赛上校也非常兴奋。

1813年6月14日，“南方军”的大本营迁至布雷维埃斯卡。不久我奉命去见总指挥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我穿过挤满士兵的街道，接受了卫兵的盘问后，被带到了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面前。从随行的军官那里得知我的身份后，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立即开始批评我在托莱多的行为。与让-弗朗索瓦·勒瓦尔将军的措辞截然不同，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说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其和蔼可亲的态度表明，从个人角度来讲，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对我并没有敌意。不过，他轻蔑地提到了反法联军，还肯定地对我说，“皇帝即使失去了一支军队，也仍然会有另一支。”在这次会见中，最令人愉快的就是结束时，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说，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将推荐一名现役的英国军官来交换我。同时，他还想让我转交一封信，并且如果我同意，他答应立即派我到前线去。

1813年6月16日，“南方军”从布雷维斯卡向潘科尔沃前进。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首席副官阿诺德上校骑着马走在行军队伍中，对反法联军没有出现感到非常惊讶。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盘算什么呢？居然允许全面撤退的法军沿大路悠闲地前进，既不来骚扰，也不追赶。法军连一辆马车都没有损失，这让阿诺德上校感到费解。不过，谜团注定会很快解开。

1813年6月16日，我在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府里还会见了其他许多官员，其中包括达里索将军、马蒂将军和雷蒙德将军。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夫人似乎对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变化感到遗憾。在她看来，只有回到法兰西帝国才是让人高兴的事。连续行军的种种不适令她心烦意乱，加上一个三岁的孩子—与拿破仑·波拿巴同名—让她心力交瘁，最终，她彻底厌倦了战争。

在潘科尔沃，我又遇见了让-皮埃尔·马朗森将军，一整天都和他在一起。所有法军都聚集在潘科尔沃城内及其周围。一座坐落在巴约讷到布尔戈斯之间大路上的堡垒是潘科尔沃的防御要塞，耸立在陡峭的岩石上。山谷非常狭窄，几乎没有路；山涧湍急；整个山谷崎岖不平，保留了未经开垦、极其荒凉的原始样貌。

在法军缓慢后撤的同时，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积极地利用了这段时期。1813年6月1日到2日，他率军渡过了杜罗河，1813年6月7日渡过了卡里翁河，1813年6月8日到10日渡过了皮苏埃加河。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集结了许多精锐部队。1813年6月12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侦察了布尔戈斯。正如前面提到的，法军已经放弃布尔戈斯。此后，反法联军毫无阻碍地向埃布罗河岸挺进。法兰西将军们认为，反法联军不会走布尔戈斯到西班牙的维多利亚的主要交通线左侧的道路—农民的报告及当地人的小道消息都纷纷印证了这一点。再加上反法联军没有出现在法军立即撤退的线路上，更使人感到意外。尽管各种难以克服的困难，英国的将军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向前挺进，绕过潘科尔沃的坚固山口，绕过潘科尔沃和米兰达之间的所有障碍，越过法军右翼，通过圣马丁、罗卡蒙德和阿雷纳斯的桥，渡过了埃布罗河。1813年6月18日晚，当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获悉反法联军所有部队都在埃布罗河左岸时，法军才明白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睿智而巧妙的部署。

从预先谋划的目标、执行任务时遇到的困难及成功带来的积极影响来看，反法联军在埃布罗河左岸集结可能是半岛战争期间最绝妙的一次军事行动。法军的一切既定安排顷刻间被打乱了，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所有人都慌慌张张，紧接着就是连夜行军。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骑兵鱼贯而行。潘科尔沃镇挤满了笨重的载有军用物资的运输车，呈现出一片异常混乱的景象。留下八百人驻守要塞后，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率军直接向米兰达进发。米兰达仍然是法军“中部军”的大本营。我们在拂晓前到达米兰达，只休息了片刻。我现在由两队骑兵负责，可以骑马到队伍的任何位置。于是，我有机会在不同时间段观察整个法军的行动。随行的法兰西和西班牙政府官员让队伍看起来像一场盛大的制服展览：法军文职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西班牙的官员们都穿着刺绣的服饰。即使在上午，将军们也一直身着军装。在“南方军”的护卫下，许多身着军装、骑着马的女士也跟着伴侣继续前行。这些人鱼龙混杂，生活奢侈。法军默认第一个得到某个牲口的士兵可以将其据为私有财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军的行动。法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此诟病已久。

在法军骑兵队伍中，身穿绿色制服，头戴黄铜头盔的重装龙骑兵比在西班牙服役的其他骑兵都要优秀。猎骑兵和轻骑兵除了制服不同，几乎没有差别，都是各自兵团里的精锐部队，其马匹都矮小、健壮。猎骑兵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轻骑兵也很少有制服一样的。马炮兵身着蓝黑相间的制服，装备精良，纪律严明。

法军步兵则只有轻步兵和线列兵。线列兵团的每个营都有一队掷弹兵和一队腾跃兵。轻步兵团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轻步兵连。这些步兵都没有配备来复枪。

腾跃兵执行的是轻装部队的任务，而冠以“轻”腾跃兵的队伍在前线表现最活跃。

在法军各部中，最有效率的当属炮兵部队。这次，我有机会分别观察到法军的骑兵、步兵和炮兵，其中，当属炮兵装备最好，看上去一切都井井有条。

法军近卫骑兵是从当时在西班牙人数众多的骑兵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个个眉清目秀，经常整装上阵—这是精兵强将与众不同的殊荣。他们身穿蓝色长衫，头戴三角帽，束着宽大的牛皮腰带，这使他们在众骑兵中显得与众不同。龙骑兵团的精锐，则戴着皮毛制成的掷弹兵帽，身材魁梧，威风凛凛。

法军的纪律看起来并不像传言中那么严苛，军官们显然也没有遵循良好的纪律要求并采取必要的管理手段。在英国军队中，士兵和军官高低有别，区别非常明显。但法军中的军官与士兵往往能打成一片，我就曾看到一名步兵中士与他的指挥官手挽着手亲密交谈。不过，与明显散漫的作风相比，法军在执行任务时的表现堪称完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旦做好准备，士兵们就会迅速行动，雷厉风行。习惯成自然，即使在最无奈的情况下，法兰西士兵也不会嫌弃营地条件艰苦，他会拆下近身的帐篷顶用来生火。而面对同样恶劣的条件时，英国士兵决不会卸下自己的装备。当与自己的膝盖、桶帽挨得很近的木头被点着，开始噼啪作响时，法兰西士兵便会耸耸肩，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直到火正旺，煮好汤，他才有时间去有意无意地思考下一步的打算。

在行军时，法军步兵似乎不知疲倦，其前进速度非常惊人。他们穿着又长又重的大衣在路上疾行，不知疲倦。他们不在乎必需肩负的沉重装备，有时甚至能看到法军背着一些多余的、沉重的物品。在行进队伍中，我曾看到士兵们肩上扛着轮盘赌桌。

为了减轻携带食物带来的麻烦，法军用绳子把几块圆形的西班牙面包串起来，挂在交叉皮带上，或者来回晃荡着搭在背上，偶尔会绑在掷弹兵的短剑上。

经过三十二英里的长途跋涉，1813年6月19日晚，“南方军”进入西班牙的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城拥挤不堪：约瑟夫·波拿巴的宫廷成员及警卫、城中心的各支队伍、“中部军”的大本营和一些骑兵已经占满各座建筑；街道上更加混乱。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军队中也有许多后勤和文职人员难以管理，让局面更加混乱。

与我同时离开马德里的车队还没有抵达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法军似乎没有打算放弃埃布罗左岸的地区，因此，许多西班牙难民希望能在阿拉瓦省的首府结束这段时间以来迫不得已踏上的逃难之路。反法联军穿过埃布罗河，让法军指挥官们从美梦中惊醒。我去拜访了一些西班牙旧识，发现他们正在为第二天前往巴约讷的车队做准备。夜晚时分，为了庆祝法军的到来，西班牙的维多利亚灯火通明。每家每户都有法军入住，所以不难理解维多利亚人为什么要对法军表示敬意。整个晚上，法军军队摆开阵势，遍布全城。农民们被迫协助建造临时的地面工事，并向工事中运送了一百多门大炮。

1813年6月20日清晨，除了国王约瑟夫·波拿巴的车队，其他所有车队连同分属于各支军队的行李都即刻出发，离开了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前往伊伦。视线所及之处，马车和篷车连绵不绝，蜿蜒穿过富饶、美丽的山谷。

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所处地势较高，被远处的山脉包围，就像一座圆形剧场。除了城市本身地势很高，它邻近的乡村也几乎处在同一高度，地势稍高。城市西北方向一英里外的地方是萨多拉河。萨多拉河一条相当大的河流，河上有几座桥。西南部较高的地方有一条宽阔的大道，连接普埃布拉与潘普洛纳。潘普洛纳地理位置特殊，位于山谷正对面，巍峨耸立在加马拉马约尔和阿贝丘科村上方。维多利亚风景优美。法军与反法联军的距离很近。在这种情况下，潘普洛纳周围极有可能成为异常惨烈的战场。

1813年6月20日上午，维多利亚民众似乎都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他们已经得知，反法联军近在咫尺，还占领了让-巴普蒂斯特·茹尔当元帅所辖的多个阵地。看得出来，反法联军目前非常活跃，行动频繁。反法联军穿过城镇时，炮声和车轮声不断。离开维多利亚的庞大车队似乎也没能减轻该镇的拥挤状况，街道上仍然非常混乱，没有人来恢复秩序。一片混乱中，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副官来了，命令我立即到他的大本营去。振奋人心的消息是由一名陆军少校转达的。他指示我准备离开，并表示他打算跟我一同去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住处。离开维多利亚时，在通往城市的林荫大道左侧，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法军的后备军械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野战炮。壮观的大炮排列整齐，布置得相当有气势。陆军少校特别提醒我注意这个场景，仿佛他已断定这是我对法军的最后印象，之后又命令我立刻闭上眼睛。我们很快就到达了阿里涅兹，并被带到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住处。进行了一整夜的安排部署后，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他的夫人及手下的军官们都聚集在客厅里。我一直陪着他们，直到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出现。

早晨，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副官亚历山大·戈登上校带着一封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写的信，到达了前沿哨所。信中同意了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提出的交换条件。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信守诺言，立刻决定把我送到最近的反法联军驻地。在准备送我出发的这段时间里，法军军官们谈笑风生，十分亲切。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夫人认为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讽刺的是，她请求我说，如果她被反法联军俘虏，我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为她争取优待。这番俏皮话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欢声笑语。随后，大家目送我离开。我被蒙着眼睛，骑在一匹马驹上，戴着一顶当时英军戴的又低又小的三角帽。法军经常因为帽子而嘲笑我，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装扮让我变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然而，法军以友善而美好的祝愿结束了送别场面。一想到要回到同伴们中间去，我心里就高兴极了，所以不计较太多，再三跟法军告别后，就离开了这些看似无忧无虑的人。

护送我前往反法联军大本营前，法军为挑选护卫队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支护卫队由精锐的第二轻骑兵团和第二十一猎骑兵团的人马组成，还包括了一名少校和一名小号手。一经过最后一个法军骑哨，我便被解开了绑带，终于有机会观察周围的情况了。道路崎岖但一路上风景如画。最后，在一个树木掩映的山谷里，出现了一队葡萄牙骑兵。法军号手一看到他们就开始铆足了劲儿吹号，还挥舞着一条白色的手绢，示意和平，但毫无效果。面对直接向着阵地逼近的法军，葡萄牙骑兵显然很惊慌，对法军发出的信号置之不理，急忙骑着马跑回去，到步兵营里发出警报，但其实这毫无必要。警报大作，我们只得谨慎前进，直到有些葡萄牙骑兵停下来才发现只不过是一支举着一面免战旗的队伍，但对葡萄牙人来说，这显然是一次不受欢迎的意外。这次我注意到葡萄牙骑兵十分鲁莽，有失军人风范。不过，我这样说也并不指望能对这支部队产生什么影响。在此之前，我曾目睹过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姿，也曾对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保持良好的举止表示过我的敬意，但刚才他们见到稍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说明他们对法军已经恨之入骨。

一个反法联军军官模样的人过来确认发生了什么事。在告知举休战旗的目的后，法军护卫表示没有必要继续往前了。于是，我们又寒暄了几句，便分开了。随后，法军护送队伍消失在了两军阵地之间的山林中。从第十八骠骑兵团的欧文上尉那里得到了有关部队的近况后，我感到很好奇，便决定到前线去寻找第四师。会见了劳里·科尔爵士之后，我和他一起朝前线进发。一到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的住处，我就如愿见到了罗兰·希尔爵士、威廉·贝雷斯福德爵士、鲁克上校和查尔斯·菲茨罗伊勋爵。一名副官传达了我被放回来的消息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即刻接见了我。我把在法军阵营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军将领们站在各自立场上各执己见。对此，我提出了一些佐证。

我和不同的法军部队一起行军，从每支部队那里都得到了情报，也许还了解到法军的真实实力和兵力。虽然我的观察不够完善，但通常这种确定性的情报很少能在作战前夕得到。

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曾委托我给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捎一封信。信中说他已按照协议恢复了我的自由，但在和我做交换的军官离开英国前，我仍必须继续保持假释，不能以任何身份对抗法军。

这当然令人不快，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回来已是一件幸事。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直都想方设法营救我，现在终于能够毫无顾忌地对法军采取行动了。毫无疑问，奥诺雷-泰奥多尔-马克西姆·加赞将军偶尔有些意气用事，但整体来说，他对我态度友善，也算照顾有加。

基于上述情况，我注定要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做一个旁观者了。傍晚时分，在查尔斯·菲茨罗伊勋爵的陪同下，我骑马来到罗兰·希尔爵士的住处，焦急地等待着明天即将发生的重大战役。

查尔斯·菲茨罗伊勋爵

非常巧合的是，1813年6月4日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在德意志达成停战协议的情报本应及时传到西班牙的维多利亚，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大战即将爆发的前一天才得知，幸好有一名英国军官向他原原本本地报告了此事。

1813年6月21日早晨阳光灿烂，清新怡人的空气并不能阻挡一场大战的来临。罗兰·希尔爵士的部队沿着布尔戈斯到维多利亚的大路前进，穿过了附近的拉普埃布拉。这条路正是我两天前跟随法军走过的。罗兰·希尔爵士指挥的是右翼，肩负着击溃法军左翼的重任。

法军占领了从拉普埃布拉高地到加马拉马约尔高地的广大地区。最前面的是“葡萄牙军和南方军”，部署为“中军”，还有骑兵作为后备，除了少数部队，整个军队部署在萨多拉河左岸和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前方。

戈米查村附近是阵地上最易受攻击的地方，所以法军已经部署了大量的火炮。由于前面有萨多拉河作掩护，后面有一条通往巴约讷和潘普洛纳的大路，所以即使在最危及的时刻，也可以确保全身而退。从法军阵地的一方到另一方的通信顺畅无阻。比勒陀利亚附近的洼地是骑兵的唯一战场，一旦战斗打响，便会横尸遍地，双方更是僵持不下。法军因阵线拉得过宽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当多支部队同时对其防线进行机动进攻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1813年6月21日上午，罗兰·希尔爵士的部队已经接近米兰达路，在其与萨多拉河上的磨坊之间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派遣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率西班牙团的一部分士兵进攻法军左翼，把法军赶下拉普埃布拉的制高点。在一片树林的掩护下，西班牙人登上了陡峭的山坡，在山顶上与法军短兵相接。几乎就在同一地点，步枪时断时续地射击了一段时间，这证明我军已开始对法军施加压力。巴勃罗·莫里略将军凭借素有的无畏气概带头发起进攻，虽然身上两处受伤，但只是请求增援，拒绝离开战场。罗兰·希尔爵士命令亨利·卡多根上校临时率领一个旅上去增援，以确保取胜。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开始担心侧翼的安全，便从中路军队分兵，在拉普埃布拉高地的山顶上集结部队，与英西联军狭路相逢，展开了一场遮天蔽日的激烈战斗。亨利·卡多根上校率领的旅向前推进，被一颗毛瑟枪子弹击中，受了致命伤。他知道生还的希望渺茫，便没有想着让人把他抬出战场，而是满腔热血地留在原地，想要目睹战友们赢得胜利的一幕。他的阵亡令人深感遗憾。这个鲜活的例子说明了一切皆无定数，也诠释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可望而不可即。战斗前的一个晚上，当得知将要上战场时，亨利·卡多根上校欣喜若狂。当作为英雄旅的指挥官时，这位杰出的先锋官达到了理想的顶峰。而当战斗结束后，他却被列入了死亡名单！

1813年6月21日的战斗

英军第二师的一个旅由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四团和第三十九团组成，在奥卡拉汉上校的指挥下，奉命攻占阿拉瓦省的苏比哈纳。尽管法军负隅顽抗，第二师还是很快完成了任务。英军攻占苏比哈纳后，法军不断试图夺回控制权，这使奥卡拉汉上校不得不面对艰苦的拉锯战。然而，他英勇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法军中路军队和左翼都被包围，这为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争取到了发动决定性进攻的时机。

英军有几个师在离战场相当远的地方扎营过夜，之前谁都没有预料到这条线路会造成延误，结果却对法军左翼的进攻开始地略微早了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确定法军中路军队确切的行动时间。

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离开法军，所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想问我几个问题。战斗刚刚开始，在征求了罗兰·希尔爵士的同意之后，我就去参见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并有幸在这最重要的一天里一直跟随着他。

我上马时，指挥部的将军们都站在一处高地上。高地距离萨多拉河右岸很远，正好在阿里涅兹的对面。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带着望远镜，步行前往视察两军战况，特别是在拉普埃布拉高地上的战况。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穿着一件灰色的短大衣，西班牙刺绣腰带扣得很紧，一顶羽毛帽子彰显了他的身份。当你走近时就会不由得感慨：这位伟人将会主宰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命运。有人说，罗兰·希尔爵士的部队似乎没有给法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却说，事实正好相反，他看见高地上的将士们正在奋勇向前。我听到他对这些对将士们的赞扬时，心里激动万分。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第九十二团的士兵挥舞着军旗，沿着拉普埃布拉高地的山脊追击法军。尽管他们离我很远，但我能想象得出他们步履坚定，在山顶上英勇作战，正如他们的大不列颠祖先那般永不屈服。

维多利亚战场上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英军通过纳克劳斯和特雷斯蓬特斯之间的桥

在苏比哈纳德阿拉瓦的英军不断受到猛烈进攻，对法军中军的到来更加担心。尤其是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的炮火声宣告左翼的战斗也已开始。最后，有人向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报告说：“达尔豪西勋爵乔治·拉姆齐率领第三师和第七师到达门多萨，轻步兵师和第四师已经通过纳克劳斯和特雷斯蓬特斯之间的桥，渡过了萨多拉河。”托马斯·皮克顿爵士和达尔豪西勋爵乔治·拉姆齐很快就跟上来了。战斗打响，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反法联军开始渡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场面：灿烂的阳光下，一列列士兵遍布整片大地，什么都不能遮蔽这辉煌灿烂的景象。在已经投入战斗或正在迅速投入战斗的部队之间，枪炮声接连不断。法军的大炮还没有开火，但战火已经非常猛烈了。

英军与法军在维多利亚战场上展开厮杀

渡过萨多拉河后不久，第三师查尔斯·科尔维尔将军的旅遇到了大量法军，但很快将其击败。不过，由于急于追击，一片混乱之中，查尔斯·科尔维尔将军在一座山顶上又遇到了整装待发、准备迎击的两列法军步兵。我们也站到了高处，局势十分明显，根本不用瞻前顾后地考虑进攻的结果。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说，他能够预料会发生什么灾难，但他的冷静和沉着源于内心坚定的信心，并且他有办法迅速地补救预料之中的短暂失利。他继续观察着这支部队稍显混乱的进攻，令他惊奇的是，英勇的士兵很快恢复了阵型和纪律，竟然像早有准备一样迅速击溃法军。

阿里涅兹防御森严，让法军一度成功地抵挡了一切进攻。第八十八团是第三师最英勇的部队，一贯表现得十分出色，但还是退下阵来。最终，第七十四团和第四十五团攻占了阿里涅兹。在阿里涅兹上方的高地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枪林弹雨中下达了下一步作战命令。一天中唯一一次有悬念的战斗即将打响。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地说，法军“南方军”的确下定决心，背水一战。

在此，我必须说明一件事。此事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足以说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沉着冷静。

第一次进攻阿里涅兹被击退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在漫天枪林弹雨中想要下达命令，便当即转身指示我去传令。他突然想起了我当时的处境，说：“不行，不能让你这样做。”这件事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就在于，在当时混乱的场面中，当一次进攻不成，胜负未卜之际，他还能记起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且把我与其他军官从烟雾火海中区分开来，可见他头脑非常清晰，面对紧急情况仍泰然自若。

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米格尔·阿拉瓦将军及其手下的机要警卫回来时，发现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当时所处位置很容易暴露，感到非常震惊。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无动于衷，继续待在原地发号施令，直到英军攻占阿里涅兹，法军全面向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撤退。

放弃了第一个阵地之后，法军炮兵才开始向反法联军的进攻部队开炮。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不得不穿过大片火海，向右翼疾驰，以便查明战况。好在他的行进路线几乎全是平地，在经受了约八十门大炮的攻击后，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幸运地逃了出来，并且毫发无损。

经过阿里涅兹村时，我审问了一个法军第十二轻步兵团的伤兵，从而得知法军“南方军”的先头部队在阿里涅兹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截至目前，法军的撤退还算有条不紊。直到放弃了大炮之后，他们的阵型才开始变乱。而与此同时，反法联军正以最整齐有序的队型挺进。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看清楚了右翼的情况，便登上大路南边的高地，距离西班牙的维多利亚约一英里。他发现，在离城不远的平原上，法军已乱作一团，便派人去叫科洪·格兰特上校，命令他率骠骑兵旅沿卡米诺-雷亚尔河全速前进。途中，科洪·格兰特上校接到命令，要他向左边迂回，追击迅速撤退的法军。缴获大量火炮的报告不断传来。法军也正在匆忙穿过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向四面八方转移。为了阻止法军大炮立即派上用场，多数情况下，反法联军都把它们扔进了壕沟和狭窄的峡谷里。在那里，掀翻的大炮、车辆与伤亡士兵的尸体混在一起，法军败迹已非常明显。毫无疑问，这是法军全军覆没的证据，也是反法联军取得胜利的证据。现在，一长队马车、篷车和驮满物品的牲口从西班牙的维多利亚出来。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观察着法军的动向，感到十分惊讶，便向我询问前往伊伦的方向—他认为那条路应该更偏向左边。当他得知这一大批逃亡者正在前往潘普洛纳的路上，又了解到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一定会切断法军前往巴约讷的退路时，他就更加兴奋地催促军队追击。

法军转移的过程中，约瑟夫·波拿巴将珍宝装上王室马车

法军逃离维多利亚战场

约瑟夫·波拿巴在败军的保护下仓惶撤退

这时，英军第二师的队伍向右侧高地扩散。辉煌的景象真是无与伦比。克服了一切障碍把法军从前线赶出去之后，战斗就停止了。只待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一声令下，士兵们就会继续前进，以赢得更大的胜利。为首的罗兰·希尔爵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专注于肩负的特殊使命，一刻也不曾分心，始终以最出色的表现履行自己的职责。

法军完全消失在了维多利亚的前方，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便向维多利亚城前进，目的是让获胜的英军各部都继续向前推进。维多利亚城很少出现这种混乱的景象，但我没有时间去弄清原因了。英军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加速了法军的溃败。翻倒的大炮和马车、破烂不堪的篷车、被遗弃的囚车、受伤的士兵、平民、妇女、儿童及死掉的马和骡子，都让整个维多利亚城满目疮痍。人们已经开始忙着清扫战场。从前很少出现如此丰富的物资：除了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军队的战利品，还有其他军队的战利品，国王的私人行李，上面写有“皇帝御座”的四轮马车及一个装着一大笔钱—还没来得及分发的军饷—的军用箱子。珠宝、画作、刺绣和丝绸，凡是昂贵而轻便的东西，似乎都要小心翼翼地运送。正是有了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才让法军更加缺乏战斗力。

英军士兵们在约瑟夫·波拿巴的马车上发现了一些皇家收藏的意大利名画，便从画框里拿出画卷了起来。

在一次追击中，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手下的一名军官奉命去左翼打探战况，回来时带来了一把西班牙长剑，剑尖上约有三分之一都是血。这把剑是在战场上发现的。从奇特的形状可以看出，它是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的剑。在疾行追击的混乱中，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率领几个重装龙骑兵深入法军骑兵聚集的一条巷子里，因寡不敌众而无法脱身。危急时刻，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下定必死的决心，冲向法军骑兵，在混战中被击倒在地，当场昏迷不醒，遭到了人踩马踏，过了很长时间才被人发现。被人从满是死人和死马的狭窄道路上拉出来时，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身上已经满是淤青。

以上事情都发生在追击法军的过程中。而此时，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领导下的反法联军左翼也遭遇到法军“葡萄牙军”的顽强抵抗。“葡萄牙军”各师严阵以待，准备采取防御行动。他们已经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并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上风。

法军步兵虽然负隅顽抗，但还是被击退了。到了中午，法军被迫放弃了巴约讷公路上的重要据点。这样一来，反法联军不仅有效地切断了法军的撤退路线，而且直接危及法军整个阵地，使法军处于被动。反法联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正中法军要害。维多利亚全面开战，法军各方几乎同时遭到攻击。四处开花的战果让英军相当满意。

早晨，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沿着从毕尔巴鄂到西班牙的维多利亚的大路前进时，发现阿贝丘科的高地上有大量法军。约翰·奥斯瓦尔德将军命令第五师、丹尼斯·帕克将军率领的旅、隆加上校的西班牙军队及乔治·安森将军率领的骑兵旅迅速击退了法军。

占领高地后不久，反法联军就向加马拉马约尔和阿贝丘科等被封锁的城镇发起进攻。法军则全力加强了这些地方的防御，以确保萨多拉桥畅通无阻。

第五师弗雷德里克·腓力斯·鲁滨孙将军率部对加马拉发起猛攻。这支部队冒着猛烈的枪炮火力，平稳有序地全力向法军逼近，用刺刀逼退了狼狈的法军，把法军赶出了阵地，缴获了三门大炮。虽然弗雷德里克·腓力斯·鲁滨孙将军攻占了加马拉，但他的兵力不足以夺取加马拉桥，毕竟法军已经在桥的另一端集结起来。新的部队赶来增援弗雷德里克·腓力斯·鲁滨孙将军，加上特威代尔勋爵乔治·海伊将军率领的旅加强了进攻，使战斗变得更加激烈，并且伤亡惨重。为了争夺加马拉的控制权，在双方反复拉锯下，英军第五师坚韧不拔的勇气终于使法军的努力付之东流。加马拉桥及其附近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留下了双方殊死搏斗的证据。在这次战役中，英军第五师伤亡近五百人。

几天后，英军第五十九团的亨利·费恩上校去世了，令大家很遗憾。皇家卫队的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上校虽然头部有一处非常严重的枪伤，但还是逐渐恢复了健康。

乔治·海伊上尉在加马拉桥上英勇地组织强攻，受了致命伤，被送到了维多利亚。海伊将军在完成了白天的任务后，整夜都在维多利亚寻自己的儿子乔治·海伊上尉。然而，找到乔治·海伊上尉时，海伊将军才发现几分钟前他刚刚死去。

阿贝丘科村由英王直辖德意志团的科林·霍尔基特上校率领的轻步兵营据守，托马斯·布拉德福德将军的旅负责支援，并得到拉姆齐上尉的马炮部队和杜布尔迪厄上尉的火炮旅提供火力支援。法军似乎并不认为阿贝丘科与加马拉同等重要，没像在加马拉那样努力保卫靠近阿贝丘科的大桥，恢复这条横贯萨多拉河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至少有六座桥横跨萨多拉河，而反法联军的一部分队伍已经渡过了萨多拉河。罗兰·希尔爵士沿布尔戈斯大路出发，率领部队占领了萨多拉河左岸。劳里·科尔爵士率领第四师渡过纳克劳斯桥。轻步兵团从特雷斯·普恩特斯桥通过。达尔豪西勋爵乔治·拉姆齐和托马斯·皮克顿爵士在特雷斯·普恩特斯和阿贝丘科之间通过。托马斯·格雷厄姆爵士率领阿贝丘科和加马拉马约尔的部队。在这两支部队中，只有在加马拉马约尔的部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法军没有在阵地上集结。经过维多利亚后，再也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挡反法联军的迅速追击，而法军唯一的行动就是逃跑。虽然反法联军一开始缴获的法军大炮并不多，但随后法军完全抛弃了所有大炮。战场上的法军都觉得大炮带不走了，于是，炮手们都丢下大炮，在连绵起伏的广阔大地四散奔逃，然后任由随之而来的进攻部队占领炮台。

在维多利亚战役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英国炮兵部队参战。当然，每个旅都有伤亡。